在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强调中国发展的稳定性，认为没有出现重大危机。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改革开放30年期间，中国最大的危机是1989年危机，而最深刻的和持续性的危机则是政治领域和国家机器日益为市场关系所渗透。正如今天的金融危机一样，1989年的危机同样是国际政治与社会危机的一部分，可以视为苏东危机的前奏。像中国一样，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为什么中国没有像它们一样倒掉?究竟是哪些要素维持了中国的稳定性并提供了高速增长的条件?在经历了30年改革之后，这些条件本身发生了哪些变异?要讲中国经验的独特性等等，首先要回答的是中国与苏东国家、尤其是变迁之后的俄国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大分流。这个大分流至今仍然在延续。
中国体制区别于苏东体系的第一个特征
苏东体系瓦解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比如官僚体系与民众的对立、冷战政治中的专断政治，以及短缺经济带来的民众生活的困苦等等。这些要素在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但中国体制区别于苏东体系的第一个特征是，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发展的道路，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的主权地位。
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家常用“勃列日涅夫定律”这个概念嘲笑东欧国家的“不完全性主权”状态。在《华沙条约》体系中，东欧国家没有完全的主权，受制于苏联支配，苏联一旦出现问题，整个苏东体系都跟着垮掉了。二战后，民族国家的主权体系得以确立，但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非常少，不仅是苏东国家，即便是西欧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亚洲，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在冷战的构造里，它们的主权受制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同样是不完全性主权国家。在冷战的构造里，两个阵营都是结盟性国家体系，每一阵营中的霸权国家发生变化或政策转变，其他国家都会深受影响。
而正如中国革命过程本身有其独特道路一样，中国在建设时期也在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积极支持不结盟运动，随后又与苏共展开公开论战，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逐渐摆脱了有些学者所说的与苏联的“宗主关系”，确立了自己在社会主义体系、进而整个世界中的独立地位。这个过程有被迫的成分，也是中国当代历史中最为艰苦、付出巨大牺牲的过程。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家的政治性格向主权性的和高度独立自主的方向转变，在这一政治性格主导下形成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也是高度独立自主的。没有这一自主性前提，很难想象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也很难设想中国在1989年后的命运。
在改革开放进程开始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改革的前提。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改革来看，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自主性的改革，一个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改革，这与东欧和中亚的各式各样的、背景复杂的“颜色革命”截然不同。中国的发展不但与拉丁美洲的依附经济有别，即便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相比，恐怕也不能简约为东亚模式(尽管在国家角色、政府产业政策和某些发展策略方面有相似性和互动性)。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前提是自主的，而上述各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可概括为依附性发展。
中国的自我调整不是被动而是主动的
这个相对来说独立而完备的主权性格通过政党的实践来完成，这是20世纪政治一个突出的特征。无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曾经犯过多少错误，它当年的“反帝”和后来跟苏联的辩论，是完成中国主权性的最基本要素，在这些问题上，不能仅仅局限于个别细节加以判断。通过与苏共的公开辩论，中国首先摆脱了两党之间的宗主关系，继而才摆脱了国家间的宗主关系，形成了新的独立性的模式。
换句话说，这一主权根源是政治性的，是从政党关系和政治进程中发展出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独立性在国家、经济等领域的显现。在殖民主义历史中，规范性的主权概念与独立自主很可能没有关系，比如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在国际法的意义上必须是一个主权的国家，但这个主权与独立自主毫无关系。事实上，冷战时代的两极化构造逐渐瓦解，这与中国对这一两极构造的持续批判和斗争有关;没有中国的介入，美苏发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也要大很多。
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对改革的尝试，都曾出现各种偏差、问题甚至悲剧性的结果，但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的政府与政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这些调整当然发生在世界性的环境和条件之中，冷战、越战、经济封锁、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其应对的方式是主动的、是根据内外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调整，这就是独立自主这一口号的政治内涵。
中国也有纠错机制
作为一种政党的路线纠错机制，理论辩论，尤其是公开的理论辩论，在政党和国家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共产党内缺乏一种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机制，理论辩论和政策差异也曾导致残酷的权力斗争，但这些因素不应掩盖路线辩论和理论辩论在其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需要重新思考改革以来的一些习惯性说法，比如，就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现成的政策而言，“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其实没有现成模式是整个中国革命的特点。
没有模式的时候靠什么?靠的是理论辩论、政治斗争、社会实践。理论辩论在中国的革命和改革过程中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改革的理论源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就是从有关商品、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资产阶级法权等等理论讨论中产生出来的，也是从社会主义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孙冶方和顾准发表了有关价值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论文，其大背景是中苏分裂和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这个问题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再度成为党内辩论的中心课题。
没有这样的理论辩论，也很难设想此后中国的改革会沿着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发展。在知识分子层面，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到7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等问题从未中断。改革有其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理论源头。到今天，有关发展道路的辩论，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主要局限于政党内部，但理论辩论对于政策路线的调整意义仍然重大。如果没有体制内外发生的对单纯注重GDP增长的发展主义的批评和抵抗，对新的科学发展模式的探索就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中国知识界的辩论部分地替代了以往党内路线辩论的功能，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对三农问题的关注、2003年后对医疗改革的反思、2005年对国企改革和劳动权利的关注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理论宣传和社会运动等等，都对国家政策的调整产生了影响。理论辩论在引导方向的问题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现在常讲民主是一个纠错机制，其实理论辩论与路线辩论也是一个纠错机制，是政党的纠错机制。在20世纪的历史上，党内路线辩论时时出现暴力和专断的特征，对此进行深入和长期的反思是必要的，但对党内斗争暴力化的批判不能等同于对理论辩论和路线辩论的否定，事实上，后者正是摆脱独断、自我纠错的途径和机制。随着社会构造的变化，理论辩论不再局限于政党和国家内部，也发生、甚至主要发生在社会公共空间之中。因此，如何激发并创造有利于公共讨论的思想空间，是探求中国的发展道路、避免公共政策被特殊利益关系所左右的首要课题之一。 (作者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原题为《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原稿15000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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