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
一
中国的孔圣人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先秦·孔子《论语·子路》）何“事”不成？利也。然而不可明言。孔子告诫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封建贵族，君子者也，故不言利，唯重正名；名正则言顺，言顺则利得，何必言利乎？首当其冲者自身之名也。故曰“精英”，不曰“封建贵族”；曰“精英统治”，不曰“封建贵族统治”或“封建官僚统治”。“爱屋及乌”[注]，当务之急或曰“封建”之正名。
然而“君子不言利”，已是逝去的古风；“言必称金钱”才是现代潮流。顺应潮流，可正其名，可得其利，鱼与熊掌皆得：“妓女”曰“性工作者”，其名顺其利“正当”；“汉奸”曰“英雄”，其名顺其利“正当”；“封建贵族”、“帮闲”、“封建官僚制”曰“精英”、“精英统治”，其名顺其利“正当”。“封建”曰什么来着？欲使其名顺其利也“正当”则颇费周折，还需“专家”们煞费苦心。
可恶的是马克思竟然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封建的社会主义。法国和英国的贵族，……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剌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自古天下之“英雄”，煦煦攘攘，皆为利而来，为利而狂，为利而亡。新生封建贵族们，不，“精英”们为利而痛恨老毛，痛恨马先生不言而喻。虽然是“封建的社会主义”，但好歹被举起的也算是“社会主义”的旗帜，要不是马先生不留情面，给冠上一个“封建”的定语，那么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也许就不会发现有什么异样而一哄而散了。于是为利之故，必正“封建”之名——如若论证了中国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或者封建就是好东西，即使见了臀部带有封建纹章，或者不知其为何物，或者以为是活宝，哪会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如此釜底抽薪之计，妙不可言。
自此，“为封建正名”也就蔚为大观，林林总总，难以尽列。信手沾来，略见一斑：
2011年11月23日gadfly的博客《为“封建”正名》道是：什么是“封建”，“封建”就是封土建邦（按：狭义的解释，广义则不止于此）。中国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帝国以来，从整体而言，从来就没有封建那回事儿（按：这不是历史事实，汉朝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推行封国制，封国包括王国和侯国，这种两种并行制又称“郡国制”。清朝宗室可以通过功封、恩封、袭封和考封等四种途径取得爵位。清初开国的“军功勋旧诸王”，有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和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等8人，被称做“八大铁帽子王”。他们有用兵权、议政权和旗主权，而且“世袭罔替”，其后代总有一嫡子原爵袭封），皇权的范围可以达到乡一级政权。所谓封建社会原是马克思对西欧社会研究而提出的社会发展五阶段中的一个阶段。中国社会与西欧社会大不一样，岂能硬套？西欧的中世纪社会，国王出了王宫就没有什么权，所以它封建而不专制；中国社会却专制而不封建。列宁在1912年写的《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中，首次将中国历史社会用普世式的“封建制度”、“封建主义”加以定义，然后经由中国激进知识人的社会史性质大论战，再经由某人的著作，终于蔚为大观，成为一个大潮流。之所以称它为大潮流，因为它不容怀疑反对，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此以后，一切被人们认为不好的东西都可以给它安上一顶“封建”的帽子，迷信思想叫“封建迷信”，包办婚姻叫“封建婚姻”，地主（其实只是一种投资方式）叫“封建地主”等等。其实，一些清醒的历史学家如陈寅恪、钱穆等人根本就不用“封建”一词来描述中国社会，为什么呢？所以，我们也应该清醒了。
2012年08月27日有“著名国学大师程千帆教授、周勋初教授的再传弟子，著名国学大师胡小石先生的嫡传”的精英级人物曰：“为封建正名：封建时代并不比现在差！封建的意思是“分封建制”，即把一个大国分成许多小诸侯国。我国从周朝开始实行封建，至清朝已有二千多年的发展史，经历代实践、完善，已成为成熟政治制度。它……这里仅就“尊重人权、生命尊严”一端略举二例：1，唐玄宗时有一年全国一年的死刑犯共计21人。 2，明代判处犯人死刑要皇帝亲自核准。”（按：封建朝廷“尊重人权、生命尊严”不是历史事实。封建朝廷无所谓人权，肆意大屠杀比比皆是。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秦宗权从郑州集合精兵进攻汴州（今开封），遭遇朱温的痛击而惨败。秦宗权立刻回师郑州，他和部下孙儒一起，成了“三光政策”的古代执行者，对郑州的百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一时间，郑州一带尸骨遍地，血流成河，残垣断壁，烟尘弥漫，悲号之声，不绝于耳。整个郑州地区一片荒凉颓败之状，原本繁荣热闹的郑州，成了惨遭蹂躏之地，秦宗权及其残暴之师在郑州制造了百里之内的无人区。秦宗权郑州大屠杀的暴行可谓令人发指。满清入关后也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满清朝廷发布过大量屠杀文告，其中最著名的，是满清官方资料《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爝火录卷四）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满清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紀》：“滿城杀尽，然后封刀。……”）有位老汪的先生干脆评论说：“我觉得是时候要对‘封建’这个词进行一下‘正名’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民主社会就真的比君主社会好吗？”一群人所热衷的正名，其用意已经很清楚了：封建到底还是一个好东西。
前者斥之为“从来就没有封建那回事儿”，后者曰“我国从周朝开始实行封建，至清朝已有二千多年的发展史，经历代实践、完善，已成为成熟政治制度”。一群“正名”的乌合之众各自胡言乱语，相互矛盾都无关紧要，殊途同归的仅仅是封建反不得。于是“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错了，不仅仅社会主义革命错了连民主主义革命也错了，孙中山错了，蔡元培错了，鲁迅错了，李大钊错了，陈独秀错了，周恩来错了，朱德错了，毛泽东错了，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了，因为他们甚至没有“清醒”过来。可见为封建正名，恢复名誉才是根本，其余的随便你爱怎样说。这是学术吗？显然不是，这是新生封建贵族及其追随者叫春。只要“封建”恢复了名誉，“精英统治”（封建官僚统治）也就名正言顺了，权力之下的特殊利益也就唾手可得了。这才是为“封建”正名闹剧的关键诉求，而与对封建社会制度及其两个不同的阶段——分封制和官僚制的历史进步意义及反动作用并无关系。如今利欲熏心的新生封建贵族只关心自己的特殊利益，根本不在乎什么学术评价。
二
至于学术研究，倒是有相关的内容，但讨论的则是另一码事。只不过是新生封建贵族及其追随者心有灵通一点通，善于加以利用来为做为自己的理论“根据”而已。统治者历来如此。孔丘、董仲舒、朱熹的学术理论被统治者阉割而改造成了正统的统治思想。两者却不完全是一码事。
关于中国历史的相关争论，始于中国有无奴隶社会的学术讨论。
陈吉生《试论中国历史学的无奴学派》的论文指出：“一些历史学者大胆突破建国后定性思维的藩篱，打破教条主义条条框框，重新提出了中国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李达先生，早在1926年出版的自著《现代社会学》中，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考察了人类社会经过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展望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他还于书中特别表述了殷商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李达于1935年出版的自著《经济学大纲》中从经济结构的特征等方面，又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郭沫若先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众星捧月”的“有奴论”导师。”“继1979年发表《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后，黄现璠再接再励，紧接着于同年11月14日又公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侯绍庄等同志商讨中国奴隶社会问题》（广西师范学院油印，1979年11月14日）一文，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无奴论”主张。两文发表后，立即得到了史学界有识之士的积极回应。”“黄现璠进而通过对马恩学说关於奴隶制论述的分析，通过对日耳曼、南斯拉夫、西斯拉夫、东斯拉夫、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越南等一些民族和国家古代史的简略论述，通过对“亚细亚生產方式”的詮释，通过对希腊、罗马古代社会与东方古代社会的比较研究，通过对古文字“眾”、“民”、“邑”、“方”、“夕”、“庶”、“鬲”、“苣”、“仆”、“臣”、“宰”、“隶”以及“农奴制”、“生產工具”、“土地私有制”、“殉葬”、“家庭”、“奴隶数量”、“家庭奴隶”、“战争俘虏”、“贡助彻”、“父权家长制”的剖析，从而得出“三点结论：(一)世界古代各国歷史发展，绝大多数都没经过奴隶社会，直接近入封建社会，即希腊、罗马典型奴隶社会，也不是一开始就直接进入奴隶社会。(二)由无阶级的社会进入有阶级的社会，最初被压迫剥削的阶级是农奴，不是奴隶。农奴的產生，比奴隶早。因為农奴制的封建社会制度，最容易与农村公社制度结合起来。农奴產生的条件，也比奴隶简单，故首先发生。(三)家庭奴隶制的產生，也比较容易。世界各国古史都有。人们常误会他们為奴隶社会，多半由此。但制度是现象，不是本质，是一回事，能否达到奴隶社会，又是另一回事，不能相提并沦。””“黄现璠先生所主张的中国在原始社会之后，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而是直接进入“领主封建制”社会的新说”。“有奴论的郭沫若派四大干将白寿彝、杨宽、吴大琨、田昌五皆相继转变立场，放弃原来的“古史分期五种形态”定式，赞同无奴论。”这显然是一场严肃的学术讨论。而且并没有彻底否定马克思的理论原则的现象存在。这与当今企图彻底否定马克思的正名运动不是一回事。
百科名片“无奴学派”指出：“罗新慧博士在1998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中指出：“古史分期问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近年来又趋于活跃，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五种生产方式说’遭到怀疑，否定奴隶时代在中国上古时期的存在，成为一些史家的共识。”可说道出了“无奴学派”主张日益为史学界有识之士广为接受的实情。”“厦门经济管理学院高级讲师曾飞亦说：“（以往）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等五种生产方式的循序更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的教条式社会发展阶段论更是严重阻碍了学术研究，迫使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不敢或不能去具体分析中国历史现实，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确实，笔者很早就支持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学术观点。认同夏商周是裂土分封制的封建社会，与秦朝开始到满清为止的中央集权官僚制与分封制并行的封建社会本质相同，只是两个相连接的不同阶段的观点。
陆英九在博文中也指出：“经典的贵族，是指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中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阶层，是具有世袭爵位和领地的各级封建主的统称。其典型特征是，有严格的等级体制，注重等级封号、家族血统、职业、财产世袭、声望和特权等。……中国也曾出现过如欧洲中世纪那样的贵族制度，其鼎盛期在西周。周朝时实行封国制，周天子的王庭和诸侯国的小朝廷都实行世卿世禄的制度，形成了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的封闭的贵族政治秩序。至春秋末年列国争霸加剧，贵族制度逐渐崩溃。“血而优则仕”的世袭制被“学而优则仕”的“察举制”取代。尽管贵族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以“九品中正制”的形式复辟，但从隋唐重新统一中国开始，科举制成为培养政治和文化精英的基本制度，依赖父祖家族权势或财富的“门荫”、“捐纳”在制度上被置于较为次要和不名誉的地位上。”（《扭转权贵阶层腐朽化的趋势》）须知，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王侯、藩镇、官吏、外戚、宦官等多股上层广义的贵族势力一直是理不清的一笔糊涂账，从来就没有科举官吏治国的纯粹体制存在过。封建一词的本意是封邦建国，也就是指狭义的封建社会。《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吕氏春秋通诠·慎势》载：“封建，即封邦建国，古代帝王把爵位、土地分赐亲戚或功臣，使之在各该区域内建立邦国，即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取消“封国制”，在全国推行单一的“郡县制”。汉朝承袭了秦朝“郡县制”，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兼用封国制，但以“郡县制”为主。这样的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兼用“封国制”的社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才终止。这就是广义的封建社会。无法以两个阶段的这种差别来否定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而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其历史进步作用与反动性，历史资料与研究都有认真的评述，不可能走极端，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
因而，企图从这场学术讨论中捞稻草，达到或者否认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或者证明封建制度是个好东西的政治目的，显然是徒劳的。
三
笔者历来主张学术与政治分野。所谓的学术与政治分野指的是学者独立思考、自由研究，直接对理论与事物原本的规律性相符合负责；政治家、管理者采用适宜的学术成果，独立决策，直接对决策的后果负责。在政治力量与资本势力授意下，学者不顾事物原本的规律性而推出的所谓“理论”，不是学术；对理论与事物原本的规律性相符合负责，而不直接参与公共决策的学术研究也不该被视为政治活动或经济活动。明确政界、商界与学界的分野，是中华民族走向昌盛的前奏曲，此曲必须奏响。人类之区别于禽兽就在于思想，没有了自由思想，人类文明也就名存实亡；自由思想的成果，不通过政治家、 管理者等实干家根据实际条件来指导社会实践，也就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成了乌托邦幻想而无益于人类。而不自由的所谓“思想”，也就是在政治力量、宗教势力与资本势力的高压之下，无良学者不顾事物原本的规律性而泡制所谓的“理论”，并由统治者钦定为“正统思想”，那就只是一种维护特殊利益的宣示，跟老虎撒尿划地盘一个样，谈不上是区别于禽兽之思想。用撒尿学术替代自由学术就是人类从文明向野蛮的倒退。中国近代，一反古代百家争鸣，学术自由发展的优良传统，陷入了万马齐暗的思想牢笼之中，这正是中国社会近代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不彻底改变这种状态，中华文明就不可能复苏，政治文明就不可能在中华大地出现。而作为专业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一般不应一身两任，既从事学术研究又同时充当决策的官员；官场利益将无可避免地造成偏见，使得出的研究结果与实际不相符合。这也就是所谓的“当局者迷”的根本原因。
这些主张，看来依然适用于关于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也适用于所谓的为封建正名的政治运动。前者独立思考、自由研究，直接对理论与事物原本的规律性相符合负责；他们与政治家的介入不相干。后者在政治力量与资本势力授意下，不顾事物原本的规律性而推出的所谓“理论”，不是学术，而属于政治；新生封建贵族的利益直接造成偏见，使得出的“研究”结果与实际完全不相符合，成为说一万遍就能够确立之“真理”。最近，网上还出现了一群职业写手和职业骂手，以张扬他们的怪论，抑制不同的声音。这群职业骂手的用语也很“专业”，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毛左”、“脑残”、“低能”、“狂徒”、“无耻”、“过度反体制”之类的骂词，而少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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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爱屋及乌”：汉朝人刘向编撰的《说苑·贵法》记载曰：“武王克殷，召太公而问曰：‘将奈其士众何？’太公对曰：‘臣闻爱其人者，兼爱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咸刘厥敌，使靡有余，何如？’”大意是说：周武王打败了殷商，召见姜太公，问道：“该怎样对待他们的人员呢？”太公答道：“我听说，如果喜爱那个人，就连带喜爱他屋上的乌鸦；如果憎恨那个人，就连带夺来他的仆从家吏。全部杀尽敌对分子，让他们一个也不留，您看怎样？” 原文中所谓“余胥”，是指地位最低下的小吏，奴隶主贵族的管家之类。余，末等的意思；胥；胥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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