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因为受邀讲课来到济南。行走在大街上，多少有点惊讶地发现，在这块产生了孔子、孟子的土地上，正弥漫着浓浓的圣诞气息：圣诞老人的形象比比皆是，《铃儿响叮当》的轻快旋律不绝于耳，缀满彩灯的圣诞树也随处可见。到了宾馆，刚进大堂，就有服务生向你兜售圣诞晚会的入场券;一入电梯，就能听到舒缓、温馨的圣诞歌曲;恍惚之间，竟不知道是在济南，还是在温哥华了。
当然，进入12月之后圣诞气氛浓厚，这不是济南独有的现象，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包括北京在内都是如此。无处不在的圣诞符号，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向人们的潜意识里灌注一种和圣诞有关的甜蜜、温馨的感受。我对这种暗示一向是比较警惕的，却也不能不受影响——当我进入某一家商场或酒店，如果意外地没有看到圣诞树或圣诞老人，心里竟然会产生某种莫名的失落。
孩子们受的影响可能更大。在一家大型商厦门前的广场上，商家用挂满礼物盒的圣诞树、欢腾的驯鹿、洁白的小绵羊、笑容可掬的圣诞老人、红色的老式双翼飞机模型等建造了一个小型圣诞乐园。小朋友们在里面开心的玩耍，口中喊着“耶”摆出各种POSE拍照。他们可能并不理解什么是圣诞节，也不知道什么文化认同、文化入侵之类杞人忧天者喜欢使用的概念，但圣诞、和圣诞有关的快乐时光以及这个美好的童话小世界，却无疑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一个对遥远、美丽、梦幻般的“乌有之乡”的想象，而这个想象是指向欧美、指向西方的。
这种快乐与想象很有可能会伴随他们一生，就像我们小时候关于“过年”的快乐回忆会伴随我们一生一样。
犹记得十年前，有北大清华等高校10名博士联名发出了一份“抵制圣诞节”的倡议书，呼吁公众要“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结果当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十年过去了，圣诞气氛不仅越来越浓，国人也见怪不怪，连议论一下的兴趣也没有了。
有人说，过什么节无所谓，只要老百姓开心就好。这话说的不错。但既然如此，中国现成的节日已经够多了，为什么还非要扎堆过圣诞呢?所以，讨论一下节日的意义，思考一下为什么过节，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节日有什么意义?
主要有两条：一是打断冗长、单调的日常生活，使人们有一个休息、娱乐的机会;二是通过过节，建立并强化文化认同、宗教认同乃至政治认同。
如果节日仅仅具有第一层意义，那确实过什么节都无所谓，但由于第二层意义的存在，过什么节就需要认真考虑了。
任何节日都具有这两重含义。比如看上去最不具有政治或文化含义的“双十一”，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个消费主义的春节，购物，这种最为普通的消费行为，在这一天蓦然具有了狂欢、时尚的含义。
再以春节为例，春节固然是一个可以放松、休息的假期，但更主要的内容则是强化我们的文化认同。每到春节前夕，如果我们有机会在太空俯瞰大地，就会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乘坐飞机、火车、汽车甚至摩托车等，在地球表面进行一场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其目的不外乎是“回家过年”。
人们为什么要这样?主要原因就在于，现代社会在赋予了个人极大自由的同时，也把人高度异化了。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人都是作为某种“生产要素”、“消费者”这样平面化、“单向度的人”而存在的，但人在本质上却是一种社会动物、伦理动物，并非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生产要素”，诚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必须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又只能到一个人所属的社会、家庭的关系中去寻找。
春节以及春节期间的一切活动如年夜饭、拜年等本质上就是一个仪式，通过这个仪式，人们才能够重新确证自己作为儿子、女儿、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等的伦理关系，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春节都不回家，我还能算一个好儿子(女儿)吗?——只有通过了这样的确证，一个人才能是完整的，才能从一个自然人上升为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人。
过春节，今天对中国人来说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从来都是文化认同，对于已经深深内在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深深内在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来说，春节已经成了我们所剩无几的文化传统一个最重要的符号，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我们独特性，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一个标志，甚至是彼此认同的图腾！一个中国人，无论他是身在故土还是异国他乡，也无论他平时的身份是学生、商人或从事其他什么职业，但只要到了春节，他都会还原为中国人。
行文至此，我们也就可以谈谈圣诞在中国的大行其道，为什么会让我们感到忧虑了：圣诞热在潜移默化中悄悄地改变了我们的文化认同。
无视这种改变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须知一切事情的变化都是从量变到质变，当国人文化认同的改变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中国人可能就回答不出“我们是谁”的问题。
“我们是谁”实际上是一个身份的自我认同问题，而身份的自我认同决定了我们向谁献出自己的忠诚，向谁承担自己的责任。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子女。尽管养育之恩也十分重要，但子女的身份则是基础性的。
失去了文化认同，有可能会使中国人再次变成一盘散沙;崇拜别人的神龛，则必定会使我们失去主体性，丧失民族自信，对外不敢捍卫民族利益，对内不敢探索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沦为别人的经济和文化殖民地。
通过文化认同来确定自己的身份，不仅中国人是这样，美国人也是这样。美国最有忧患意识的政治学者亨廷顿在他著名的《我们是谁？》一书中就认为，美利坚民族认同的核心就是“盎格鲁新教”文化，从这种文化中衍生出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国信念”，文化和信念的共同作用，产生了美利坚的民族认同。亨廷顿最担心的是随着外来移民、尤其是来自墨西哥的拉丁裔移民的大量增加，美国之为美国的“美国特性”会消失。而主张在美墨边境筑墙的特朗普的当选，表明美国文化精英的担心，已经开始转化成现实的政治行动。
解决文化问题，单靠行政手段往往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文化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文化的方式来解决。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排闼直入，根本原因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化自我瓦解的结果，而中国现代文化的自我瓦解，从根本上说，又是文化精英对从五四新文化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到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革命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态度的结果。
现在，是到了重新反思我们的文化遗产，重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并在这个基础上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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