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落空!
清朝的溃败败于战争，战争的溃败败于国力，国力的溃败败于缺乏人才。至道咸两朝，人才匮乏到什么程度呢?不妨用龚自珍的一席感叹作论：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痒席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
整个中国，人才匮乏已达极至，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腐朽而又有失仁道的用人制度，封建专制只是一个方面，“汉人为奴”的等级制度又是一个方面，在“重出身、重资历而不重能力”的用人思想指导下，仕大夫大抵自为官之日，便知终日，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朝见长跪、夕见长跪”无非是求得个保官升官，污秽不堪的“士林风气”浸染着整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倘若能出人才，也只属凤毛鳞角，哪会有人才辈出的繁荣景象?
几千年的中国，老而不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每每在存亡时刻，总能冒出些引领社会变革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魏源便是清朝末期众多仁人志士中较为突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突破了封建士大夫秉持“中国是天下中心”的陈腐观念，代之以“世界意识”教育国民看清自己的被动处境，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变革命题，这个命题不仅仅只影响着统治高层，而且影响了整个士大夫阶层，甚至还渗透到民众心中，至今仍根植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骨髓。魏源的思想体系未必全面准确，然而，其“见气渐开，智慧日出”的作用绝对不可否定。自此以后，价值重估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东海之民见西海之民便不再视为洪水猛兽。
面对洋人的侵略，清末的国人用“七万里一瞬而至”来形容。面对今日的局面，我也不禁有“一百年转眼之间”的感叹。当下中国与往日中国到底有何异同?四亿清朝臣民哀无才可用，十三亿国民人才又在何处?前日“211”，昨天“985”，今朝又是“千人计划”，到底从中又能拾来多少人才?距喊出“师夷长技”已近二百年，中华长技又在何处?距送少年辫子留洋也已近二百年，结果又是如何?拜师已久，长技何在?与我国相对应的有近邻日本，当中国遭遇鸦片战争的侵略时，日本也处在被英、荷、俄等国侵略的亡国时刻，亦不得不提出“文明开化”运动，明确提出“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日本的“开化”成功了，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技术上，日本师夷是成功的，并且早就尝试了“制夷”的愿望。中国呢?
事实上，中国非缺智慧之人，汉人自不在倭人之下，缺的是师夷的诚心、专心、会心，国人谓虚而不重实，忌妒之心极强，习长技俱无所施，有所施又无所得，有所得又无所拓。因此，欧美大也强，小也强，而中国则是小也不强，大也不强。表面上看，今日中国是爱才如命，然而这只是表相而已，抑或是“政绩”使然。己之人才弃如垃圾，人之弃材视如黄金。“师夷”已经被中国人异化为“拾夷剩”，“博采西学”被异化为“博赖西学”,“科学春天”的口号刮出来的却是“原创寒霜”的结局，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的“官化”与“钱化”已让科学成为政治的装饰品。可以断言的是：中国人并不在独立地研究科学，而是在“研究”欧美人正研究什么科学。依本人看，按目前的用人制度来师夷长技，恐怕会落得一个“蒸砂千载，成饭无期”的悲剧结果。
经历将近二百年的时间，“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始成败终”的局面呢?仔细思考以后，我想可能是中国人对“长技”的理解上出了大问题，片面地将“技”理解为“技术”和“技能”，工程学的诉求过于强烈，这种理解的最初动机也许是坚船利炮不如夷人被动挨打所致，后又因经济技术竞争所致，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更加扩展了“技术”的短期效应，这就让中国人始终停留在“技”的表面功夫，正如工匠学艺一般程序，师傅传多少便学多少，未传到的也就不懂，悟性好些的徒弟也能做些创新，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纯属偶然，弟子们要么是皮毛之变，要么是“麻雀下蛋，一代不如一代”。
魏源所提“技”决非单纯的“技术”，我想更正确的理解应当是科学，包括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技术。精神是本，技术是末，态度是保证。重末易出短期效果，重本需要有长期的耐心，本末兼顾既需要制度保证，还需要整个社会有一个“科学态度”的大共识，科学态度不是政治口号，也不是学术骗子的捞钱幌子，它必须成为整体国民对生活和对自然认识的基本价值观。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日本，它从欧美既取回来“末”，也取回了“本”，因而实现了属于自己的完整科学体系，有理论上雄倨世界的“诺奖”大家，更有世界上独领风骚的现代技术，它已经完全能够与欧美站在同一个科学平台说话，并且成为欧美尊敬的科技大国，日本国民的科学态度远在我们之上。反观中国，如果不算上某个时代靠吃苦耐劳获得的几样看家本领，至今仍然完全依靠外来的技术输入，“看客”的地位几乎没有任何根本性改变，新生代“海归”的天量增加没有从原创能力上导致质的革新。
一个国家，要实现单纯制造技术的现代化并不困难，在全球化时代，只要你开放市场，技术的输入具有国际性特征，输入的主动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只要在可控范围内，它可以让自己的科学成就遍布世界，从而赢回自己想要的利润，电视机、手机、电脑、汽车等现代商品产得再多，也不过是人家的智力剩饭，哪有一丁点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古国的零星贡献?中国只是全球化时代技术共享的受益者，而非现代化时代的贡献者，因为你无法在现代化的“符号”中找到哪怕一丁点“中国原创元素”。“现代化的中国”其实并无自主现代化的痕迹，“依赖”几乎成了一种永恒的话题，而给这一尴尬丑态进行粉饰的理由又永远是“时间”，只有“时间”能帮助某些人推脱自己身上的责任，很少会有人思考“日本时间”为何与“中国时间”总是那么长短不一，相对论的社会效应大概也有此解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本是革新者试图引导国人崇尚科学的渐变之举，却被误读为寄生之策，西人在宗教世界与科学世界中间曾经也用过“上帝为本，科学为用”的过渡纲领，却最终实现了向科学世界的巨大跨越，与之相反的是，中国正往“金钱为本，实用为体”的倒退道路上逆转，实在可悲!
不知何年何月何日起，媒体突然冒出了“湖南精神”、“北京精神”一类的广告词，虽然本人并没有理解其要义，然而毕竟还是提出来了。实际上，当下最为合适且必要的可能是要提出“中国精神”。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发动过多次维新运动，然而，总是维新而不新，结果无一不是返归到原来的封建罗网之中，科学精神每每臣服于政治强权，科学态度每每就范于封建迷信，科学技术每每让位于贪官腐败。整个中国莫不呈现出一种“虚气”，经济虚胖，人体也虚胖，“虚气”长期被误认为是“元气”，拜金主义的糜烂精神被误推为“中国精神”，“顺天颂王”又成为少数人乐于灌输的时代需要，从个体到家庭，再到社会组织，无不逐步沦落为虚伪的寄生宿主，说没有生存危机那是绝对的谎言。“中国精神”到底是科学精神，还是民主精神，抑或是兼而备之?是公民，你就得思考和面对。
“师夷长技”之设想无果，“制夷”之路必定无期，无论何时，统领变革者无所思且无所为，人民权利也只不过杯中之茶，可以喝掉，也可以倒掉。当苟且偷安、任人宰割、冷落麻木成为国民群体属性的时候，别说“制夷”之能力，又有何“制夷”之必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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