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网民很担心琼瑶的自杀会引来效仿，我说倒不必担心，毕竟琼瑶的读者已经长大成人，四五十岁的成年人有足够的理性处理自己的不良情绪，哪怕他们曾经是铁杆的“琼瑶迷”。现在的00后孩子，知道琼瑶的并不多。
历史的脚步确实挺快的，或许整个世界的前进都是一个加速度的状态。借着琼瑶自杀的舆论风，我们不妨梳理一下中国文艺是如何躲避崇高的，还有些积极意义。
我把金庸、琼瑶、王朔放在一起聊。
琼瑶在1963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窗外》后一举成名。此后，她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影响力不断扩大。
1986年，琼瑶成立怡人传播公司，推出30集电视连续剧《几度夕阳红》。这是首部由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在台湾华视首播之后一炮而红，从此开启了琼瑶的电视剧时代。
1990年是琼瑶剧盛极一时的一年，共有四部琼瑶剧先后搬上台湾电视荧屏，分别是《婉君》《哑妻》《三朵花》和《雪珂》。
琼瑶的作品风格独特，以爱情为主题，情节曲折动人，深受观众喜爱。她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在华语地区广泛传播，对流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资历上讲，金庸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大量武侠小说在香港媒体连载或者出版单行本，80年代起开始进入中国内地。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接见金庸，当晚的《新闻联播》予以报道。这个时间点很重要，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并迅速畅销就从这一天开始。
当时的出版产业还很不发达，文化出版机构延续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经济”模式，选题把关极为严格。海外出版物的进口门槛极高。最初，金庸小说传入内地及在内地的流通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70年代开始，有少量武侠小说通过经贸活动从海关口岸带入的港台原版书。一些香港商人与内地印刷厂合伙，以非法出版物的方式“盗印”。邓小平接见金庸之后，国家、省、地、市出版社开始合法印刷，带来1985年前后武侠小说流行的高峰。
王朔算是通俗文艺的后起之秀了。1988年算是王朔现象的元年。这一年，他的四部本来就很火爆的小说《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浮出海面》《橡皮人》因为被改编成电影，形成叠加效应。王朔也因此一时间登峰造极，1988年被称为“王朔年”。以影视剧促销小说的模式一直被沿用至今。热播剧一出来，总能带动剧本和改变原版小说的畅销。
王朔的作品风格独特，具有浓厚的京味文化特色，其语言幽默、诙谐，常常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和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反映社会现象和人性的复杂性。他的作品在当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对中国当代文学和影视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谈到当下中国文艺，“人民艺术家”王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王蒙的《躲避崇高》发表于1993年第1期的《读书》杂志。
在这篇文章中，王蒙梳理了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的精神特质，尤其是对文学干预生活、忧愤深广和责任感提出了不同意见。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文化部长的他敏锐地觉察到了上述琼瑶、金庸、王朔为代表的通俗文艺的复苏，提出了“躲避崇高”的观点，认为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过于强调崇高和伟大，而忽略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生活的多样性。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文学评论家王干通过采访，写了《王蒙王朔访谈录》，对这一文学现象文学观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二王”成为这个重大文学现象的关键名词。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二王”通常指的是王朔和王蒙。王朔抓住机会，乘胜追击，自己筹拍电影电视剧。他参与创作的《渴望》以及领衔创作的《编辑部的故事》等电视剧上映后均获得极大成功。1992年华艺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四卷本《王朔文集》，开了当代作家出文集的先例。1993 年，王朔成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海马影视创作中心。有了党的高级领导、风头正健的评论家的加持，那些年的王朔可谓“绚烂至极”。
至此为止，加上稍后的1993年的《废都》（贾平凹），1995年的《丰乳肥臀》（莫言），可以说一股史无前例的通俗文艺的浪潮汹涌而至。诞生于“五四”，成长于延安，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快速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中国文学主流，遭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时势造英雄，英雄改变时势。
随着市场经济步步为营登堂入室的时代浪潮，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方式方法潜移默化改变了红色中国的人们。琼瑶的滥情、金庸的瞎扯、王朔的流痞三大类型迅速合拢，汇聚成滔天巨浪，把上个世纪中国文艺带进了“俗文学”说了算的时代。“高大上”文艺被嫌弃而一泻千里，至今未休。具体说来，琼瑶金庸王朔的俗文学带来了至少下面一些改变：
（一）文化消费方式的转变。丰富了大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阅读、观看影视作品等成为常见的休闲方式。琼瑶的滥情影视剧和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让不断超越自我的国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和感官娱乐。老百姓需要下里巴人的东西。捞钱与这些通俗文艺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
（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在市场化摧枯拉朽的时代，出版和影视生产是最后的堡垒，但是这些通俗文艺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让所有从业人员既心惊肉跳又蠢蠢欲动。那个时候，一些贩卖通俗读物的商人，都是用麻袋背着钞票参加订货会看货会的，有的买通了印刷厂看大门的，直接从地下渠道进货。
（三）影响审美观念。此前的大众审美是相对单一的，通过这些通俗文艺的攻城略地推波助澜，大众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更加注重娱乐性、刺激性和新奇感，逐渐从“崇高”“神圣”“正经”下解脱出来。
（四）社会观念的变革。一些通俗文艺作品中所传达的新观念、新思想，对传统的社会观念产生了冲击和影响，如对个人情感、个人价值的关注等。
（五）影响主流文化。在通俗文艺已经获得“主流”地位的同时，那些渐趋边缘化的纯文学、严肃文学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纯文学杂志如果不走迎合市场顺应时代，只有关门大吉。
（六）活跃在舞台上的“角色”变了。过去是工人、农民、解放军的天下，现在是地主富农资本家黑道头目霸道总裁唱主角。那些史有定论的“反派”也都成为畅销图书的主角。
当然，依然有一大批作家坚守严肃文学写作，他们苦熬苦受，一部分人永远消失了，一部分人幸运地等到了新世纪的曙光。
民族复兴与文化自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综合国力的提升给了文化自信以切切实实的可行性。重塑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力，正是在2012年之后，在重温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2014年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关于文艺的重要政策发布之后，渐次展开，快速成型，形成中国文艺百年辉煌的新的高峰。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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