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朝鲜所发生的一切，对于中国安全的重要性，已经没有人再怀疑了。但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尽管朝鲜对中国极端重要，但我们对朝鲜的了解却是极为有限的，可以用最熟悉最陌生来形容。说最熟悉，是因为我们几乎天天都在媒体上看到她;说最陌生，是因为朝鲜在我们心目中，只是一堆美日韩印制的标签，如“流氓国家”、“专制”、“暴政”之类，至于这些标签后面的朝鲜究竟是什么，许多人就不知道了，而且也不想知道。
更奇怪的是，虽然朝鲜无数次的被预言崩溃，但她迄今为止顽强的生存着，以至于中国新右派公知失去了耐心，天天盼着美国轰炸朝鲜(《郭松民：朝鲜半岛无战事，大家洗洗睡吧～～～》)。而朝鲜面对重压，却软硬不吃，恰似“蒸不烂，煮不热，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朝鲜何以如此抗压？
我是中国人，我认为在处理任何国际关系时，中国的利益都应该被优先考虑。我无意为朝鲜辩护。但我认为，我们需要了解朝鲜，也需要理解朝鲜。不了解、不理解朝鲜，我们就不能正确的处理朝鲜问题。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可以被理解的，朝鲜也一样。
在我看来，朝鲜走到了今天，是其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和中国正在“复兴”的儒家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朝鲜不是怪物，更非天外来客。
朝鲜的顽强性，在很大程度上，同她的“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如混凝土和钢筋一般紧密浇筑在一起有关。许多人喜欢把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做简单类比，其实它们相互之间有很大的不同。简言之，如果对东欧各国的民众来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国家沦为苏联附庸的话，那么对朝鲜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在朝鲜半岛上几千年来第一次出现了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
金日成建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至少从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撤出之后，就获得了完全的主体地位。既非中国藩属，亦非苏联卫星国，更不是日本的殖民地。这种独立的地位是朝鲜民族历史上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也是今天的韩国都难以企及的。金日成因此在整个朝鲜半岛乃至海外的朝鲜人中，都享有很高威望。
民族主义的认同，使朝鲜的立国基础非常坚实，能够经得起各种风浪，甚至往往会获得很多韩国民众的同情。和许多中国人想象的不同，朝鲜顶住压力搞核武器，实际上唤起了很多韩国人压抑已久的民族自豪感。我在北京曾经接待过一些韩国教授，他们很清楚的向我表明过这一点。
儒家文化在朝鲜影响巨大，而且保留的比较完整。
朝鲜半岛自从新罗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统一以来，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儒家文化圈里的优等生，朝鲜的文化优越感仅次于中原地区的汉族王朝，比如李氏朝鲜派往北京的朝贡使，在明朝的时候，回到朝鲜后写的笔记叫《朝天录》，在清朝的时候，写的笔记就叫《燕行记》了。实际上，在清兵入关之后，朝鲜在文化上就以“小中华”自居，认为中国已经变成了“胡华”，文化不再纯正，只有自己才保留了中华文明的正统。
1919年，当中国爆发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对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朝鲜已经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朝鲜文化界基本上没有参与这一运动;1966年，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中国和朝鲜虽然在政治上存在结盟关系，但朝鲜出于自己的考虑也没有介入。
从朝鲜当代历史的角度看，金日成曾经说过“朝鲜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强调朝鲜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密切联系，但朝鲜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路径显著不同：中国革命主要靠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主要是土地改革）和文化革命，凝聚和团结起社会最底层的力量，以自下而上，翻天覆地方式进行的，最后完成政治革命。而朝鲜革命则不然，金日成早年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打游击，1942年和抗联一起撤到苏联境内，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同胜利的苏军直接进入平壤接掌了最高权力，而这个时候，朝鲜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都还没有开始。其后，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或革命，则明显地带有自上而下的性质。
两种不同的革命路径，对国民的心理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看，中国人是革命后人类；朝鲜人是前革命时代的人类。
总的来看，在对待传统的儒家文化方面，朝鲜和中国由于革命的路径不同而有了很大区别。和中国在近代以来风云激荡的100多年中，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不同，朝鲜对传统文化基本上采取了一种照单全收的态度。传统的儒家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被“焊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儒家社会主义”。
朝鲜最遭人诟病的是世袭制。确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上的世袭制，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是如此地不协调，以至于那些对朝鲜持非常同情的态度的人，也常常会觉得尴尬。
但是，如果仔细地思辨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赞成世袭制，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这样一个启蒙主义前提，即认为权力应该通过选举或者革命来获得，而不应该通过血统来获得。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认为这个前提不言而喻是正确的，凡是违背了这一原则，就都是错误的。
但是，世袭制如果被放在儒家文化的语境里就不一样了，孔子就主张嫡长子继承制对据乱世和升平世都适用。黑格尔也曾说过：“其实国家的其他任何一种制度都和各等级一起来保障公共的福利和合乎理性的自由，其中的一些制度，如君主主权、王位世袭制。审判制度等所提供的保障甚至还要大得多。”(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推崇君主立宪制并主张君主世袭制，把它看成是“实在的合理性”，也自有其历史的理由。人是历史中的人，制度是历史中的制度，历史的演进有其一定的规律和局限，不同的时代环境对政治制度的要求有所不同。
从儒家的观点来看，并不排斥权力来自血缘，只是强调掌权者要“施仁政”，要遵循道德原则。孔子所谓“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其核心是“仁”。在朝鲜的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全盘接受孔子的这一思想。现在由于美、韩媒体的刻意放大，人们都知道朝鲜在推行“先军政治”，其实和先军政治同样重要的，是“仁德政治”和“宽幅政治”。
1993年，朝鲜《劳动新闻》在《推行仁德政治的社会主义万岁》一文中首次使用“仁德政治”一词。根据《劳动新闻》的解释，“仁德政治”是“出于对‘政治的主人’人民的伟大的爱护和信任而推行的政治”，领导人“抱着对人民伟大的爱心，推行最优秀的政治”。金正日本人也在1994年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论文中强调了“仁德政治”。“宽幅政治”则是和“仁德政治”是一脉相连的概念。朝鲜给“宽幅政治”下的定义是：“宽幅政治是将全体人民拥入怀抱的政治”，“不仅基本群众，家庭周围环境和社会政治背景复杂的群众也是革命的永远同行者，温暖携手共前进的政治”——传统社会主义中的“阶级斗争”已完全不见踪影。
在朝鲜的政治宣传和政治生活中，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谓比比皆是。比如金日成在一首称赞金正日的汉诗中有一句“光明星诞五十周，皆赞文武忠孝备”。“孝”的概念在五四之后的中国革命文化中具有负面含义，早就不再使用(当然，今天中国又开始宣传“二十四孝”了，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人们歌颂的是冲出封建家庭投身革命的青年，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里所描绘的那样。而在金日成1994年逝世之后，金正日甚至按照中国的古制为父亲守孝三年，直到1997年才接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在对金正日的宣传中，直接声称他“继承了白头山血统”，“是游击队的儿子”等，把血统纯正作为其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毫无避讳。
再比如，在朝鲜的政治制度安排中，万景台革命学院是一项很特殊的设置。这所学院专门招收追随金日成打游击的抗日老战士的后代和烈士的后代，把他们培养到18岁，然后再进入普通高校或军事院校学习，期间国家负担他们的一切费用，并身穿统一的制服。朝鲜的上层政治精英，包括金正日本人，主要都是革命学院的毕业生，革命学院学员直呼金正日为“爸爸金正日元帅”——显然，朝鲜把血统论加以制度化了，这和中国革命刚刚胜利，毛泽东就对出现新贵族高度警惕，亲自下令解散干部子弟学校的做法成鲜明对比。
现在，由于西方学说的影响，我们对所谓“专制政权”的想像，总是和秘密警察、集中营等恐怖手段联系在一起，其实在朝鲜的“儒家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政权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具有一种家庭式的温情脉脉的色彩，朝鲜宪法序言中说“金日成同志把‘以民为天’作为座右铭，一向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献出了一生，以崇高的仁德政治关爱和领导人民，把全社会变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大家庭。”金正日去世之后，朝鲜基层民众见到金正恩每每像失去父亲的弟妹见到兄长一样热泪盈眶，证明这一说辞并非全是虚言。朝鲜所以能够顶住如此巨大的国际压力，渡过苏东剧变后极其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其在“仁德政治”的旗帜下形成的全民团结是有关的。如果朝鲜的统治像美日韩媒体以及中国的自由派朋友所渲染的那样是单靠“炮决”、“犬决”来维持的话，则10个朝鲜也垮掉了!
儒家社会主义——这可能正是朝鲜得以生存，乃至成为“铜豌豆”的基本原因。
我绝不认为朝鲜代表了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但她是可以被理解，也应该被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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