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左右通吃？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最近郑永年在《联合早报》发文，批判左和右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有意识形态倾向。他说：
“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人做不同的解读，一些人把西方所谓的供给学派拿过来作为理论基础;另一些人则干脆把新自由主义重新包装;强调政府作用的则想调和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人们没能把各种作为理论或者学派的供应学派，和作为经济实践的供给方改革区分开来。”
批判有人别用心地解读供给侧结构改革，警惕有人扭曲误导高层的改革逻辑和愿景，当然必要。尤其是郑文指出，要警惕有人“把新自由主义重新包装”成“供给侧改革”，这对于准确把握顶层的改革意图，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是，郑永年指认“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人做不同的解读”，是不是就能免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倾向”的指认?而郑永年试图超越左右的解读，是不是就能洞察顶层的改革意志和愿景?我以为，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下面就郑文提出几点讨论：
（一）何种解读不是意识形态？
虽然郑文并未对“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人”做出派别界定，不过按郑文的高见：左派和右派对供给侧改革的解读均是错误的，因为左右的解读都含有意识形态倾向。言外之意，只有郑永年自己的解读才是宇宙真理，因为他的解读超越了左右，所以要左右通吃。
我以为，郑的这个逻辑是不能服人的。我不是说左右对“供给侧改革”的解读就没有错误(甚至有不少错误)，就不能批判(或应做严肃批判);而是说，郑永年拿“意识形态倾向”来指责左右的解读，以此证明自己的“左右通吃”才是政治正确，这不仅文不对题，不得要领，而且逻辑上也站不住脚。
试问郑先生：你指责左右的解读含有意识形态倾向，难道你自己的解读就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解读吗？即使是超越左右的所谓“中间状态”，难道不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吗?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都应该知道，但凡涉及社会关系的知识和判断，是超越不了屁股纠缠的(屁股决定脑袋)。很多信奉普世价值的人都坚信，自己的身体是“只有脑袋而没有屁股”，是悬在空中的，因而自己的判断不受任何意识形态左右——真是幼稚的可以(注1)。记得吴敬琏曾经就宣称自己的研究最公正，超越了左右。如此幼稚的作秀再现于郑永年先生的大作，实在是令人扑哧。
（二）“有效知识”为什么短缺？
对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解读，为什么左和右会陷入意识形态的偏见之中呢?郑永年给出的解释是：因为“中国早已经进入知识短缺时代”，或曰“中国有效知识的供给不足”——至于什么知识才是“有效的”，有效知识怎样才是“供给充足”的?对不起，无可奉告。虽然无可奉告，郑先生在洋洋洒洒的文字中，还是给芸芸众生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你们自己到改革实践中去寻找!
在我看来，郑先生的指路纯属废话。要说这条康庄大道的发现，邓大人指出过(摸着石头过河)，毛主席强调过(实践出真知)，马克思还专门论述过(实践唯物主义)。所以，“摸论”并非郑先生的“知识专利”。既然并非“专利”，那就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问题的要害何在?我以为，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改革实践”与“有效知识”有没有关系(二者肯定有关系)，而是在于：什么才是郑先生心目中的“有效知识”?为什么我们的改革没有产生出令郑先生心仪的“有效知识”?
郑永年心目中的“有效知识”，大概只存在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那个美好的年代，因为在郑先生看来，那才是一个“中国知识供应充分的时代”，“尽管没有多少人有博士学位”。问题是，为什么今天的“他们是典型的读教科书成长起来的，西方的概念有时候比西方人还玩得熟练，但对中国的实际则是外行”呢?难道这仅仅是没有“责任心”，或“知识短缺的情况不改变”造成的吗?
很遗憾，不知是郑先生对这些关键问题毫无兴趣呢，还是郑先生仍然无可奉告?总之，在关键问题上，郑永年要么王顾左右，要么“他们不了解中国”一句搞定乾坤。问题是，什么才算以及怎样才算“了解中国”呢?或许，我只能期待讳莫如深的郑先生给我们点拨了。
（三）产能过剩的原因在于“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的原因何在，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比如，有“内生论”和“外生论”之争，有“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之争，有“制度无关”和“制度有关”之争，还有“缺乏监管”、“人性贪婪”等等说法，不一而足。以我的阅读范围，迄今还没有发现“产能过剩的原因，在于生产过剩”的说法。所以，与学界的观点相比，郑先生的说法大概也算一种创新了，郑永年说：“今天所讲的产能过剩都是从前过度供给所造成的”。
“产能过剩”都是“过度供给”造成的，用逻辑关系表达：A都是B“造成的”。听着是不是有点拗口?是的，也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会产能过剩”，因为“过去的生产过度了”。这个拗口的逻辑确实太牛逼了，我不得不向大家隆重推荐：为什么“产能过剩“？因为“产能过剩”——这就是郑先生关于产能过剩原因的解读。这个解读虽然有点惊世骇俗，但如此同义反复，有意思吗? “同义反复”不仅没意思，而且完全不靠谱嘛。
（四）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的早期？
郑先生说：“无论是金融改革和互联网经济，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因为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的早期，下一阶段的主体仍然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的早期”这个判断，如果不是笔误，那就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众所周知，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至少已经处于中期阶段），乃是学界的通识(至于中期还是中后期，有一些分歧)。郑说“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早期”，不知道郑的依据究竟何在?
不论郑永年怎样鄙视学界“有书本知识缺实践经验”，不论有关中国发展阶段的划分在郑看来是不是“教条”，我以为，郑永年先生起码也得给出依据来才能讨论，才有可能服人，对不对?
至于实体经济要不要“大力发展”，以及如何“大力发展”?这应该是经济规律说了算的事情，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更不会以郑先生的愿景为转移。从主观想象上来论证实体经济“大力发展”的逻辑，虽然用心良苦，愿景美好，但没有对当下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客观把握(并非一句“实体经济很重要”、现在是“本末倒置”就OK了)，即使有“智库”做标签，也不会有任何“智库”价值。
所以，恕我直言，郑永年有关实体经济“大力发展”的主观想象，与他所鄙视的“清谈”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就其想象力的严谨程度而言，或许，连学院派的“清谈”都不如。
注1：有关讨论，可参考拙文：《为啥“右派都是大笨蛋”?》，《“阶级性”和“科学性”不共戴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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