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分系计划经济系列二，接计划经济系列一《马云正在挑战中国整个主流经济学界》)
马云提计划经济，不是因为他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想，是建立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自身存在又不能克服的结构性矛盾的事实为前提的理论推理，而不是跟庸俗的西方经济学家那样，是先有目的，再去让事实服从假设。马克思比我们常人，比他同时代的人，也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看的更远。他找到了正确的理论分析框架，让他可以从对现实的分析中，从现实矛盾的运动规律中，推理出未来的一些变化趋势，预测人类可以在社会共同掌握生产资料的条件下，改变生产的无组织状态，有计划的发展生产。但马克思对于未来的预测，是很审慎的态度，并没有很具体的进行未来社会的详细设计，而只是给出了一些启发性的原则性构想。这也反映了马克思治学态度的严谨，而不是跟那个冷战一结束，就匆匆忙忙宣告历史已经终结的美国学者。
其实，不光是马云让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不高兴，另一个互联网巨头刘强东，也让主流经济学家们高兴不起来。马云不止一次的提计划经济，而刘强在提“共产主义”。
2017年，刘强东做客《改变世界：中国杰出企业家管理思想访谈录》时谈到：“咱们中国提出共产主义，过去很多人都觉得共产主义遥不可及，但是通过这两三年我们的技术布局，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因为机器人把你所有的工作做了，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人类可以享受，或者可以做点艺术性的、哲学上的东西。国家可以将财富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
刘强东和马云一样，当然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至少现在还不是)，但他们都是走在时代创新的最前沿，企业比别人做的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在最残酷的市场经济中胜出，他们把其他市场同行逐渐抛在身后。当他们发现身后的追随者越来越少的同时，也模模糊糊的发现前面有不同的风景：一块牌子写着“计划经济”，一块牌子写着“共产主义”。
其实还有一位也要提一下。百度的李彦宏2016年提出：“共享经济就是在建设共产主义”，“共享经济理念类似共产主义，企业不需要探讨自己能提供什么，消费者需要什么，都是按需分配，每个人都能进行能力的分享、资本的共享、价值的共享”。李彦宏说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明显不太一样，但她和马云和刘强东一样，开始使用这些本来属于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话语。绝不是为了赶时髦，这些话语，本来已经被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妖魔化的非常严重，一般没有很大舆论影响力的人，要是在公开场合使用这些话语，是很容易被嘲笑思想僵化、思维守旧的甚至被孤立的。但是这些话语分别由公认的最有创新能力的互联网巨头说出来，这就很有喜剧效果了。最大的资本家、市场经济的最大宠儿、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互联网赢家，用马克思的话语展望社会的未来发展，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信息时代，互联网的普及，资本主义问题的积累，让最大的资本家，都要从马克思的话语中去寻找灵感。由这些走在时代创新最前列的人先说出来，是因为他们比别人看得更远。他们用马克思的话语，是因为马克思比马云他们更是早看一百多年。
什么叫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就是因为不可抗拒，不以个人的喜好，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所以不要先把注意力投向和停留在这些互联网资本大佬提计划经济和共产主义，是出于什么个人自利的目的。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些声音，会启发社会思考，重新审视那些被自己抛弃过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这样会引起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其他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
关于计划经济的问题，不怕争论，就怕不争论。
先来个众口一词的计划经济失败论，再说这已经不需要争论，这是政治，而不是学术。
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就更像政治，而不是学术，他们对待计划经济就是这么霸道。当他们掌握了话语权，他们就拒绝争论，压制争论。前面提到的西方学者写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这本书，就揭露了主流经济学是如何压制不同观念的：“与主流经济学家观念中的经济学家不一致的经济学家处于一种被扫地出门的巨大危险之中，因为他们的观点被认为是无用的垃圾，而这些经济学家则会发现自己毫无用武之地。”
这些年来，主流媒体上几乎看不到为计划经济说话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此，很少有人敢挑战他们，因为关系到饭碗和前途。要说真话，就需要做好个人利益付出巨大牺牲的心理准备。
关于计划经济的争论，我认为重要的论题就两个：曾经的计划经济实践是不是失败了(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详细分析)?未来的计划经济是不是还有可行性?(这个问题，我们先提到前面分析)
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是，过去的计划经济彻底失败了，所以今后的计划经济也不可能成功。
马云呢，不认可曾经的计划经济实践，认为曾经的计划经济实践是失败的，这方面他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敢去挑战主流经济学。如果是前者，说明他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有很大局限性，或许这是出于他对公有制的偏见;如果是后者，可能是因为这样很容易被判定为政治不正确而被更多的人群起而攻之。但是他认为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还有以后的物联网的实现，计划经济将成为可能，这个想法经过他说出来，是对主流经济学家多年构筑的西方经济神学堡垒的一次冲击。
要问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解放思想，打破思想的禁锢。这个思想禁锢就是市场经济万能论，是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优越论，是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化有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唯一选择，计划经济是唯一不能选择，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思想教条，就跟当初的“地心说”一样，虽然荒谬，但一度根深蒂固的嵌入人的意识中。
马云的设想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还不是一回事，当然，站在他一个资本家的角度去构想计划经济，他当然要考虑资本的利益最大化。
本文的观点是：过去的计划经济并没有失败(后面会分析为什么没有失败)，未来的计划经济不但可能，而是必须。本文对新计划经济的主要(粗线条的)构想是：
1、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先说必要性。新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已经不能适合信息时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市场机制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是指市场机制体内的供求、价格、竞争、风险等要素之间互相联系及作用机理。市场经济随着发展，必然会产生垄断，而垄断一旦产生，市场机制就要受垄断力量的影响和操控了。垄断操纵的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供需决定的市场机制决然不同。特别是期货交易方式的出现和杠杆工具的被使用，国际金融资本可以凭借垄断地位在供需关系变化不大的情况下，让国际市场原油从30美元涨到150美元，然后再从150美元跌倒30美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的价格机制就被严重扭曲，价格的大幅度变化并不反映市场供需关系的重大变化，投机和操纵行为成了决定价格的主要因素。而这种现象，在很多大宗商品市场都存在。当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利用垄断地位，就可以对市场进行相当程度的操纵，这时的市场是垄断资本操控的市场。
新的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建立在以下事实基础上：
在原有计划经济已经被打破，而市场已经充分发展，市场机制自身的缺陷，始终无法解决生产相对过剩和供需错配等问题，西方经济学无法在市场的范围内提供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国现在有很多经济问题，但追根溯源，一是私有制比重太高导致的贫富悬殊问题，造成了有支付能力的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出现了严重的相对生产过剩。二是过度相信市场的自发配置资源的作用，造成了严重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问题。上面两个问题，又造成了实体经济不振，国家为了刺激实体经济，金融加大杠杆，但因为实体经济在相对过剩的状态下，整体利润率太低，资金并没有很多流向实体经济，而是部分涌向了房地产等资产市场，部分留在金融系统内空转，造成了房地产价格的泡沫化和经济的虚拟化，还因此积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
不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相对过剩和供需错配这两个问题，中国的主要宏观调控措施，都处于内在的逻辑矛盾之中，左冲右突，就是打不开问题根本性解决的空间。经常是解决了其中一个问题，而另一个问题却变得严重了，这是治标不治本的结果。
国家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减少过剩产品的产能，二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满足升级中的需求结构的需要。但是毕竟属于问题产生之后的事后调整，解决问题的代价巨大，而且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相对过剩和消费供给错配这两个问题。
要从根本上解决消费和供给错配的问题，就需要在市场充分发达的基础上创建新计划经济，才能事先而不是事后来解决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就要重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调整分配方式，实现共同富裕。
计划经济的可行性，首先是指新的计划经济的建立已经逐步具备了技术条件。
计算机、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已经开始成熟并充分运用，曾经困扰计划经济的技术条件问题，现在已经逐渐变得越来越不是问题。电商的充分发展，让市场和互联网的融合越来越深。物联网虽然还没出现，但人类已经看到它在地平线下发出的光芒，人类的生活将和互联网越来越融合在一起。这就给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采集各种经济数据、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变化提供了可能。而超级计算机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又给分析这些数据和信息，对需求进行预测，提供了技术条件。
可行性的另一个条件是中国搞新计划经济还具备组织条件。中国的执政党领导的政府，还有强大的控制力和组织能力，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市场的自由和资本的任性。同时，这样，也就给计划经济由国家作为总协调人提供了条件，不至于跟那些小政府大资本、资本太强势而政府太弱势的国家一样，导致社会范围内的计划经济变得不具有可行性。
中国后三十年，一直在谈创新，可是真正领先世界的创新并不多，很多改革措施，先是八十年代先主要借鉴东欧，九十年代开始，主要借鉴和参照西方发达国家。香港、新加坡等后来发达的经济体的一些做法，也一度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参照目标。在市场经济的圈子里，已经没有多少可供创新的空间，而且，搞再多的创新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市场经济的缺陷。在市场经济已经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依据新的技术手段，建立新计划经济，这才是中国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创新。有了这样的创新成果，才可能有真正的中国模式。
2、建立新计划经济的核心问题。
新计划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关系，这个问题也同时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关系问题。
主流经济学家，否定计划经济，也一并否定公有制。他们的市场经济，是跟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凡是市场经济的问题，他们一般习惯于把原因，要么归因于私有化的不彻底，要不就归责于政府调控的存在。总之，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不能有错的。
马云说的计划经济，看不出跟公有制有什么联系。但是，如果在私有制基础上搞社会范围内的计划经济，可操作性大为降低，而难度大为增加。理由：
一是，私有制下，谁来做计划经济的组织者?马云还是刘强东?一个来组织，另一个肯定不服气而另搞一套。国家来组织?国家来主导，就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的入口。不管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都要占据相当的比例。
二是，私有制下，最有可能是马云和刘强东等大电商各自搞一套自己主导的小计划，引导自己供应链上的企业安排生产，这样就形成割据式的“计划经济”，国内的统一大市场变成两个或更多个平行的“市场”，同时因为马云和刘强东之间的竞争，各自对计划的安排都是站在各自抢占更大市场份额的思维模式上，这样的结果，还是不能消除生产相对过剩和供需错配的问题。在私有制基础上搞计划经济，会更容易造成资本集中向部分私人资本的倾斜，跟电商关系好的企业，有拿到订单的优先权，其他的企业就只能接受被兼并或被市场淘汰的命运，而电商也会成为经济的真正“王者”。私人资本过度集中社会资源，也会造成从经济的寡头现象和政治的门阀制度。
三是，如前所述，中国目前，因为私有制伴随着贫富差距巨大，造成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自发的市场会造成资源错配和供需错配。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既有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又有市场自发造成的供需结构错配问题。解决前者，要靠增加公有制比重以及调整分配方式来减少贫富差距，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解决后者，根本的措施是在市场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创建新计划经济。但如果只有后者而没有前者，照样还是解决不了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不了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所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要合并在一起解决的。目前的情况是，中国公有制的比重已经太低，公有制经济已经退出了很多竞争性市场，不但是造成贫富悬殊问题的主因，而且导致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已经大为减弱，这对于构建计划经济中最重要的克服私人资本的自由任性，是不利的，但这个可以通过增加公有制的比重来实现。
四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是宪法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构建计划经济也需要在宪法允许的范围进行，法治思维不能有例外。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改革，首先是依宪改革。
笔者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作为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但不会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但是市场经济体制并不能最大程度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贫富差距和生产的无序性，也会让社会主义患上严重的资本主义病，生产相对过剩和供需错配就是这样的问题。
计划经济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的制度不会也不允许这么做，资本主义是强势资本和弱势政府，政府无力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组织资本搞计划经济。金权至上，资本主义搞计划(不是计划经济)，也是必须由私人垄断资本来组织。当然，不排除，资本主义会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引入计划，这也是资本主义改良的一部分。美国经济的计划成分(不是计划经济)，已经有相当的程度。行业主要市场份额被几家大企业瓜分，而大企业内部不是实行市场经济而是实行计划的。假设，一个行业被两三家大企业瓜分主要市场，每个大企业内部都搞计划，那么这个行业，已经是具备相当程度的计划成分。
从计划经济的可操作性的角度，计划经济也需要跟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结合。私人资本的生产组织的整体无序性，无法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来得到根本性的整体改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大大降低了新计划经济的调度难度。
中国的新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经济结构，我想这一点，马云等电商，就是心里一百个不赞成，也不会公开反对。
有人看到这里，可能会说，公有制低效，创新能力弱。这并不是事实，至少不是事实的全部，并没有数据表明公有制的整体企业效率低于私企。西方经济学，一般是用私企的利润等指标来套公有制企业，得出公有制企业的效率低的结论。我在《国企私有化是最大的腐&败》里面这样分析过，“坚持什么样的效率观?效率以什么指标来加以描述?这是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私有制企业最大的追求就是利润最大化，私有制企业的效率观就是利润观，衡量企业经营效率的重要指标就是企业的利润。重视企业主体的效率而忽视整个社会的效率，恰恰是私有制的弊端”。“私有制企业的利润通常是建立在压低职工工资、造成贫富悬殊、导致社会矛盾突出、透支资源、造成环境污染等代价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个体企业的利润很多(不是全部)是以转嫁成本给社会的方式来保证的，比如广东的劳资纠纷造成的社会性群体事件，就是企业不肯承担义务，把矛盾和成本转嫁给了社会”。“公有制企业追求的不是个体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而是以社会整体效率最大化为追求目标。追求社会整体效率而不是片面追求企业个体效率，这才是正确的效率观。正确的效率观也体现了正确的发展观。发展观的核心问题是为谁发展。为了资本的利润最大化而发展，那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观;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发展，那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观，也是公有制企业的效率观”。用个体企业的利润和资产收益率等适合私企的指标，来衡量公有制企业的效率，并不适合。相当于，用女人的身材标准来要求男人，能行吗?当然，很多人拿现在的国有企业来说事，也忽略了国有企业和公有制企业的区别问题，国有企业的一些问题正是来自一味的用私企的考核指标来要求国企，国企也都采用私企的管理模式，造成一些国有企业变得与私企一样只以个体牟利为最高价值，部分企业出现与民(这里的民不是指“民营”企业)争利的现象。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不弱，看看中国的高铁、特高压等真正领先世界的技术，都是国企的创新成果，这个不用多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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