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吴建民。
大约在两个月前，我写了一篇文章《笑看胡吴之间的“嘴唇之咬》，文中表达了我对胡锡进和吴建民争论的性质定位，同时也表达了我对吴建民外交理念的看法。非常令人意外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将普通的外交立场之争突变为左右利益之争，实在是有些不妥。
到底该如何定位吴建民的外交理念？
我个人的看法依然基本不变，吴建民先生是一位有成就的外交官，他的思想基础是一厢情愿的“绝对和平主义”——为了和平，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这种机械的和平外交思想表面看是理性且有大局观，但是，它在外交实践中并不能持久性维护国家利益，在很多情况下，“绝对和平主义”大致等同于“投降主义”，给国家利益和国民情绪造成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外交成就。
资性媒体和亲西方文人为何要夸张地炒作“吴建民外交思想”？
实事求是地讲，吴建民先生曾经当过重要的外交官员，也曾担任过外交学院的院长，他的突然离去值得在一定范围内纪念和哀悼。但是，媒体如此夸张地炒作吴建民思想就有点借机渲泻之嫌，即表达对现行外交政策的极度不满，从另一个角度看，某些人的核心出发点是发泄自己对内部政策的不满。
吴建民先生当过外交官员，但算不上最重要的外交角色，他的所谓思想和立场并不影响中国外交的大局，他从来都不是决定中国外交政策的决定性人物，他顶多只是在坚定不移地固守“韬光养晦”的小平外交原则，这并不是他的思想。
他担任外交学院院长也并不意味着能影响到其学员的外交理念，在当今中国，没有一位校长能象民国时代那样深刻影响到自己学生的思想，学生已经只把学校当作一个知识交流场所，而不是当作终身固守的修道院。
吴建民只是一个退休的外交网红，需要靠某种假装神秘的理论赚取演讲红包，无须过度炒作他的人生！
吴建民外交理念的极端之处在哪里？
其一、迂腐地坚守“韬光养晦”。小平提出这个理念在当时是合适的，但并不意味着永远要坚守这个理念，因时、因地、因势而变是万能的外交理念，它国在变，你迂腐坚守，外交上的失分会反过来影响到国民情绪和国家形象，进而影响到国家利益和国家凝聚力。
其二、坚守“捍卫主权永远拒绝战争”的歪理。远离战争在古今中外都是多数人的追求，解决争端主要依造和平谈判。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自古以来，解决主权争端的最后解决方式多数没有离开战争手段，你盲目顽固地坚守拒绝战争，必定贻误战机和丧失战争主动权。张伯伦是很想得到和平的，然而，他的理想并没有实现。
其三、用极端思维给异见者扣帽子。媒体炒作吴建民很伟大，其中一个重要立足点是吴的理性开放。然而，吴建民先生并不真正理性，谁反对他的投降主义观点，他就把谁定位为“反对改革开放”。这是很吓人的大帽子，“改革开放”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是中央认定不能妄议的，在吴建民的嘴里，谁的态度强硬点，谁就被定性为反改革开放，这不等于在说中国鹰派是想毁灭改革开放的成就吗?这不等于在说鹰派在对抗党中央吗?
避免争论，我们该如何用理性的思维来检验外交立场的正确性？
我觉得检验一个大国外交政策的正确与否不是很难，也无须用太多高深理论，旧时兵书里有一句最常见的话就很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在竞争激烈的当今世界，我认为中国外交的软硬拿捏就用一个标准：其它大国怎么搞外交，咱们中国也应该因应出手。中国不能与小国做简单对比，中国看齐的应是大国博弈，如果大国都在欺负中国，你仍然“韬光养晦”，那就是装孙子，人家还会要不停地继续打你耳光，敌人在你家院子里筑窝，你仍然幻想跟他和平共处，怎么处?
外交原则很多，但是，千变万变一理不变——国家利益。如果国家利益不停地受损，你仍然固步自封坚守陈旧理念，那真不是理性，那是投降，那是无血性，那是苟且偷安。
不应该将吴建民定位为卖国贼和汉奸。有很多人因不满吴建民的外交理念进而把他定位为卖国贼和汉奸，这也是不恰当的，吴建民虽然有很多观点过分亲美、亲日和亲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具有卖国的能力，也并不表明他在充当汉奸。卖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卖的，吴建民只能部分影响外交政策，不具有外交决策权，他卖不了国，至少无法出卖国家重大利益。同样的道理，吴建民当汉奸也不大可能，硬要说他是汉奸，最多也只能说他拥有某种内在基因，并没有任何人掌握他充当汉奸的事实。所以，综合来讲，我反对把“卖国贼”和“汉奸”的帽子戴在吴建民先生头上。
有关“吴建民车祸”的个人看法：
尽管我不认同吴建民先生的许多观点，但我仍然认为中国需要类似他的外交工作者，对与错可以辩论，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需要不同立场的相互制衡。
吴建民先生突遇车祸是一个悲剧，本人对他的突然离世表示哀悼，吴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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