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医治香港病
韩德强 2014/12/5
最近,就如何看待“占中运动”,《环球时报》连发两篇犀利的社论。12月2日,发文《如果香港社会能容忍乱,内地何需急》;次日,又发文《从“占中”到绝食是“勇敢的破罐子破摔”》。这两篇社论似乎不简单是《环球时报》的看法,而是反映了高层一部分人的看法:香港,乱去吧!只要不脱离《基本法》,慢慢乱。别以为香港拉屎,内地一定会来擦屁股!自作孽,不可恕。香港各派听清了!别以为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可以挟洋自重,与中国大陆对抗。由着这帮孩子们胡闹,香港衰败了,是你们咎由自取!好自为之吧。
这种看法,似乎还真有点泱泱大国的风度。香港有什么了不起?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加工贸易的功能,香港早就丧失。转口贸易的功能,也已不复重要。金融中心的功能,北、上、广、深,都在跃跃欲试加以取代,也正在取代。这是全球化的时代,无论香港乱还是不乱,只要香港的地价、房价、工价不回落,香港的衰落都是注定的事。乱,只是加速衰落而已。想要延缓衰落吗?想要扭转局面吗?离开大陆,怎么可能?
不是不想管香港的事。但是,香港是特别行政区,港人治港。港人各派,有美国支持者,有英国支持者,有台湾支持者,当然,也有大陆支持者,还有普世价值的信仰者,基督教的信仰者,劳工运动的信仰者,等等,围绕着一个问题、一个事件的看法和处理,各自以为是,互不相让,就是香港之民主政治。电台、电视台、互联网、报纸,更是煽风点火,吸引眼球,放大分歧。如此,各种各样的“占中运动”,《环球时报》所谓的“街头恶性政治”,势必会此起彼伏,而且难以处理。这种局面,却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在《基本法》的框架内。中央政府只能听之任之。
我想,这大概就是《环球时报》社论的内在逻辑吧。
能够如此坦率地、不遮掩地表明高层看法,体现了双重自信。第一层是对中国实力和前景的自信,第二层是对自身认识和处理问题能力的自信。但却没有体现出习近平希望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为何?如果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意味着有能力引导香港的舆论走向,有能力协调香港的各政治派系。既不需要出动驻港部队(大棒政策),也不需要对香港事务大包大揽(胡萝卜政策),而是在中央政权的支持下,靠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不是民主的思想,用不多的人力、财力,就可以引导、转化、提升香港,将香港从一个走向动乱的自由港,变成走向繁荣稳定的和谐港。
怎么可能?《环球时报》的评论员一定急了。中央政府经营香港久矣,所费心思多矣,所给优惠厚矣,但是,香港社会不是心向大陆,而是离心离德。目前,不但香港港独倾向滋长蔓延,更冒出了借香港发力,颠覆中央政权的“占中运动”。即便“占中运动”暂时结束,但是,香港民意进步离弃大陆,却是不得不警惕的事。可以说,“占中运动”的爆发并不算什么问题,但是,香港政治各派在运动过程中的表演才令人心寒。一句话,大陆多年影响、控制香港政治的努力宣告失败。这才有抛弃香港的社论:《如果香港社会能容忍乱,内地何需急》。
承认失败,已经不容易。这是《环球时报》社论之所以犀利,之所以吸引人的地方。然而,只有检讨失败,才能将坏事真正变成好事。才能重新出发。相反,承认失败,但拒绝检讨失败,把责任都推到“港人治港”的方针上,让香港“就这样”慢慢乱下去,不是出路。
再说,香港真成了“街头恶性政治”的发源地,内地能免疫吗?要知道,内地经济和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完全具备感染“街头恶性政治”病的条件。那时候,大陆还能置身事外,冷眼向洋,眼看着香港的慢性动乱?所以,香港的慢乱化,还需要认真对待。
检讨失败,首先要检讨历届对港政府的基本思想有没有问题。大体可以判断,内地对香港的政策过于重视胡萝卜和大棒,不注意收拾民心。钱给得再多,军队的风纪再好,香港民心被自由主义思潮所控制,视中央政府为强加的专政政治力量,就收拾不了。什么叫“街头恶性政治”?不就是自由民主政治的具体体现吗?《环球时报》社评发明“街头恶性政治”一词,回避自由民主政治的实质,就不得民心的要害。因此,或者顺应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在争取民心问题上无所作为,守着“一国两制”的框架,一筹莫展。或者激活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引导、转化香港民众的政治观念,配合以恰当的经济、社会政策,方有可能调解香港的派系斗争,逐渐赢得香港民心,疗救香港的慢性动乱。
所谓激活保守主义政治思潮,也可以说,就是将大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充分展示出来。共产党是闹革命上来的,革命思想是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极端。因此,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从“四五运动”到“六四”运动,期间一脉相承的是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再强调继续革命了,但是,那只是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左翼极端,退回到了一般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遇到“六四”学运,说理说不清,只好开枪了事。唯一有效的说理是,“稳定压倒一切”。殊不知,这个理,恰恰是回归了保守主义政治思潮的核心理念。这个理,是与革命思想完全相反的理,是镇压有理,而不是造反有理。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接近执政党而不是革命党的理念。但是,仍然不明白,当希望执政党一党长期执政下去时,这个是极端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在任何受过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影响的人来看,这种一党长期执政的想法都属于反民主的极端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
保守主义天然错误吗?其实,保守主义也有其系统、完整的可说之理,而且,显然比自由主义要成熟得多,历史悠久得多,经得起考验得多。即使在美国和英国一类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发源地,政治保守主义思潮也是十分活跃的。美国、英国的保守派也都是政治的主流派系之一。当前,世界各地的原教旨主义十分活跃,吸引了大批青年人舍生忘死投身战场,这是什么力量?是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还是保守主义政治思想?显然,属于保守主义政治思想范畴。
所以,保守主义政治思想有着广泛的谱系,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完全有能力影响香港社会的政治思潮走向。为什么中央政府此前的努力常常显得被动、苍白呢?就是因为不懂得激活这一政治思潮。
当习近平出席国际儒学联合大会,发表主旨演讲时,这实际上意味着在政治思潮的走向上,选择了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儒家是其中的一种,是中华民族的土生土长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想。这是一种政治自觉,是与一党长期执政追求相一致的政治自觉。遗憾的是,无论是党内理论界,还是社会上的学术界,或者受革命思想影响,或者受一般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影响,都没有能读懂这个政治信号的重大意义。
《环球时报》社论,在态度上属于政治保守主义,一派居高临下训斥小孩子的气势,但是,在学理上,可能还不明确自己的思想属性,更缺乏系统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训练。正如邓小平,其政治态度和政治思想也是矛盾的。政治态度上属于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上却是从革命思想演变而来,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敬畏三分。所以,面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泛滥的香港,社论作者感到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至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社论作者恐怕也很含糊,不知道这种自信从何而来。
所以,到了该补上保守主义政治思想课的时候了。
谈到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可能真懂的人不会太多。正如谈到为人民服务思想,现在真懂、真会的人也很少。然而,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败动了真格,既打老虎,又打苍蝇,民众对中央政府的认同程度大幅上升。如果不用游行也能解决问题,何必用游行?如果中央政府能够自己清理门户,“街头恶性政治”就难以滋生和蔓延。也就是说,保守主义政治思想注重自上而下地解决问题,主动地解决问题。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则不相信政府,不相信自律,只相信他律,只相信自下而上地解决问题。因此,对治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根本方案,就是真正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政府。有此根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劝说、引导“占中三子”们,“扭着他们的耳朵送他们回家”。这就是四两拔千斤的治本之策。
“成为好政府”,这是扶正气。“扭着他们的耳朵送他们回家”,这是祛邪气。中医治病,扶正祛邪,香港的慢乱症才能慢慢消褪。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按照一国两制的《基本法》,中央政府只能在特首任命上有影响力、否决权。香港政府不是中央政府可以一手任命、安排的,香港议会、法院都发挥着分权制衡的作用,绝不是清一色的。在内地,中央政府可以大力度反腐败,改善民生,在香港,这个过程必须民主化、法治化,从而受到诸多掣肘,步履艰难。在内地,可以一声令下,定调子,删帖子,控制舆论。在香港现行格局内,这也不可能。如此,病人不承认你这个医生,不肯吃药,甚至没有给药的途径,你怎样才能对症下药,扶正祛邪呢?
这就是考验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智慧的时候了,考验以德治国思想的时候了。昔者,孔子布衣出仕,任鲁国中都宰一年,中都风气大变。今者,有驻港部队为后盾,有新华社香港分社为引导舆论的阵地,有中央政策一放一收为奖惩,如果配合以有德有才之士协调上下内外,不出五年时间,实现香港政心、民心的主流转向大陆,是完全有可能的。
《环球时报》评论员可能会嘲笑,举世腐败之下,这样的有德有才之士哪里去找?退一步说,万一有,还找到了,为什么不能放在中央政府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呢?
儒家传统相信,礼失求诸野。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其命维新,就是因为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每个时代总会涌现出一些出类拔萃之士,能够践之履之,成圣成贤。当今中国,反腐败之所以能够狂飚突进,就是因为在党内出现了这样一些自觉担当天下责任的人士。放眼四望,这样的人,党内党外,高层基层,都不乏其人,只是限于体制的约束,不能放开手脚,发挥作用而已。
现在,都准备抛弃香港了,为什么不让这些人去试一试呢?打破常规,组建一个贤人团,去引导香港事务。失败了,也没什么损失。成功了,既可以拯救香港,又可以为中央政府储备人才,为中央政府积累一国两制下以德治国的经验,还可以真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润党心民心,使大陆民意进一步团结凝聚,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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