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写这篇文章之前，先声明几句，当前左右之争中，我无意左右选边站，而于我，因了心中还良善和正义尚存，看到有人困苦不免怜生恻隐，看到不公不免要鸣些不平，看到黑暗不免想撒进点光明，也就被人看成了左派。被看成左派，虽然不尽同意，但也不想刻意反对，因为通常的判断上，多数左派之士比较有正义感，是为追求平等，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是爱国爱人民的先进分子。但是在中国几十年来，左派被污名化了，成了被小心的人，导致宁右勿左，所以也就常见，当汉奸当的理直气壮，卖国卖的趾高气扬，化起来是一切私有化好，声声赞美资本主义而贬损社会主义，而我作为中国人，汉奸决不会当，作为共产党员，我追求社会主义，因为我的立场在，右边不会收我，自然也不属于没心没肺不关心时政的中间派，所以也就被归位到左边去了。但左边也不是那么纯粹，特别在遇到麻烦事的时候，有人将说你是右，有人或将指责你极左，实在是我自己也难以搞懂，干脆我都不承认，我同意人民派的说法，在人民共和国里，我的立场是人民的大众的，我甘愿做一个人民派。
写这篇文章，源于大前日晚，我参与了一个群中对杨振宁的争论，至于杨振宁到底伟大不伟大，实则于我并无半毛钱的关系，但我真的对杨振宁好感不多，倒有些恶感，所以就发了言表示了我的意思，不成想招来一些人对我的不满和攻击，之后不久，我就被一个刚当了几秒的群主的人给踢出了群。加上之前我转发的一篇对杨振宁回籍中国表示看法的长文，遂被“江津问渡”此人对我锻炼成了这样“大逆不赦”的罪名——“已将自以为是的李旭之移出本群。他的言论已经危害到了真正左翼的发展，对国家的稳定发展，人民利益的逐步提高不利。”——一句反感杨的话，居然能危害到了国家稳定，破坏到了人民利益的地步!这话说的何等冠冕堂皇，何等高大伟岸，何等能锻炼人成一等一的罪名!
这个人，让我看清了他就是徐懋庸式的人物。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深刻揭露了徐懋庸这等人的面目——“我那时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
在左翼中，总有徐懋庸式的人在，当你对恶警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会“义正词严”地向你“鸣鞭”——你这是帮着右派损害警察队伍形象，是黑警察，是帮着沉船。当你转发他们所谓的“右派”文章的时候，他又会向你“横暴”——你在替右派说话，你上了右派的当。当你认同右派有些观点的时候，他会向你倚势定罪——居心不良，居心叵测，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总之，在徐懋庸式的人眼中，他自己才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自己俨然是真理的化身，一切不合他的意的言论，都被他统统看成了“敌对”，最起码也够“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他就“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向你“鸣鞭”。当你只是写文章同情弱势群体谴责施暴者的时候，他就会说你是空谈，他就指导和命令你若是左派就该“去安源”。还是该用如鲁迅先生揭露的那样，“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我向来坚持认为，右派不一定都是坏人，左派也不一定都是好人，人品与派别无关，学识与派别无关，左派中也有错误观点，右派中也有正确的观点。而在现代徐懋庸式的人的断言中，那就是凡是右派的都该是敌视的，都必须是错误的，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你若接受或接受其中的一点，那你就是他的敌视，他就一定要求你必须按照他给定的方向去否定去抵制，一旦你认同或者转发了某些文章或者观点之后，他不仅无条件地敌视你，而且他还任意锻炼你入他们既定好的罪名。
今天左右的有些之争，犹如当年的“国防文学”和“联合问题”的两个口号之争，虽然时迁境换，但是还是可以继续引用鲁迅先生当年的原则，现在只要是爱党和拥护社会主义者，——“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的，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
我断然决不会以先选择派别来定立场，也决不会以派别而妄断人言之是非，首要的是自己先站稳了自己的立场，以不断坚定的果敢和不断进步的学养滋养人民立场的坚定，一切的判断和感受来自于此，而对于现代徐懋庸式的“奴隶总管”的“鸣鞭”者，必是他们感到“绝大的困难”。
最后还是引用鲁迅先生的话劝诫左翼的那些“左得可怕”的“鸣鞭”者们，“不过这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
2017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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