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死的马克思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作者按：
最近读到一篇忧心忡忡的文章：《一个危险的信号：低估的宏观消费率与失控的消费贷款》。文章引用张军教授等人2014年在《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上发表的《Reestimating China’s Underestimated Consumption(重新评估被低估的中国消费)》的结论：“中国的居民消费被大大低估，导致最终中国真实消费率是60%，足足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10个百分点。”
提振消费率难道不正是经济转型梦寐以求的结果吗?问题在于，伴随着消费率增长的，是不断加剧的透支消费：“宏观上来看，居民债务率自2015年以来出现大幅攀升，根据BIS的预测2014年年末居民债务率为35.7%，到2017年一季度则上升为45%。截止2017年6月份国内信用卡信贷总额达到10.8万亿，相比2014年的5.6万亿增长了一倍，相比于2010年的2万亿增长了5倍，相比于2007年6月份的4116亿元，增长了近20倍。”换言之，透支经济在支撑中国消费增长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这让我想起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不久，我所做的一个预言：“只要市场经济存在一天，‘透支，还是过剩’这个难题就不会消失。”这个预言的逻辑，来自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真是“打不死的马克思”!面对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艰巨“攻坚任务”，下面，我把拙文《金融危机：为什么要重提马克思》(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挂出来，供大家参考。
金融危机：为什么要重提马克思
内容提要：当下的金融危机正在激发各种理论的交锋，事实证明，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具有很好的说服力。基于此，本文讨论三个问题：第一，加强监管目前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但不能由此引申出危机的根源在于“缺乏监管”。第二，“透支消费”仅仅是整个危机链条的中介，现代市场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必将呈现出“生产过剩”与“透支消费”的反复轮回。第三，虚拟经济并非金融危机的根源，它的膨胀，是市场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这次危机的本质仍然是生产过剩，本来是‘实体经济’的问题，却表现为虚拟经济的“贪婪”。
一、危机是外生的吗
2009年4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行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对策”国际研讨会上，除了极个别学者，基本上都在关心一个共同的话题：危机的对策——加强监管。学者们之所以对“如何加强监管”如此关注，固然有现实因素的考虑，但有一点必须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之所以备受冷落，是因为在主流的认识看来，危机是由市场经济以外的因素引起的，与市场经济无关。换言之，既然“外生因素”已经是现代经济学确认了的东西，还有什么必要去讨论它呢?
然而，金融危机并不是外生于市场经济，而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机制之中的，换言之，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难逃的宿命。问题在于，虽然危机根源的“外生理论”越来越缺乏说服力，但学界对于加强监管的话题如此热衷，似乎也就预设了一个前提：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缺乏监管”。事实也是如此，在当前有关金融危机的文献中，这种预设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共识。谈监管当然很有必要，可问题是，倘若由此引申出危机的根源在于“缺乏监管”，这样的逻辑恐怕是很可疑的。
为了说明这种逻辑的“可疑”，不妨举一个例子：科学常识告诉我们，艾滋病的根源在于艾滋病毒。面对艾滋病，虽然我们目前的对策也只能是加强监管——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但如果有人因此断定“艾滋病根源于没有采取防范措施”，这难道不荒谬吗?回到金融危机上来：把危机的根源归咎于“缺乏监管”，就如同把艾滋病的根源归咎于“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其实是一样荒谬。所以，但凡从“外生因素”来解释金融危机的理论，都难免流于肤浅之论;能真正揭示危机根源的理论，只能是“内生理论”，而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内生理论”当中最有说服力的理论。
今天，也有学者把危机看作是“内生”的。但不知为什么，这些学者只谈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谈明斯基的“金融危机理论”，谈“明斯基拐点”，就是闭口不谈马克思。他们认为，金融部门“投机-泡沫-破灭”的逻辑在危机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他们断言，目前的危机是典型的“明斯基危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危机。面对如此鲜明的理论偏好，笔者在会上提出了质疑：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比明斯基的“金融危机理论”深刻得多，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回避马克思呢?
在提出“为什么要回避马克思”的质疑之后，日本武藏大学教授横川信治(Nobuharu Yokokawa)给我的解释是：“明斯基的理论比马克思能更好地解释当下的危机。”遗憾的是，除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设”让我想起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之外，这位日本学者的解释并未把握问题的本质。笔者认为，学界之所以要拿明斯基来屏蔽马克思，并不是因为明斯基比马克思更有解释力，而是因为明斯基更容易被主流经济学容忍：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明斯基是非主流;但与马克思相比，明斯基又成了主流。
让主流经济学陷入尴尬境地的是：新古典经济学那套说辞对当下的危机已经失去了解释力，马克思的理论又太有攻击性(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权衡的结果，至少明斯基还算是主流经济学的盟友，于是退而求其次，让明斯基重新披挂上阵，总比新古典的解释要有说服力一点。话说回来，明斯基的确比主流经济学的正统理论要胜出一筹，虽然马克思早就揭示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但索罗斯的“市场内在地具有不稳定性”的惊人之论，毕竟来自明斯基的版本。
在研讨会上，针对危机根源的马克思逻辑的分析，联合国全球化与发展战略部主任马西米里亚诺·拉·马可(Massimiliano La Marca)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含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按马克思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是在有意识地进行“透支消费”;而明斯基的理论则是客观的，他并不认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是“有意识”的产物。拉·马可(La Marca)的意思是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缺乏明斯基的理性与客观。但是，事实上，马克思并不认为经济危机是主观意识的产物，按马克思的理论分析，“透支”不是有意识的，而是逼出来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和明斯基两人的危机理论都是“内生的”，二者的区别并不在于谁更“主观”，而是在于：马克思把问题归咎于制度，明斯基把问题归咎于人性。
说到“人性”，人们必定会想起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人”假定。虽然“经济人”早就是主流经济学心中的自由女神了，但用人性贪婪来解释金融危机，今天好像正在成为经济学界的时尚。把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人性贪婪，是经不起追问的。“加强监管”很有必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无限地拔高监管的境界。如果概括地评价监管的境界，我愿意借用一位中国学者在会上说的一句话：危机的发生是内生的，但危机的对策是外生的。有人问：为什么拒绝接受主流的解释?回答是：第一，主流经济学不争气，明明是“皇帝的新衣服”，还自以为是;第二，马克思的逻辑太有力量了，他让我看清了主流经济学的破绽。
二、透支，还是过剩
在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悲剧《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曾经提出了一个几近永恒的难题：“生存，还是灭亡，这是一个问题。”不幸的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今天也遇到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这个难题是：“透支，还是过剩?这是一个问题。”不久以前，“透支消费”可是一件相当时髦的后现代行为(“按揭”之类的信贷消费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性行为)。可是现在，“透支消费”已经成众矢之的，千夫所指，万人侧目。其实，透支消费是在代“人”受过，有苦难言。
次贷危机的逻辑可概括如下：市场经济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次贷危机。在这个逻辑链条里，“透支消费”这个环节既不是终极原因，也不是最后结果，而仅仅是整个危机链条的中介。但这个中介非常重要，它不仅把整个危机的因果关系连接起来，而且也是我们把握现代经济危机根源的关键所在，这个关键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在市场经济的古典危机中(比如 1929 年的大萧条)，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第二，在市场经济的现代危机中(比如当下的次贷危机)，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也就是“寅吃卯粮”，“透支消费”;第三，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今天推到了未来。
之所以要把古典危机与现代危机作比较，是要强调一点，“透支消费”不是危机的根源。其实，次贷危机的根源并不是“透支消费”，而是，并且仍然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透支消费只不过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罢了——尽管这个选择很“不严肃”，很“不理性”。
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式看来，虽然透支消费“引爆”了次贷危机，可问题根子还是出在市场经济内生的矛盾之中。今天，人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声讨“透支消费”的不理性，殊不知透支消费是在代“人”受过，这个“人”就是市场经济自己。但不知道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现代经济学打死也不承认市场经济自身的问题。难怪金融危机以来，借钱给穷人花费的“透支消费”遭到各国精英的一致口诛笔伐，我国理论界也与时俱进地加入了讨伐队伍：大伙一边愤愤不平地抱怨银行借钱给穷人消费，一边又为内需不足扼腕叹息捶胸顿足。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滑稽的情形：人们一边痛心疾首地控诉借钱给老百姓消费的行为“太轻率”，一边又高调呼吁要“千方百计”扩大老百姓的消费需求。问题在于，面对生产过剩的压力，现代市场经济能够认可的办法，也就这么几个选择：要么是凯恩斯主义的扩大政府开支，要么是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要么是货币主义的不断降息，实在不行，就只有寅吃卯粮搞“透支消费”了。至于马克思主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主张，那是万万不能接受的。遗憾的是，历史证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它们在生产过剩压力面前越来越捉襟见肘，应对经济危机的本事越来越乏善可呈。这样，历史把“透支消费”推到了前台，似乎现代市场经济的命脉全系于它了。
很多人主张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甚至主张直接“发钱”给老百姓，我举双手赞成。在资本占统治的世界，寄希望于“消费券”、“发红包”，或许能起一些积极作用。但是，“发红包”不比灾荒年“施粥”，即使不能天天发，至少也得年年发吧?如果以为“红包”就能解决问题，恐怕有些天真。因为：第一，不到万不得已，市场经济的本性是决不容许“免费午餐”的;第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免费午餐”也很难可持续发展。
所以，在资本占统治的背景下，除了“透支消费”，市场经济还能靠什么办法来扩大需求?然而，“透支消费”的悲剧性因素在于，透支消费在扩大需求的同时，它又成为新的麻烦制造者：生产过剩催生了透支消费，透支消费导致了金融危机;把透支消费打压下去了，生产过剩的问题必将浮出水面;一旦社会难以承受生产过剩之重，透支消费又必将卷土重来。可见，只要市场经济存在一天，“透支，还是过剩”这个难题就不会消失。对于发达的市场经济而言，哈姆雷特的难题是永恒的：“不透支，吾必死”，“透支了，吾亦死”。换言之，“玩是死，不玩死得更快”——这就是市场经济内生的悲剧之所在。
顺便指出，目前中国尚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所以尚未面临“透支，还是过剩”这个现代市场经济难题。那么，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遭遇的“市场疲软”、“通货紧缩”又该作何解读呢?我认为，“市场疲软”、“通货紧缩”当然可以归结为危机的范畴，但这还只是市场经济的古典危机，与市场经济的现代危机尚有相当距离——因为作为现代危机特征的“透支”，在中国还处于萌芽状态。面对这种古典危机，国人采用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办法(如公共投资、减税以及降息)，尚有应付的余地。但是，随着市场经济逐渐成熟，中国迟早会面临“透支，还是过剩”的痛苦选择。在这里，不妨作两个预测，并等待历史的检验：
第一，现代市场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必将呈现出“生产过剩”与“透支消费”的反复轮回，二者此消彼长，不断折腾，直至与市场经济同归于尽。能够阻止或延缓这个趋势的力量，理论上讲有两个：(1)马克思的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2)越来越强化的“免费午餐”——比如“消费券”和各种社会福利。
第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产能过剩会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经常现象;另一方面，“付费午餐”也越来越不能容纳现有的生产能力。因此，不久的将来，“付费”与“免费”的争论，必将成为发达国家的热门话题。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对策”的国际研讨会上作出上述预测之后，来自泰国曼谷的一个学者问我：“既然马克思主张消灭私有制，中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你认为，目前中国是哪种力量在发挥作用?”我告诉她：私有制并不能用一个法令就可以消灭，私有制不是靠“主张”消灭的，而是靠“条件”消灭的，这个条件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也是马克思本人的看法。在中国目前的现实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私有制的灭亡，而是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的共同发展。辩证地看，这种共同发展的未来指向，就是马克思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关于这个指向，目前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从全球化的视野看，免费午餐的范围正在扩张(比如各种社会福利);其二，从长时段的大历史观来看，私有制从过去极端的形式(比如自然人的私有)，正在向模糊的、混沌的形式发展(比如股份公司)。
三、虚拟经济是次贷危机的根源吗
最近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次贷危机是由虚拟经济引起的，所以虚拟经济才是危机的根源——其推理逻辑是：虚拟经济先出现问题，才导致了后来的危机。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里，这样的推理是站不住脚的。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虚拟经济自身的合法性问题作出客观评价。
按照产业归类，虚拟经济基本上属于第三产业。关于产业结构进化的一般规律，理论界已经有很深入的讨论。如果问：第三产业，甚至将来还可能有第 N 产业出现和发展的原因何在?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无非两条：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剩余产品的增长;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的扩展。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除了以上两条“生产力”的原因之外，还有一条“生产关系”的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为了解决因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过剩”问题。正如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所说：“为什么非生产性费用(主要是第三产业——笔者注)如此增长，甚至达到抑制利润率使其不能健康增长的程度?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每一个都是它自身对利润率降低的反应(以及企业和政府为了阻止危机所做的努力)：首先，资本投入更多的资源以非生产性的方式保护和扩大市场。”
回到虚拟经济上来看，结论也是这样的：虚拟经济的坐大和膨胀是必然的，是市场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其实，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过剩”问题，极大地促进了虚拟经济的发展：正是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才催生了虚拟经济的泡沫，通过虚拟经济的泡沫，来缓解实体经济的问题。换言之，必须把实体经济的问题，转嫁成虚拟经济的问题。在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正是因为实体经济建造的房屋、生产的汽车卖不出去，才引发了金融机构贷款给人们买房、买车的“透支消费”。本来就是‘实体经济’的问题，却表现为虚拟经济的“贪婪”和“膨胀”。
这次次贷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原本属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由于虚拟资本的恶性膨胀而被转化成了好像是“虚拟经济”自身的危机，而且由于有价证券的疯狂倒买倒卖，经济危机的“虚拟”性显现得更加尖锐和突出。这正是危机首先从金融领域爆发，而且在金融领域表现得最突出的重要原因。但是，这次危机的本质仍然是生产过剩，是生产的房屋、汽车等生活消费品与实际购买力相对而言的过剩，是全球生产能力与美国大众的实际收入相对而言的过剩。所以，当下学术界从“金融的”或“虚拟的”维度所谈到的金融危机，其实仅仅是现象，危机的本质，仍然是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危机暴露了虚拟经济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危机暴露了实体经济的问题。具体而言，对于美国来说，这次危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金融风险和监管上;对于中国来说，这次危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上。为什么经济危机在不同国家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呢?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危机不仅已经不再仅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而且危机的延伸和扩展也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将金融部门和虚拟经济作为他们理论的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做更深一层的探讨。危机从虚拟经济开始出现，并不能说明虚拟经济是危机的根源;危机从虚拟经济开始，仅仅是表面现象。正是由于实体经济出现了过剩，才会有虚拟经济的过分膨胀——为了解决实体经济过剩，虚拟经济才会用自己的“泡沫”来替实体经济“透支消费”，以缓和实体经济过剩的压力。由此可见，要真正认识金融危机的根源，我们必须把握实体经济的过剩与金融部门的泡沫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要害在于：实体经济越来越依赖虚拟经济来支撑自己的运作，而虚拟经济则越来越依赖资产价格的上扬来支撑借贷的持续。结论是不言而喻的：虚拟经济的坐大和膨胀，其实正是为了解决实体经济的过剩问题。从某种意义讲，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问题背了骂名、买了单。
(注：该文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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