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日
印度 瓦格纳西
刚才大家一直在争论“怎么坐、怎么讲”，其实，在佛教的眼光看来，这都是种种执着，都是不必要的。佛教的“教”，不是宗教的“教”，是教育的“教”。佛教的“教”，非常讲究随缘说法，也叫随机说法。如果说这个法一定要某种形式才能说，这便错了。还有一句话，学过佛的人可能都知道，叫作“一说便错”——只要说出来的都是错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说呢?因为不说也错。那么正确的东西在哪里?在你的心里。这样说好像很玄妙，很多骗子也都会这么说。骗子和好人说的是一样的，这正好说明了一个道理——真理不在言说之中。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祖到底在什么地方说法，其实这都是虚妄的。为什么非要在菩提树下说呢?大家一定听说过一句话，叫作“菩提本无树”。这都是假的，这都是后代的信徒伪造的。
印度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大部分历史都是后人编造的，剩下那部分可靠的是推测的。释迦牟尼生前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印度不讲究文字，它是口口传诵。一代一代传诵，无论传诵者多么忠实可靠，本身存在着或增或减，会有大量的误传。佛教的经书越到后边，越卷帙浩繁。没有人能够穷其一生精力把《大藏经》研究完，越研究越高深。所以说，佛教会脱离群众。后世佛教主张的很多东西，弘扬的很多法门，可能就背叛了佛祖的初衷。
我觉得习主席讲的“不忘初心”这句话非常好。习主席当然是讲共产党员不忘初心，其实何止是共产党员呢，所有的人都应该不忘初心。很多年前，我在博客里写过一句话：“你还记得你的入队誓言吗?”你入少先队的时候是不是宣过誓?后来你入共青团的时候是不是又宣过誓?宣过的誓算不算?你说“那时候我小”。别来这一套。你要认为你小，当初你不要宣誓。宣过的誓、说过的话要算数，这叫不忘初心。可是，我这样说是很高的一个要求。佛祖早就知道：要求过高，是做不到的。所以佛教到了中国，经过了伟大的革命。
回过头去看，佛祖自己其实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释迦牟尼生活的时候，我估计他看到印度人民的生活状况所获得的那种感受，和我们今天来到印度一个礼拜之后所获得的感受大有相近。我们来了一个礼拜，我们团的很多团友，很感慨很激动，甚至有愤怒：一个好好的国家怎么这样，人民怎么这样?我们昨天去瓦格纳西看恒河夜景的时候，一路上那个感受——穷人穷人穷人，大海一样的穷人，无边无际的穷人……我们淹没在贫穷的海洋之中。我们一开始会想一些社会层面的、管理层面的事情，可是后来我们细想一下，在社会问题的背后，可能有更深的宗教问题、文化问题。
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这样的老百姓，他们不想社会问题，他们不想国家问题，他们不想民族问题，他们想的是：用尽一切可能，乞讨一点点小东西。我在讲现代文学的时候讲过一句话：“无产阶级是不能自己获得阶级意识的。”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天生的。无产阶级是没有自觉的阶级觉悟的。无产阶段的觉悟从哪里来?必须有先觉者给他们阶级觉悟。
在释迦牟尼生活的时代也是一样。释迦牟尼眼看着芸芸众生遭受生老病死之苦，他们自己就这么过下去了，世世代代这么过下去。释迦牟尼自己作为一个贵族，他觉得看不下去了。更深刻地说，是他自己为此而痛苦。当一个人满足了生活中最基本的需求之后，就需要有高等的追求。最高等的追求是什么？就是《洪湖赤卫队》里唱的一句，“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是最大的幸福。但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看不到，你为之而奋斗也是幸福的。释迦牟尼其实就是为此而奋斗。
那个时候也没有党组织，那他只好先随便找一条路走一走。鲁迅说：“人生充满了歧途。”不知道哪条路是对的，那就随便走一条，“姑且寻一条路走走”。释迦牟尼就姑且找了一条路走。当时一些有精神追求的人信婆罗门教，他也去信婆罗门教。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这条道行不通，解决不了问题。然后又进行了“苦行”。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折磨自己，不吃不喝不洗澡，去掉所有的欲望，最后活活饿死。他们认为这样是高尚的，是纯洁的，就跟神融为一体了。他这个人这么活着，他对社会没有害了。他确实少占用资源了，他不祸害别人了。那我们能号召大家都去这么生活吗?那我们人类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是违背生命本性的，它消灭了生命的意义。我们中国的儒家不是消灭人的欲望，是节制人的欲望。纵欲无度是错误的，完全消灭欲望也是错误的，这两个一个是极右，一个是极左。正当的方式是适当地正常地去满足人的欲望。
释迦牟尼最后发现，苦行也不对，苦行也救不了人。因为像他这种层次的人，不是为了救自己，他要救苦救难。我们听了很多释迦牟尼的故事就知道，释迦牟尼不是神，他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他最初的初心，其实就是一个“觉悟”。后来中国的佛教紧紧抓住了这个核心，关键是觉悟。然而，觉悟不是空的，不是谁坐在那儿都能觉悟的，觉悟往往是一个结果。为了达到觉悟的结果，你要读书，你要实践，你要思考，这三个加起来才能获得觉悟，还不是一定觉悟。少数觉悟的人，再去唤醒别的人，这叫“先觉觉后觉”，这就是后来我们讲的“启蒙”。
佛祖终于找到了一个人间正道，人间正道就是觉悟。看穿具体的形式，我们就懂了佛和革命之间的联系。我刚才说了，释迦牟尼其实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而革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的人在媒体的妖魔化之下，把革命想成很可怕的一件事。我们一想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战争杀头坐牢这些事情——这只是革命的极端形式。我们用汉语分析字词结构的方式想：革是动词，命是革的宾语，革就是改变，革命就是改变命运的意思。其实早在《易经》里这个词就有了，“汤武革命，顺天应人”。革命是要顺应天时地利，及时改变命运。
命运这个东西包含了必然性和可能性。必然性的一部分是不可改变的。比如说你不能选择你的父母——你生下来是婆罗门的就是婆罗门的，你生下来是首陀罗的就是首陀罗的，这是没法儿改变的。幸好我们中国没有种姓制，不但没有种姓制，中国人的思想从来就是反对血统论的。孔孟之道，它好就好在讲一个道理：人皆可为舜尧，人皆可为圣贤。到了后来的佛教，就讲的是人人可以成佛。
中国从“易经”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都是一个革命思想。“易经”的“易”，就是变动，就是改变，就是变化。为什么变化呢?因为宇宙有阴阳，阴阳下是五行。阳盛则阴，阴盛则阳。从易经开始，中国人就不信邪。中国人不信有一个固定的主宰把我们的命运管得死死的。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沧桑就是变，不断地变。“今天你厉害，我惹不起你，好好，你早晚会不厉害的，早晚能战胜你。”但是，不能坐等。我战胜你，是一种可能性，不代表必然性。怎么把可能性变成必然性呢?读书、实践、思考，最后达到觉悟。觉悟是目的。
中国的儒家道家佛家，还有其他的诸子百家，永远讲的是变化、更替。我们看看毛主席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你如果熟悉中国古典哲学，马上会发现，这就是易经啊。毛主席的“两论”，就是现代版的易经。事物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毛主席讲得特别透彻。只是他不讲阴阳了，他把阴阳换成了另一个词儿，叫矛盾。这样更便于我们现代人理解，说阴阳很玄，说矛盾就很形象。这个思想其实一直都没变化。
中国老百姓天然就具有革命思想。中国老百姓知道有些事儿是不能变的，不能变我就不折腾了；但是还有很多事儿是可变的，那些事情是掌握在我手里的。所以中国人把它总结成了一句成语，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有事儿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天的事儿，一部分是人的事儿。天的事儿我管不着，人那部分要尽力。中国的秦朝，有一个在地里干活儿的人，叫陈胜。他就说了一句伟大的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此同时，印度伟大的阿育王时期正在普及种姓制度，他已经把人的命都定下来了，用职业定下来了。人家陈胜却说：“我今天在这儿干活儿呢，我明天可能就坐在宫殿里，你们都来朝拜我”。而且这个事情它就变成现实了。以后这种事情在中国太平常了，多少个皇帝，年轻的时候都是普通人。当不了皇帝，当个什么知县知州，那太平常了。
正因为中国有革命思想，所以中国不怕改朝换代。中国人对于一切压迫，一切镇压，首先是反抗。但是反抗不了的时候，中国人很智慧：既然反抗不了，大概是天命——中国有句话叫“气数已尽”——那就忍着。中国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忍着。比如说五胡乱华的时候，中国人就忍着，忍着忍着五胡就没有了。也没打仗啊，没有大规模战争，匈奴、鲜卑、羯、氐、羌，今天都没了。更有名的是蒙古建立的元朝，那么强大，征服了欧亚大陆那么广大的土地。但是在中国人看来，文化到不了的地方，你绝对统治不了。当初宋人就说：“胡无百年运。”元朝不到一百年。不过当初蒙古人还是挺聪明的，听了耶律楚材的话：“我们可能统治不了这个民族。将来如果统治不了怎么办呢?咱们就回去，该放马放马，该放羊放羊，还能给子孙留一口吃的。”后来有一个民族就没听话，就是满族。满族也是很了不起的，以一百万人口，打下了一亿人口的大明朝，这也是一个世界奇迹。
当然反过来也说明，明朝太腐败了。明朝有王阳明那么伟大的思想家，可是明朝亡了。你光一个人觉悟了，有什么用呢?我们今天看王阳明很伟大。王阳明的思想影响了毛主席，不光影响了毛主席，影响了孙中山，影响了日本的很多思想家，日本明治维新的很多思想来源于王阳明。可是你给了几百年后的人这么大的影响，你自己那个朝代没有救了，说明那个朝代的思想是有问题的。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平时都很会谈很玄妙的哲学，谈心学。但是敌人来了怎么办，你不能在这儿念经啊，你不能在这儿祈祷啊。谁去抗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毛主席的思想，它只是一部分来源于王阳明，他还有一部分来源于王夫之。就是这个湖湘学派，专门讲实事求是的。你把道理弄明白了，这只是工作做了一半儿，剩下一半儿是实践。要把这个道理做成事业，做成事功。我们怎么能证明一个人道德特别高尚呢？必须要做事儿。所以我们说雷锋道德高尚，就因为他做了很多事儿。同样我们说毛主席有德，就是因为他做出了很多事儿。“事”和“德”一定是互相印证的。
所以我们就想：单靠苦行苦修行吗?苦行苦修救不了这个民族。在那里念经研究经典，也救不了这个民族。鲁迅早就看到：这个民族最根本的问题，其实是知识分子坏，知识分子不好，必须来一场知识分子的革命。可是鲁迅他自己没有能力做这个——鲁迅是开药方的人，鲁迅他把药方开出来了;毛主席是治病的——毛主席是主治医生，他是治病的。中华思想里，革命最后是要革到自己身上的，革出自己那些不好的东西，把它革掉。其实毛主席的思想最后就是革自己，而这个思想它其实是继承鲁迅思想的。毛主席是接着鲁迅的文章往下做的，他做的是下半篇文章。毛泽东从井冈山就开始做这件事。
我们今天在这里，这个地方叫做初转法轮处。毛主席的初转法轮处就是井冈山，就是秋收起义。共产党早期的几次英勇的起义全部以失败告终，包括毛主席。毛主席的秋收起义打的也是败仗。但是别的人打败就打败了，毛主席他伟大在哪儿呢?他的败仗是反而赚了，他从中吸取了经验。毛主席打了败仗以后，马上到一棵“菩提树”下，大家集合，开会。我们为什么失败呢?无组织无纪律。我们将来怎么胜利呢?毛主席发明了一个伟大的原则——支部建在连上。从此之后，这支部队就是战无不胜的。
毛泽东真正地让人们见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厉害。释迦牟尼在树下说法，孔子在杏坛讲课，毛主席把每一个地方都变成课堂。经常有人问：“孔老师，北大这么大，你老说北大了不起，北大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我说：“严格说，北大还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大学叫延安抗大。”中国能够迅速取得革命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抗大。抗大的学风，是完全继承了孔子释迦牟尼的学风——随机说法、随缘说法。它的教学是非常生动活泼的、直指人心的。抗大的作风是什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是从哪里来的?这种精神是自古有的，可惜没有变成大面积的现实。孔孟之道也好，禅宗也好，很高深，但是都在中国古代社会变成一种只有少数精英能够领会的东西。当然少数精英做了很多事，也比印度做得好，也都做了很多好事，为民生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都没有以组织的形式大面积推广。中国共产党的了不起就在于他把它普及了，把它实现了。儒家说“人皆可为尧舜”，但是古代毕竟没有做到。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才“遍地英雄下夕烟”。
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叫鹿野苑。释迦牟尼刚到这儿的时候，他最早的“粉丝”是两只鹿，最早听他讲法的是两只鹿，后来才是五大弟子。鹿在中国也有特殊的意义，鹿代表单纯、智商低。智商低反而能接受真理。人就怕有一知半解的错误的不正确的思维，反而离真理更远。到了阿育王时期，我们中国是秦朝，产生了一个词儿，叫“逐鹿”——“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表面上是一个寓言，秦朝丢了一只鹿，天下人都来追这只鹿;其实象征的是政权。这就让我们想到毛主席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出政权之后干嘛?出政权之后还是要让人民觉悟。
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只是建立了一个我们进行自我革命的平台。毛主席想的是：首先我们这些打天下的人要自我革命，能不能跳出这个循环——打了天下之后，不再当老爷。他老人家就想唤起人的觉悟——我们能不能舍了这个。好像这个事儿没有做成。但也不是说完全没做成，毕竟有很多人是愿意接受的。可能到文革时候做得太急了。毛主席他根据具体的情况判断，他有点儿担心：如果他百年之后，这个国家万一变了呢?他想在它之前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我们看呢，他尽了他的人事了，天命还是有不可违之处，天命还要倒退一下。所以中国经历了一个大规模的自私自利的时代，非常自私自利。这个时代还没有结束，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中。但是好在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觉醒了。
我们觉醒之后应该重新回到这条路上去思考：什么是革命，什么是觉悟，怎么对待欲望，怎么对待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西方没有处理好，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没有处理好，其他的那些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好像也没处理好。所以我觉得，希望在中国。尽管中国现在问题很多。但是，第一，我们曾经处理好过;第二，我们有这么丰富的资源;第三，我们现在有一个这样的发展势头;第四，我们还有这么多健康的力量存在。我觉得我们应该珍惜我们能得到的这些资源。从自我觉悟做起，我们自己好好地按照我们的理念去读书，按照我们的理念，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我们看到乞丐于心不忍，给他一点钱一样，这是太简单的慈善;我们还应该更多地做这种事情，传播思想，不是简单地传播一点儿钱。这样几方面结合起来，我觉得，不出大事的话，十年二十年之后再看——那个时候，不仅仅是来到印度我们会产生这种悲悯的感觉，很可能有一天，我们在纽约街头、在巴黎街头，都是类似的感觉。这一点儿不奇怪，风水转起来是非常快的。当然，我们希望，最后建立一个大同社会，在“一带一路”的招引下，全世界普遍过上那种佛祖、孔子所梦想的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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