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读权威人士的这几篇文章：
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有世界最高的居民储蓄率和最大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经济韧性大，制度优越性明显。只要把握好，就出不了大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能不能把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是支撑稳增长的关键。目前居民储蓄率很高，海量资金无处可去，人们难以获得可持续的财产性收入;可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和重大建设项目缺乏资金保障。所以，财税、金融、投融资体制改革必须整体推进，特别是要打通投融资渠道，挖掘民间资金潜力，让更多储蓄转化为投资。
当前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仍要引起高度警惕，借债还钱，天经地义。我国广义信贷和GDP之比是176%，比2008年上升了63个百分点。从结构看，这几年债务增长最快的是非金融类企业，其债务余额已占到GDP的125%，在世界上处于高水平。高杠杆企业主要来自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行业、部分国有企业，要高度关注这些行业和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情况。
但是，如果采取大规模强刺激和拼投资等老办法，可能会积累新的矛盾，使包袱越背越重，结构调整步履维艰。我们不是不要GDP，而是要有质量、有效益的GDP，这是“发展是硬道理”战略思想的内在要求。
因此，既要加大力度稳增长，又要坚定不移调结构、防风险、化解过剩产能、治理生态环境、努力改善民生，正确处理好这几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速滑出底线。积极财政政策要名副其实，在增加公共支出的同时，加大降税清费力度。目前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全面上升，财政政策要把为企业减负担、降成本作为政策重点，谨防出现经济放缓、企业利润减少但税负增加的“逆周期”现象。稳健货币政策要把好度，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把钱花到实体经济上去。现在价格总水平涨幅较低，常规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有所加大，但也不能放水漫灌，而要注意“度”，注重精准滴灌，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又防止增加宏观经济的总负债率和杠杆率，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找到平衡点。
无论是处置“僵尸企业”、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提升有效供给还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解决的根本办法都得依靠改革创新。比如，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税费负担、降低资金成本，必须减少行政审批，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扩大有效投资补短板，必须改革财税、金融、投融资体制，才能解决“钱从哪里来，投到哪里去”的问题。同时要看到，完成这些重点任务，本质上是一次重大的创新实践，只有进行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不失时机地进行技术创新，才可能有效推动这次重大的结构性改革。
阵痛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值得的。我国处在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地区、行业、企业发展出现明显分化，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不可能皆大欢喜，产业会此消彼长，企业会优胜劣汰，就业会转岗换岗。特别是眼下一些发愁的企业可能会更愁，甚至关门倒闭，引发职工下岗失业、收入降低等。但这种阵痛是一朝分娩的阵痛，是新的生命诞生和充满希望的阵痛，是新陈代谢、是凤凰涅槃，这是值得的!适当的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只有退够，才能向前。正如老子所言：“明道若昧，进道若退。”拿“僵尸企业”来说，是等着这类企业把行业中的优质企业拖垮，最后一起死，还是快刀斩乱麻，处置这类企业从而腾出必要的市场资源和空间?显然，必须尽快处置“僵尸企业”，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整体提升。
去产能，各地要明确具体任务和具体目标，加大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等各种门槛准入、制度建设和执法力度;处置“僵尸企业”，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
去杠杆，要在宏观上不放水漫灌，在微观上有序打破刚性兑付，依法处置非法集资等乱象，切实规范市场秩序。
去库存，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健全农民工进城的财税、土地等配套制度。
降成本，就要把整体税负降下来，把不合理的收费取消掉，把行政审批减下来。
补短板，就要注重脱贫攻坚的精准度，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钱从哪里来、投到哪里去”的体制机制。
还有这两篇：
6. 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使得迟早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929年大萧条还没有明确的宏观经济理论指导，而本次金融危机则是宏观经济政策长期服从于政治选举目标。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货币当局对宏观经济形势都缺乏准确的理解，大萧条时期美联储的决策者基本没有总需求管理的意识，而这次美联储则对已经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与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所应该执行的货币政策认识很不到位。
7. 危机爆发后， 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2012年欧债危机持续发展，法国、希腊、西班牙等国的民意普遍左转，民族主义和极左、极右势力明显抬头，大选之年政府不得不迎合民意，许多有利于债务问题解决的政策难以实施，欧债风险迅速上升)。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时，在市场大幅波动中获益是大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国家软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 力量往往起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这种力量又与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 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运气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面对超高的负债率，先是在财政上采取紧缩政策，去杠杆化进程开始，随后经济泡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而后，在经济未实现好转之前，通胀上升和股市繁荣往往带来一次虚假复苏，但很快会遇到经济的二次探底。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是这样，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美国金融危机一度出现缓解，但欧债危机却出乎意料地全面恶化，系统风险迅速上升，全球经济可能由此进入第二轮危险期。同样，当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向外部转移和推卸责任。危机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大危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上次大萧条最极端的情况是希特勒通过民选方式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目前，欧债危机正在深化，中东形势很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9. 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在这次危机中，虽然凯恩斯理论再一次获得生命力，但人口老龄化、全球产能过剩、资源约束强化所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下降，加上劳动力市场更加“粘性”，使单纯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同时，全球通缩压力、欧洲主权债务恶化等导致的负面效应显现，全球经济又一次进入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境地。前一段兴起的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不少研究引人注目，目前兴起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呼声提高，这说明全球都在等待着理论创新。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单个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而大国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难，急需提出一个可行方案,解决这个全球性的复杂问题。我们看到，全球经济的恶化又一次产生巨大的倒逼力量，这在最近结束的欧盟峰会上已经体现出来。同时还要看到，尽管理论创新十分重要，但全球经济能否走出危机，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运气因素，这在1929年大萧条的末期表现得十分充分。
国际市场狭小、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成本优势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这些新的长期趋势说明，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准确界定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更重视熊彼特增长模式和罗默增长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知识和人力资本作用，创造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新的合适角色。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
我们需要认清潮流，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出发，按照建立主体功能区和特大城市圈的思路，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发展规划，对混乱的城市格局做一次整合，以大城市为核心，整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应做好政府事权划分、财税、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土地利用等制度设计，培育和创造符合中国在全球经济定位的大城市圈。从战术上，需要接受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病”的教训，审慎和负责地处理各类现实问题，在建立城市功能区、接受大量转移劳动力和治理大城市带来的噪音、空气和水污染、交通堵塞以及解决社会难题等方面走出符合国情的新路径。
拉美国家真正的教训是，在军政府向所谓的民主政府转化过程中，政府普遍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办法拉选票，放弃财政纪律和产权保护原则，做出各种超出政府支付能力的福利承诺，致使通货膨胀加剧和外债高筑，造成政治和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和两极分化。更为深层次的是，因为缺乏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性制约，才导致了拉美民粹主义的严重情结。人力资源即将成为短缺资源，人力资本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此，我们要更加相信教育和重视教育。创新是教育的函数，教育发展好了，创新成果将接踵而至。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我一直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当我看到美联储不断降息和对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之后，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机，因为挽救的对象是本应受到惩罚的不道德行为。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
为了避免知乎的政治敏感，不分析，大家自己去体会权威人士的经济观。
看过这些材料，我们再看下面这些新闻：
1-9月份工业利润总额同比增22.8% 国企利润增长47.6%
1-9月份，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9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2个行业减少。主要行业利润情况如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7.2倍，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6%，纺织业增长3.7%，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增长38.4%，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37.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24.6%，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2倍，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47.1%，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5.8%，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24.5%，汽车制造业增长10.3%，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8.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7.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由同期亏损转为盈利，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3.7%。
1.谁在窃喜，谁在忧虑?以煤、钢、有色为代表的中上游行业盈利大幅改善，纺织、食品、汽车、计算机等电子设备这些偏下游的行业利润增速落后，电力、热力行业利润大幅缩水。结构性改善特征明显，同一领域、产业链分化明显，比如上游煤炭生产企业盈利远超焦炭加工企业，建材中水泥在回暖而玻璃表现平平，化工中化学原料和纤维表现很好，但橡胶和塑料利润增速很低。下游行业也出现明显分化，涉及民生的“衣食住行”，只有“住”相关的生产商盈利大幅改善，具体看，地产、家电中的空调和冰箱生产企业盈利改善明显;纺织服装以及食品饮料(除了白酒以外)行业盈利增速较低;汽车行业中整车业务只有商用载货车盈利增长较快，乘用车、商用载客车盈利同比负增。
为什么黑色系、有色、地产盈利改善，为什么电力、热力利润缩水缩水?想想就明白了。
2.改善逻辑一是供给收缩，二是地产链驱动。过去一年煤炭、钢铁、有色行业盈利改善的逻辑在于去产能带来的供给收缩，市场竞争格局好转、产品涨价从而出现盈利的回暖。盈利改善的另一个逻辑链是基建、地产相关行业，家用电器中的空调今年销量大幅增加，化学原料中用于建筑的纯碱、氯碱需求也大幅增加;挖掘机销量的大增与基建、地产投资也有关系。
3.中上游整体挤压下游利润。下面从几个典型的产业链入手，观察利润如何在产业链条中分配。煤炭涨价直接推升了火电、冶炼行业成本。火电受其影响尤为显著，受燃料成本高企的拖累，盈利明显下滑，几个代表性火电厂已经面临成本压力。煤炭涨价也推升了炼钢、铝冶炼等行业的生产成本，只不过这些行业本身也在进行去产能，产品涨价下对成本上涨接受能力较强。以电解铝为例，电力成本在其生产成本中占35%-40%，原材料煤炭涨价对冲了盈利增长，比如南山铝业(3.860, -0.07, -1.78%)今年上半年营收75.5亿，同比增加13.8亿，同时营业成本也增加了近10.5亿，成本上涨侵蚀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房地产库存怎么去掉的?
3000亿元消费贷流向楼市 监管围剿“搅局者”升级_市场_地产频道首页_财经网 - CAIJING.COM.CN
居民的存款被激活，外加他们的贷款，全都进入流通，导致什么后果?
对债券来说，如果市场预期未来存在通胀的情况，那么利率和债券的收益率也要上升，债券的价格则下降，从而实现对债券未来现金收益的购买力进行补偿。基本上，通胀或者通胀预期的高点对应着债券价格的低点。而对期限不同的债券来说，期限越长的债券，未来的现金收益受到的折现率的影响越大，其现值的变化也越大。也就是说，期限越长的债券对通胀和利率的变化就越敏感，其价格波动性也越强。
热钱乱窜，收还是放?这些贷款许多已经打包卖给了银行。没错，就是次级贷的运作模式，拼命放贷，然后把这些垃圾资产打包高价卖给银行。
通胀预期上涨，能拖延得下去吗?
为什么这些钱不去投资企业呢?大企业在去产能，小企业在经受产品滞销、原材料上涨和查环保。
对中小企业来说，下一步凶多吉少：
中下游中小企业利润下降、居民存款变房产，消费能旺盛就怪了。当然，有消费贷这个寅吃卯粮的工具在，假象还是能维持一段的。
放心吧，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迟早是还不上的。要他们还得上，只能不断放水、降息。不断给他们加杠杆，让他们借新还旧。
如果在某一个时刻，通胀有失控的趋势，或者因为他国加息本国为了维持汇率相对稳定，不能再降息会怎样?
那就是明斯基时刻。
“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所描述的时刻是资产价值崩溃时刻，即经济长时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化周期的风险。
放水结束，大家不能继续借新还旧，拆东墙补西墙，进入清算阶段，欠债还钱。没钱怎么办，只好用资产抵债。
现在国外敌对势力一直威胁要加息，加不加息，这简直就是达摩克利斯之剑。
何况，即使外国敌对势力不加息，国内不断加杠杆，物价也会很快失控。
热钱不死，只是流窜，你不让我炒房，我就去炒铝。
实体萎缩，金融暴走。金融暴走，加剧实体萎缩。
相当一批人认为高层会选择通胀，于是增加加杠杆，买入资产。但是，还有一些人，一些拥有大量资金，可以影响决策的人，他们的选择是去杠杆、套现：
刚刚李嘉诚402亿彻底清仓！他终于还是跑了！ -基金频道-和讯网
步入2017年，潘石屹变卖资产的速度似乎正在加速。据观点地产新媒体查阅，早在2016年中期业绩会的时候，潘石屹就高调宣布，将上海的天山广场、虹口SOHO、凌空SOHO三个项目划入非核心物业范围，拿出来销售。
到了2017年年初的全年业绩会上，潘石屹又反口，说不卖了，理由是外汇管制之下出售资产回收的资金没有更好的投资路径，“持有境内资产好过持有人民币”。
但仅仅过了三个月时间，潘石屹就违反了“诺言”，将虹口SOHO以35.7亿卖给了吉宝置业，紧随其后还宣布将北京光华路SOHO 2和上海凌空SOHO纳入整售行列当中。
李嘉诚跑了，王石退休，王健林轻资产，许家印去杠杆，潘石屹加紧出货。
当然，持现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明斯基时刻的时候，能廉价收购：
权威人士认为，只要是市场经济就要有周期，掩盖危机只能在未来酝酿更大的危机，这是没错的。
现在，房地产的库存已经去得差不多了，至少大开发商跑得差不多了。大企业的盈利情况也改善了。多数人的存款也变成资产了，许多人还背上了债务。
如果李嘉诚、王石、王健林、许家印、潘石屹有更多的信息了解国家经济政策内幕，有资格参与国家经济决策，他们的选择是理性的话，那么那些加杠杆买入资产的人很快就会被上一课——记住，你们的名字是韭菜，韭菜的任务是贡献利润，不要指望你们能有资格喜滋滋地不劳而获，有这样的想法是缺乏理性的……
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社会心态浮躁具有普遍性，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人类这种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相关的质疑：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是否具有永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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