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醒来，收到一个小兄弟发来的“记者节快乐”的红包，才想起原来今天是记者节，原来昨天习总书记给记者提出勉励是赶这个时间节点。
对记者来说，尤其是对传统媒体从业者来说，这并不是好时代。最近，北京一家都市报休刊了，大部分人员面临转岗。昨天晚上，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参加该校学生“调研中国”团队的报告会，会后被校报的记者问起怎么看这个变化。
怎么说呢，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报纸确实该淘汰一大批，报纸的阅读效率太低，每天出版那么多报纸，得砍多少树啊，所以报纸倒掉就倒掉吧。从功能上看，日报事实上也没有什么用了，谁还指望从早上的报纸中获得“新闻”呢，报纸上能看到的，大都是前一天晚上刷刷手机就已经能获得的信息。信息的获取方式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已经改变了，这是无可逆转的趋势。但智能手机的普及带来的是电子垃圾的问题，报纸倒掉一批，少砍一些树，未必就会真正缓解环境压力，这是现代化的死结。
同时，视频拍摄设备的普及和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也让“调查性报道”失去了很大的空间，原本需要采访各方当事人和目击者才能勉强还原的现场，只要调出监控看看，就一目了然了。
从传递信息、呈现事实的角度，传统媒体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弱了，其功能大概要转型到评论的方向上了。事实还需要解读，一个个独立发生的事件和时代大背景的关联还需要有人去分析，读者还有智识上的需求和价值归属感方面的需求。我觉得，报纸未来可能会消失，而书籍市场的规模也会随着阅读方式的改变而缩小，但不会消失，那么，功能上越是接近于书的媒体就越有理由生存下去。即，一部分杂志会生存下去，如果经营得当，还可以生存得不错。
媒体作为一个行业被动摇了，它不再可能以过去被我们所熟知的方式存在下去了，它会分化瓦解，其分离出来的功能将被各种形式的“新媒体”取代。其中一个形式就是企业(也包括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比如所谓的基金会)办的“新媒体”。过去，企业的宣传要经过媒体，资本的逻辑要和媒体自身的逻辑进行融合，再通过媒体呈现出来，但新的传播技术已经允许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撇开媒体独立地完成这个工作了。杜蕾斯的新媒体就做得很活跃，而且活色生香的，既推广了产品，又传播了它所认同的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它还真得算是个“媒体”。
那么，负责杜蕾斯新媒体账号的人，到底算不算媒体人?我以为，也应该算。各个企业新媒体部门的人，大都出自传统媒体或者新闻专业出身的年轻人。套用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这些人应该称为“有机媒体人”，即依附于特定的组织从事媒体性质工作的媒体工作者。这大概将是未来学习媒体的年轻人的一个主要出路。
今天，做外卖的“饿了么”的微信公号发了一篇“社论”，庆祝记者节，笔端充满了感情，尽是对这个行业的浪漫化想象，让人想起多年前的《南方周末》社论的调调。跟评里有人说，你一个卖饭的，写什么社论啊。可是，这就是媒体行业演变的例证，过去属于传统媒体干的事情，现在企业的新媒体平台也可以来做了。
传统媒体的倒闭引起了一片片哀叹，仿佛我们正在失去什么，情怀啊、坚守啊、良知啊什么的。这也不真实，所谓媒体的公共性不过是媒体作为一个行业兴起之后被媒体从业者自我赋予的，那些价值是宝贵的，但跟媒体行业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前些年，都市报在处于黄金时期的时候，动辄上百个版，充斥着各类广告，售价五毛或者一块，有聪明人在经过仔细精心计算后，大量订购，然后直接送到废品收购站当废纸卖，中间竟然可以有盈利。这样的模式可以持续，靠的是广告的支撑，这样的媒体会秉持什么样的价值观起、到什么样的社会作用，是不用怀疑的，总之跟情怀和良知关系不会很大。
所以，直面媒体的转型就可以了，没必要太多哀叹。
我不是否认那些被浪漫化的价值本身，它是真实存在的，值得追寻和捍卫，但它过去没有跟媒体完全捆绑在一起，将来也未必会跟某种特定的媒体形式捆绑在一起。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也是在提供更多的“游击区”，价值终将存在，它会在新时代的夹缝中生存，就跟过去一样，并且开出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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