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按语】题图两张照片，今天的读者对于第二张面孔可能更熟悉一些，这是青年时代的杨振宁。
杨振宁在物理学界的贡献颇让中国人引以为豪，以至于那些从方方面面找出理由来试图否定杨振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杨振宁在物理学方面的贡献， 昨天我转发了杨振宁在1971年中国大陆访问之后，作为一位世界级声望的美国科学家在美国大学里的一篇演讲及其回答记者的提问，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兴趣，原来还有这样的一段历史，原来对那个年代的观察，一个物理学家用数字和事实说话，给美国社会带来了那样的影响，原来四十多年过去之后，这篇演讲还让一些人如芒在背，原来“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说法后面有这么多生动的活教材，原来有人痛恨杨振宁，还有如此深层的复杂的政治的心理的原因。
那么，王震和杨振宁他们有什么交集呢！
下边这篇文章，讲述的是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戎马一生的老一辈革命家王震将军晚年的时候面对中国意识形态的乱象，愤然作出抗争的一个侧面，在当时总书记的主导与护佑之下，一部以否定中华民族文化为宗的电视片《河殇》，在中国大行其道，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反复播放，包括笔者在内，中国的许多年轻人深受其影响，在一片狂热的叫好声中，并非文化人出身的老将军，以其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嗅出了不同寻常的味道，他引用毛主席的话说，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制造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他在党的大会上，面对台上的那位总书记，公开站出来提出反对意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做了大量的补救工作。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文中披露，对于《河殇》这部片子的政治倾向，文化倾向，王震老将军的看法竟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的看法竟然不谋而合，杨振宁李政道等许多海外学者也对这部片子提出了批评。
了解这些事实，再回头看1971年杨振宁访问中国大陆之后，回到美国讲演的那些观点、文字、叙事，甚至那些现场的小幽默，人们会多一层感受，多一层对那时我的国、今天我的国的深沉的爱。
反观三十多年来否定中华民族文化，否定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革命的文化，否定前三十年中国社会伟大进步的逆向种族主义潮流，联想到十八大之前，中国公知结帮成伙自上而下内里应外合，试图颠覆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种种举动，我们不能不佩服王震将军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敏锐，不能不感佩杨振宁等心系祖国的科学家及海外华人的赤子之心。
文中提到林默涵等人所写的批河殤的文章，以及杨振宁李政道等人批河殇的文章，不知道哪里能够找到，很想一睹为快。
这篇有权威出处的文章开篇就讲了几处重要的史实，特此推荐阅读。
(2017年2月26日，北京南锣鼓巷8号)
附文一：王震与《河殇》
作者：《王震传》编写组
1988年9月9日下午，王震在住所与工作人员议论电视系列片《河殇》时说：
“现在把什么都扣到毛泽东头上加以批判，说他讲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哪有这回事。这是下边人说的。我1958年给毛主席汇报时，他还不相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他说过四、五、八(注：粮食纲要，即长江以南实现亩产800斤，黄河以南500斤，黄河以北400斤)和超英赶美。超英赶美是指钢产量，那时英国就是1000多万吨钢，美国6000万吨钢，毛主席讲要用15年时间赶超。这有什么错?实践证明，我们很快超过去了嘛!说毛主席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是陈永贵同志提出来的。毛主席说，还是留一点吧!割尾巴，那还不割出血来，还能不疼?这是毛主席在召集我们一二十个人的会上说的，我当面亲自听到的。”
1988年9月30日上午，十三届三中全会闭幕史上，王震要求发言，激动地说：
“看了《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河殇》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河殇》从龙说起，说我们黄种人不好，说黄种人自私、愚昧，一连十二个黄字。赵紫阳总书记在十三大的报告有一个镜头。但后面是讲的改革呀，改革呀。照那样改，改到底，再过五十年啊，就回到1840年鸦片战争那个年代!为什么这样的坏东西能够出很多书?!我坚决反对这个，要求向中央报告!”
1988年10月27日，王震在中南海办公室对几位理论工作者谈话说：
“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么厉害，将来我去见毛泽东时，我要对他讲，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懂了!”
1988年12月17日，王震在三亚与身边工作人员聊天时谈到《毛泽东与尼克松在1972》这本书中“当我们从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中醒来”这句话时说：
“清朝有一段是闭关锁国，孙中山不闭关，我们共产党毛主席不闭关。40年代在延安时，毛主席就曾经给我谈过，革命胜利后他准备到美国看一看，看他们是怎么搞工业的。可我们胜利后，人家封锁你。”
1989年5月11日，王震对前来看望的李鹏说：
“小平同志讲搞活开放，我赞成。但你能说毛泽东、周总理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实质上有人这样批毛、周的。那时帝国主义封锁，谁跟你往来?50年代日本在北京搞一个工业展览会，要挂日本国旗，学生们反对，毛主席出来讲话才行了。”
1990年3月9-12日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上，王震在书面发言说：
“毛主席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肯定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存在，决不叫极左思想。实践证明，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不少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附文二：王震同志晚年十分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从1986年下半年至1989年“北京风波”，资产阶级思潮大肆泛滥。文艺界也汹涌着一股破坏性的自由化思潮，这就是所谓的“文艺新潮”。“文艺新潮”的精神支柱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想。这种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就曾被引入中国但迅即偃旗息鼓的文艺思想，随着改革大潮的兴起，在“全盘西化”即全面资本主义化的喧嚣声中，又被某些人当做新神道再次请进来并大肆鼓吹，形成文艺界的一种“时代风尚”。它在新时期文艺运动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轰动效应，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造成极度的思想混乱，导致出现了一些宣扬民族虚无主义，鼓吹“全盘西化”洋奴意识的作品。
1988年影视界出现的电视系列专题片《河殇》，堪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活标本。它把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思想，鼓吹到了极致。《河殇》经中央电视台两次在黄金时段向全国播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有害的“轰动效应”。赵紫阳扶持的一批“文化精英”立即带头在报刊上刮起了一阵吹捧风，一些清醒的学者则写文章对它宣扬的历史观、政治观提出批评。
这个时候，赵紫阳对《河殇》不仅表示赞赏，还让有关单位复制500套录像带迅速传遍了全国；他还送给来访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一套录像带，并推荐说值得一看，让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十多家报刊刊载了《河殇》的解说词，至少有四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各种报刊上充斥着吹捧文章，有人说，《河殇》“达到了电影艺术迄今为止的最高点”;有人说它“打破了电影文化是俗文化的论断，把电影片开始推进到精英文化的层次”;还有人说，它是“在严肃的创作指导思想下产生的较高品位的作品”。
《河殇》的作者之一苏晓康，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它“是用西方传进来的电视，促进中国的思想启蒙”，通过它“能够让中国人民觉醒起来，真正找到中国的出路”。另一个作者王鲁湘甚至自吹：“无论从文化思想界对电视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来看，还是节目所造成的社会反响来看，应该说迄今为止尚无与《河殇》相匹的。”
1988年6月中旬，当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河殇》时，王震正在湖南岳阳视察。一天晚上，看完新闻联播，接着播出的《河殇》引起了他的注意。回到北京后，他就叫人从广播电影电视部借来一部《河殇》的录像带，并从市面买回《〈河殇〉解说词》，同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反复观看、议论。为了更准确地把准它的实质，王震曾先后与邓力群、林默涵、曹禹、周谷城、刘白羽等以及许多来访者一起探讨，还给李先念、彭真等送去《河殇》的录像带和解说词，请他们关注这部电视片的错误倾向。
经过反复地观看、思索、剖析，王震深深感到，《河殇》不仅彻底否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彻底否定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彻底否定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竭力鼓吹“全盘西化”、走“蓝色文明”之路即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
当时《河殇》还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有些报刊上也辟专版连载《〈河殇〉解说词》、各处座谈会上的发言、连篇累牍的文章，一片叫好声。8月中旬，中央电视台重播《河殇》。在短短的两个月内，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两度播放同一部系列片；是绝无仅有的事。
看到重播《河殇》，王震气愤地说：“看来，这些搞自由化的人把《河殇》当做他们的政治宣言了！”从此，王震开始在各种场合抨击《河殇》。
9月20日，王震在家里接待《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和报社其他两位同志，向他们了解有关《河殇》的报道情况和各方面的反映，交谈了对这部电影的意见。王震激愤地说：
“《河殇》的片子我看了两遍，解说词的本子也看了两遍，引起很大的火!它把我们的民族一顿臭骂，把中国共产党一顿臭骂，把公有制一顿臭骂，实质上是主张搞私有制的。它说我们黄种人的人种不好，连我们的女排也骂。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果中央称赞，党的总书记称赞，我也不称赞，无非是开除党籍。这次我就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空的。政治运动不搞了，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能放弃。否则，你不去运动人家了，人家来运动你。”
“现在舆论工具对《河殇》的评论是一面倒，全部叫好，不见对立面。建议你们找几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写文章。这场笔墨官司一定要打。这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精神支柱问题，关系到我们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第二天，王震率中央代表团赴银川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当天下午，在银川会见自治区党政领导时，王震说：
“我们宁夏濒临黄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而一些所谓学者，把黄河骂成有百害而无一利。”
这次他在宁夏活动七天，亲眼看到解放四十多年来，宁夏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各项事业的迅猛发展，感到十分激动。在9月27日下午与自治区领导一起举行的告别会上，王震历数了宁夏各项工作的发展变化后，话锋一转：
“但是，有个电视系列片《河殇》把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和我们祖国、黄河说得一无是处。我看，这个片子是咒骂黄河、长城的，是污蔑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的。”
告别会后，王震向秘书交代：“我对《河殇》的议论明日要见《宁夏日报》。”当时，有关赵紫阳支持《河殇》的情况，早在全国传得沸沸扬扬。这天深夜，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桂生打电话给分工管宣传的党委常委蔡竹林，请示对王震批评《河殇》的新闻稿件如何处理?其时已是28日凌晨，蔡竹林业已入睡。他即回答杨桂生说：即日见报。不必惊动其他领导。今后如果上边追问此事，就说是经过我同意的。
1988年9月28日的《宁夏日报》头版头条赫然登载了王震对《河殇》的批评。消息传开，一片哗然。很多人奔走相告，竞相叫好。但是也有人说：“这是对文艺作品的干预和打棍子。”还有一些好心人到王震住所劝说王震。一位当时已经担任副部长的晚辈叫着“叔叔”说：“您又不具体分管文教工作。文艺界的事很复杂，现在大家都很尊敬您，您还是少说一点好!”王震一听火了，他指着这位晚辈说：“糊涂!你们竟然如此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走什么样的道路!”
1988年9月26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30日上午，这次会议的各项议题都已结束。在即将宣布全会闭幕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主席台上例行询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事?就在此时，一个洪亮的浓重的湖南口音在会场回荡：“我来讲几句!”大家顺着声音寻去，只见在台下前排就坐列席会议的王震“腾”地站了起来，异常激动地说：
“看了《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河殇》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
“《河殇》从龙说起，说我们黄种人不好，说黄种人自私、愚昧，一连十二个黄字。
“赵紫阳总书记在十三大的报告有一个镜头。但后头是讲的改革呀，改革呀。”
一提到《河殇》中鼓吹的那种“改革”，王震更是无法遏制心中的怒火，他接着尖锐地指出：
“照那样改，改到底，再过五十年啊，就回到1840年鸦片战争那个年代!
“为什么这样的坏东西能够出很多书?!
“我坚决反对这个，要求向中央报告!”
王震大义凛然的话语如金石掷地，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会场里回荡。当他讲完话的时候，一阵热烈的掌声卷过会场上空。但是，赵紫阳却支吾其词，回避问题的实质，搪塞几句就匆匆宣布散会。
陈云是从1930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便任候补中央委员的。据他回忆，在正式举行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像王震这样个人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向党中央报告自己对重大问题看法的，过去从未有过。
事后，王震曾这样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这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越来越厉害，我在全会上讲讲这事，是想引起中央对此思潮的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不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行。”
消息传开，许多老同志、老党员，许多机关干部、文艺理论工作者，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向王震表示支持和敬意。深圳一名机关干部给王震写信说：从香港报刊上得知您在中央全会上正气凛然地怒斥《河殇》，特向您表示深深地敬意。同时，对国内外敌对分子对您的无耻诬蔑和攻击表示极大的愤慨。
1988年9月30日下午，王震在中南海勤政殿向中央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部长王忍之谈了自己对《河殇》的看法。王震在分析了《河殇》宣扬“全盘西化”的本质后尖锐地指出：
“在批‘左’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右的倾向，反革命还有人在。意识形态要为现行政策的贯彻服务，我们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把过去的历史都否定了，把功劳都算成你自己的。你们新的领导要注意。军歌中有一句‘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军歌是小平同志批准的。老干部很高兴。当然不能搞两个‘凡是’，但一定要讲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如果一说新中国的成就，什么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绩，就是割断历史。不要割断历史，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毛、刘、周、朱、陈、邓那个时候领导班子的大好事办得多，坏事错误事有，应实事求是地讲。不许自由化分子瞎骂。”、“意识形态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你们搞意识形态的难，不要怕骂。”
10月10日，合众国际社接到《河殇》制片人提供的消息报道：中国从8日起对《河殇》的发行抛了限制措施，中国海关已不准《河殇》的录像带出口，当局还禁止该片在国内发行。
10月17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写出报告，对《河殇》问题的处理，提出如下意见：一是认真组织开展正常、健康的文艺评论。鉴于前一段时间中一些报刊发表的文章对《河殇》不恰当的赞扬过多，建议有关报刊发表适量的评论文章，对《河殇》散布的片面的、错误的观点加以澄清。考虑到《河殇》“热”目前正在降温，评论的文章不宜过多，过于集中，以免把温度重新升高。二要提供更多更好的作品以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缩小消极、错误东西的市场。三要加强党对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
10月16日和11月4日，《人民日报》分别刊登世界著名科学家、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批评《河殇》的谈话和文章，其他报刊也都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文章。
事情好像正在得到解决。但是，王震敏锐地发现，报上发表的批评文章中，大都是轻描淡写地说《河殇》有些“偏激”、“片面”，基本没有触及它宣杨“全盘西化”的本质。于是，他便找到了文艺理论家林默涵和几位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对他们说：
“我文化不高，历史知识也懂得不多，想亲自写点文章，又写不好。想请你们写点生动、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把《河殇》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的本质给驳倒。”
10月25日，王震接到林默涵等人写就的《〈河殇〉宣扬什么?》的文章。文章从《河殇》实际上写的是一曲整个中华民族的葬歌;用唯心史观、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国人天生愚劣等观点解释中国历史;对黄河、长城这些中华民族象征，不加任何分析地进行嘲讽、挖苦和否定;对中国历史上争取祖国统一的一切努力，采用怀疑甚至嘲讽态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革命，对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对我国消灭剥削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给以任何历史地位;对资本主义文明则极力加以附和美化，并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其学风不正十分严重等十个方面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王震看后;十分高兴，提笔便在上边批示：“这篇文章，正击中《河殇》毒瘤。”王震还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1988年10月27日，王震在修订后的署名为“易家言”的文章前附了如下短笺：
启立同志并呈报紫阳同志：我找林默涵同志谈话，请他写了这篇文章。我认为该文说理充分、明白，特建议作一家之言，由新华通讯社发通稿，人民日报全文刊载。
此致、敬礼!
王震 1988年10月27日
11月1日，王震前往广东珠海视察之前，交代留守北京的秘书说：“请报告启立并紫阳同志，林默涵同志那篇批《河殇》文章的处理结果要告诉我。”由于赵紫阳的阻挠，这篇文章未能见报。当时赵紫阳明确表示：不要发表。他是利用职权压制对《河殇》的批评，为《河殇》思想的畅行无阻提供保护。
王震始终惦记着林默涵主笔的《〈河殇〉宣扬了什么?》的命运。1989年7月16日，王震让秘书把这篇文章找出，在标题上方挥笔写道：“这是1988年10月写的。赵紫阳同志说了，不要发表，就没有发表。我赞成现在发表。”
7月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这篇文章，并根据王震的意见加了一个《编者按》：
去年下半年，电视系列专题片的《河殇》曾两度与观众见面，在海内外名噪一时，用《河殇》总撰稿人之一苏晓康的话说，是“大大地出了风头”。但在众多的喝彩声中，也有不少同志提出不同意见，有的愤然质问：《河殇》到底要宣扬什么?此文写作并定稿于1988年10月。现依照作者意愿，一字不易，在这里首次发表。
此文作者称，笔名署为“易家言”，取的是“一家之言”的谐音。本来，对一部作品有不同意见，任何人都有权利参与争论。可是，“易家言”的这篇文章成文后，赵紫阳同志明确表态：不要发表。而他却把《河殇》的录像带送给外宾，说值得一看。这符合百家争鸣的方针吗?不错，我们主张党在坚持对文艺事业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的前提下，对具体文艺作品和学术问题要少干预、少介入。但是，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赵紫阳同志所说的对文艺作品“少干预、少介入”的含义和政治倾向，同党的主张是根本不同的，他实际上是要主张在文艺领域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广大同志“少干预、少介入”，让主张在文艺领域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少数人多干预、多介入。否则，既然说是要“少于预、少介入”，为什么又干预别人的文章，不让发表呢?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文艺工作的方向。我们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十三届四中全会和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更好地坚持“二为”方向，使文艺事业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功能。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今后，我们仍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促进文艺的繁荣，促进理论的发展，以利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7月20日这篇文章由新华通讯社播发通稿，全国各主要报刊都全文登载。此文发表后，反应强烈。一些老同志说，原来看《河殇》，只是干生气，讲不出多少道理来。这篇文章把《河殇》的反动实质揭露得有理有据，淋漓尽致。一些年轻人说：过去看《河殇》，感到很热闹，很新鲜，看了这篇文章确实认识到“热闹”、“新鲜”背后包藏着祸心。
1989年的“政治风波”过后不久，深圳市委宣传部组织摄制了电视政论片《世纪行——四项基本原则纵横谈》。1990年5月14日，《世纪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作为一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电视片，《世纪行》在宣传方法上给人以新颖的感受，一时引起首都各界人士的关注。
王震从新闻上看到对《世纪行》的报道，希望能看到片子。1990年6月7日下午，王震用三个半小时看完后，高兴地说：
“这部电视片尽管目前还不完满，但把四项基本原则的精髓讲出来了，是宣传上的一个突破。这个片子看了以后给人以振奋，使人感到我们党是伟大的，不容怀疑的，是能够领导一个国家的执政党。”
他还提出意见，对片子要认真修改，在政治上艺术上都应该是精品。
王震一直关心剧本的修改工作。他请胡乔木和邓力群亲自看稿子，挑毛病，同时责成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召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的一批党内理论权威及党史专家，对剧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集中讨论和修改。王震又要了三十多部带子，送给彭真、李先念等一些老同志看，请他们帮助提出修改意见，并将意见传达给剧组。他还建议把电视片翻译成英文、俄文，拿到国外播放。
1990年8月，电视纪录片《世纪行—一四项基本原则纵横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从中央到地方先后有160多家电视台播放此片，有的还反复播放;有100多种报刊纷纷进行报道和评论，有的还举行该片解说词阅读知识竞赛。成千上万的机关、学校，厂矿企业组织干部和职工群众，反复观看。有关部门和单位所收到的工人、农民、部队官兵、知识分子、各级干部和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学生等来信共超过五万封。许多观众说：看了《世纪行》后，很解渴，这鼓舞士气，催人奋进。这是一部激发爱国主义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好电视片，对于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都具有重要意义。
1991年春节，王震在深圳会见深圳市委领导李灏、厉有为、林祖基、杨广慧及《世纪行》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王震亲切地同他们谈话，表扬这部电视片的成就，勉励他们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绩。王震说：
《世纪行》是一部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都比较高的好片子，是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歌颂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的形象生动、有说服力的好教材，在全国起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尤其对那些不了解近代中国历史、不了解我们党的历史的年轻人来说，更有教育意义。所以，它受到了很多同志的赞赏。这个电视片的新老版本，我看了不下数十次。我把录像带送给李先念同志，李先念同志也看了好几遍，一再说拍得好。我衷心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佳作问世。
我国1989年发生的北京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的剧变，使王震愈来愈感到抓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极端重要。1991年1月下旬至3月上旬，他先后在广州、深圳、厦门、福州等地考察。每到一地，他都要提及意识形态工作。王震反复强调：
国内外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往往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毛主席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和认真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邓小平同志也再三提醒我们，要切实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王震认为，做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坚定不移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要坚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进行下去，挫败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要运用文学、艺术、报刊、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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