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我与孟捷教授有关“生产力一元论”的对话(见《天府新论》2017年第4期)，引起了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讨论。在鲁保林转发给我的微信讨论中，有两个质疑引起了我的关注：(1)如果不承认上层建筑也具有“决定作用”，你又如何解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复辟呢?(2)我与孟捷的对话，是不是在“各说各的”?
对于第一个质疑，我在20多年前就有过居于“生产力一元决定论”逻辑的分析，有兴趣的同志可以上“中国知网”查阅(见：《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依据探微》，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2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制度抑或技术》，载《哲学研究》1997年第10期)。
我要强调的是，在下面挂出的这篇文章中(《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与人的主观能动性》，载《天府新论》2012年第6期)，我有针对性地回答了“资本主义复辟何以可能”这个极富争议的问题。希望我这篇文章对于进入了“该问题域”的学者，能有一些参考价值。
对于第二个质疑，我的回答是，在《天府新论》组织的这场“对话”中，我与孟捷教授确实是“各说各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孟教授的具体观点，我已经做了商榷性的讨论(各位可参考拙文：《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得与失——与孟捷教授商榷》，载《政治经济学报》2017年第9卷)，故没有必要在后来的“对话”中再搞重复建设。加之我认为，澄清分歧的源头比争论具体细节，或更有意义。是为按语。
正文：
[摘要]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不但强调“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而且也非常重视“社会意识的反作用”; 马克思虽然坚信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并不否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马克思当然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可是他从来也不轻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与马克思并无本质上的分歧，可是有人总要把毛泽东与马克思对立起来，企图用毛泽东来否定“存在决定意识”，为历史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辩护。这不仅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误读，而且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关于苏共亡党的原因，学术界已经有广泛深入的讨论。虽然论者大多认为，苏共亡党是综合因素的结果，但是对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却仁智互见。〔1〕中共建党已经91周年，执政也有63周年。借鉴苏共亡党的历史，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一、为什么主观能动性是“必须的”?
2011 年，在一次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学术讨论之后，我接到一位老同志的电话，建议我强调一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强调一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免大家误会，把我当作“单纯”的“唯生产力论者”。如果说，所谓“生产力论”，就是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我坦白，我是一个坚定的“生产力论者”。在我看来，如果连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都不敢承认了，连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都不敢正视了，那还算是一个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呢? 不过，对这位老同志的提醒和建议，我心存感谢。其实，马克思不但强调“存在的决定作用”，而且也非常重视“意识的反作用”;马克思虽然坚信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并不否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马克思当然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可是他从来也不轻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我虽然是“生产力论者”，却既不“纯”，也不“唯”。
为什么马克思从来也不轻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呢? 因为马克思确信，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说: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 创造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由此可见，人的“主观能动性”之所以不是“可有可无”的，原因就在于: 历史不能自己演绎自己，历史是人的历史，没有人的活动和实践，何来历史? 正因为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才是历史的主体和主人，所以，历史绝不是那些教条主义者和神学家所认为的那样: 是“抽象规律”自我作用的历史，是“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历史。
在人类产生以前，历史当然只是单纯的“自然史”。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历史就不再是纯粹的“自然史”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要从“客观必然”的维度来把握历史，而且要从“主观能动”的维度来解读历史，一句话: 必须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说: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其所以如此，不仅在于我们绝不能把历史进程与人的实践活动割裂开来，而且在于千百万人民大众的实践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基本力量。离开人的实践谈历史，历史就成了空洞的“精神历史”; 离开千百万人民大众的实践谈历史，历史就成了狭隘的“精英历史”。
这里我要说明，为什么过去我一直强调客观规律对历史的“决定作用”，直到今天才来讨论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历史的“反作用”呢? 这是因为，当时我所面对的论点，连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都不认可，压根儿就不承认历史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认为历史是由主观意志决定的，历史是“或然”的，没有任何规律可循，以至于“存在决定不了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谬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才是真理”、“马克思主义应当休矣”等等历史唯心主义的说法，居然可以在各种学术论坛上畅行无阻。在这种语境下，我首先面对的，不是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 ( 也称“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而是费尔巴哈的 “历史唯心主义”; 我首先要澄清的，不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多重要，不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是马克思主义的 ABC，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有人压根儿就不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下，你若跟他们讨论“机械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岂不是太滑稽了么?
只有在接受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逻辑的前提下，大家才能进一步去讨论机械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是非。至于那些口口声声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又坚决否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人，今后是否能接受“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二、人不能随心所欲地 “乱作为”
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是就可以否认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呢? 不能! 当我们高扬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时候，我们必须谦虚地追问一下：人为啥要 “这样实践”，而不能“那样实践”?人为什么要“这样活动”，而不能“那样活动”?换言之，人的实践活动能够“随心所欲”吗? 对此的不同回答，就把历史观分为“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人是历史的本体、历史的内容、历史的要素，离开了活生生的人，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历史就成了虚无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但是，“历史什么也没有做”，并不意味着历史中的人就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历史当然不能自己创造自己，是人创造了历史，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历史。但是，创造历史的人是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创造历史的，人的活动必然受到客观规律 ( 环境和条件) 的制约。历史客观规律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关系在于：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实践活动的，也就是说，客观规律并不是超然于人的活动之外的，而是“内生”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的，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体现出来的。
正如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所说: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4〕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它决不把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神话。这一点，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举个例子，这个区别，就好比栓在树上的一条狗: 狗的自由 ( 主观能动性的界限) 最终取决于栓狗绳子的长度。这个界限，狗是不知道的，所以它总是左冲右突，上蹿下跳，以为它能跑出绳子给定的范围，结果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它的自由超越不了绳子的直径。
历史唯心主义就是栓在树上的这只狗，所以它总是上蹿下跳，乱喊乱叫，全然不知必然性的制约。机械唯物主义虽然看到了这条绳子，但却不敢、也不能把绳子的长度发挥到极致，完全被动接受绳子的制约。历史唯物主义不仅看到了这条绳子，而且:(1)力争把绳子的长度发挥到极致;(2)坚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条绳子的长度将会越来越延长。有人说: 历史唯物主义“太消极”、“太窝囊”了。我说这是误解。我们认识客观规律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不是 “消极”，不是 “无所作为”，而是要 “有所作为”。但“有所作为”并不是 “乱作为”，更不是 “为所欲为”，而是要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 “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不是“窝囊”，不是“消极”，而是真正的“积极有为”，因为只有“顺势而为”，你才能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你才获得了自由。恩格斯说: “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是一个很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伟人，也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强的革命家。他晚年曾对李讷说: “时来天地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可见他老人家也不主张脱离客观条件去“为所欲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不仅坚决反对“乱作为”，而且非常善于“顺势而为”。
三、必然性不是 “大忽悠”
如果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随心所欲，那么，如何看待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呢? 这类现象之所以给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挑战，就在于: 某个人一旦占据了权力要职，就可以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对社会进行改造。这是不是就能证明 “意识决定存在”、“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呢? 1991年在美国休斯顿，撒切尔夫人就曾信心满满地向全世界吹嘘:“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5〕在这位“铁娘子”看来，苏联的解体，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主观意志”的结果。然而，每当我听见这类自我吹嘘的时候，我总会觉得很滑稽: 如果一个社会制度的存废，真的可以轻率到任由人的主观意志随意摆布，那么，这个社会制度的合理性究竟何在? 这个社会制度的客观必然性是不是有点太“大忽悠”了? 马克思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又如何让人信服呢?
个人主观意志的强弱对历史进程的确有着影响作用，甚至是关键的作用，但 “铁娘子”这类唯心主义者也太把主观意志神话了。人类历史之所以具有客观必然性，就在于“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以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基本法则，是绝不会因为哪个牛人的意志就可以失效的。即便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这类“复辟”的经典案例，也推翻不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换言之，前苏联的解体依然可以用得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解释。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说，前苏联的解体依然不能违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原理的话，那么，这种“决定作用”又表现在哪里呢? 我认为就表现在: 不论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的主观意志有多么强势，他们也绝不可能把前苏联拉回到沙俄时代，他们也绝不可能把沙皇重新请回来——尽管当时确实有人做过如此妄想和主观努力。历史上类似的案例有很多，比如，当年“张勋复辟”为什么没有得逞? 袁世凯为什么只做了83天的皇帝梦?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 张大帅使出了吃奶的劲想让清廷复辟，袁项城为了当皇帝甚至连老命都搭进去了) ，而是20世纪初的中国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的“社会存在”，已经基本上没有能够重新恢复“封建帝制”的客观条件了。
2011 年初，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孔子像在立了100 天之后，终于被人搬走了。有意思的是，面对这尊象征封建秩序的塑像，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国民居然“同仇敌忾”，拒绝接受三纲五常的“克己复礼”。在我看来，虽然孔子像的去留问题仅仅是一个象征意义的事件，无须过度解读，但人们的“同仇敌忾”恰恰说明: 在当今世界，“复辟”资本主义或许并没有太大阻力，但是，如果想在政治制度、生产关系和思想意识上公然回到腐朽的封建社会，那是绝无可能的了。这就是 “主观能动性”的底线，这就是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给定的空间，人的主观意志只能在这个空间中发挥“能动性”。由此引申出来的逻辑是，“铁娘子”自我吹嘘的主观意志之所以能够得逞，以下两条缺一不可:
(1)当时的苏联的确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物质条件，用列宁的话说，就是: 在商品关系和货币关系存在的现实背景下，“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6〕———毛泽东之所以反复强调要警惕资本主义复辟，其深刻原因就在于此。
(2)“铁娘子”们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把复辟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反过来讲，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除了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复辟的客观条件是实实在在的，因而复辟的危险也是客观存在的，从而未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防止复辟的出现。
遗憾的是，“铁娘子”用“主观意志”来解读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也就罢了，然而，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也跟着“铁娘子”起哄。很多人在世界观上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承认“物质第一性”，不会轻信“意念移物”、“耳朵认字”之类的神话，可是却坚决否认历史必然性，用主观意志来解释人类历史，在历史观上深陷唯心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 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对于那些仅仅用“主观意志”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半吊子“唯物主义者”，这段话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四、复辟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
虽然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必然，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却并没有解决。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尤其忧心忡忡 ，他说:
———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7〕
———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8〕
———针对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在苏联)‘谁战胜谁’的问题，无论在城市或农村中都‘完全地、永远地’、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毛泽东批注到: “说得太死，不合乎实际。”针对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 “在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毛泽东则批注: “完全不对”。〔9〕
———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10〕
——— “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等等都不平等，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只是农民小生产会自发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且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在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11〕
——— “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12〕
很显然，毛泽东之所以认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其根源，不仅在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观条件”还存在，而且在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客观条件”也依然存在。前者比如“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后者比如“八级工资制，跟旧社会差不多”，等等。毛泽东经常引用列宁的一句话来说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句话是：“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看，所谓“小生产”，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客观基础”。今天，很多人虽然惊叹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却恰恰忽略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客观基础”的清醒认识，以至于毛泽东眼里的复辟危险，最终被简单化为几个坏人的“贼心不死”。
我之所以要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客观基础”，就是想申明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 如果没有这个“客观基础”，资本主义复辟的一切企图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即使“铁娘子”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但是，如果复辟的“客观基础”是现实的存在，那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具备真实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始终存在! 一句话: 有这个“客观基础”，资本主义复辟就极有可能得逞，但没有这个“客观基础”，资本主义复辟就一定不能得逞!
如果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都客观存在着，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轻言资本主义复辟的“客观基础”已经消亡; 我们就不能跟着撒切尔起哄，说什么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复辟，仅仅是某个人主观意志的结果!
五、不要用毛泽东来否定马克思
为了证明“意识决定存在”，有人引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一段话来加以证明。这段话很长，原文如下:
“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 ( 任何事情都是一样) 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13〕
其实，这段话并没有证明 “意识决定存在”。为什么呢? 请大家注意，毛泽东在阐述 “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时候，是有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 “当着…就不能…”。这个“当着”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是“不可缺少的”。之所以是“必须的”，就在于: 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就绝不可能“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也就是毛泽东说的: “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
问题的要害在于，这个前提 (“当着”)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毫无疑问，这个“当着”并不是某个人“主观意志”随心所欲的产物，而是客观条件的结果，是客观形势发展的使然。事情很清楚，之所以不得不变革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得不创立“革命理论”，仍然是“存在决定意识”的结果，而不是“主观意识”的产物; “反作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所以，毛泽东所说的“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不过是这些第二性因素的“反作用”的另一个表述，并没有否定 “存在决定意识”。
举个例子: “当着不做剖腹手术，孩子就不能生下来”。这个时候，助产士的剖腹手术甚至可以用“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来形容。但是，在孕妇与助产士的关系中，从根本上讲，孩子出生的决定因素依然是孕妇而不是助产士。因为助产士之所以要做剖腹手术，这并不取决于助产士的主观意志，而是取决于孩子在孕妇体内生长的客观状况。换言之，这个“剖腹手术”并不是助产士“主观意志”随心所欲的产物，更不是助产士自己子宫收缩的结果，而是孕妇自身生理变化的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用“决定作用”，而不用“反作用”这个说法呢? 这与毛泽东对“反作用”的高度重视有关，也就是说，与毛泽东历来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做法有关。这种“重视”或者“强调”，并不表明毛泽东否定了 “存在决定意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恰恰表明毛泽东对“反作用”的重视。比如，在同一自然段紧接下来的一段话中，毛泽东明确地指出:
“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14〕
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明确地肯定了“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而且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明确地定义为“反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可见，在“一定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决定的作用”这个说法，其实不过是“反作用”的另一个表述罢了。本来，毛泽东与马克思并无本质上的分歧，可是有人总要把毛泽东与马克思对立起来，企图用毛泽东来否定“存在决定意识”，为历史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辩护。我认为，这不仅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误读，而且也只能是一厢情愿。最后我要再次重申: 不论怎么解读，毛泽东都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决不是一个“唯意志论者”。
(注：该文发表在《天府新论》2012年第6期，参考文献从略)
原题：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苏共亡党的原因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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