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那时我正在读研究生。当时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寄来的一个通知，说在北京市东直门中学要办一个讲习班，是有关改革与经济学领域的。当时系里的领导很希望我们这些研究生有机会去听一听。只是我不知道这个讲习班是免费的，还是要花钱的。反正我们自己没有掏钱。估计是系里掏的钱。
东直门中学位于京城二环路东北角，距离苏联大使馆很近。文革前名为女二中，应该也是北京市的一所名校了。这个讲习班要办一个星期，我们几乎天天都去参加。东直门中学离我们学校也不近，骑车过去也要四十多分钟。当时毕竟还年轻，不拿这点距离当回事。
在参加这个讲习班的过程中，到底有多少研究人员给我们讲课，具体都讲了什么，我都没有印象了，毕竟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是有一位老先生，他讲的内容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现在为什么工人干活都没有积极性。他们做了调查，发现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工人的收入中现在没有奖金。这意思就是现在工人的收入没有真正实行按劳分配，所以工人的工作就缺少积极性。
我一听这话，心里就不乐意了。我当过工人，在工厂干了九年。我们是在文革中进厂的。我们这一拨青年工人，在工资条上从来就没有奖金这一项。但是，我们这些年的工作，都是非常认真的。我们干起活来不惜力，不偷懒。老师傅们都非常看好我们这一拨年轻人。毕竟我们还都是中专毕业的，多少还算是有点文化的，所以有的老师傅们认为，其他中青年工人身上存在的毛病，例如喝大酒，容易吵架之类，在我们身上基本也都没有。
那些老师傅们，在文革前是有奖金收入的。虽然说有这一部分收入，但是，大家奖金的收入差别并不算很大。顶多每个月就相差个一两元钱，不会更多了。当然，这一两元钱至少用来吃早餐，还是能起不小的补贴作用。如果一顿早餐大约平均0.15元，两个油饼共0.12元，一碗豆浆0.03元，一个月算下来就有四元多钱。当然，工人们也不一定每天都在外面吃早点。但这一两元钱还是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的。
文革之中，名义上是没有再发奖金了。文革搞大批判时，把工人发奖金说成是“物质刺激”，是修正主义的那一套，不是社会主义的做法。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当然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方式就是工资加奖励。把奖金这一块如果真的取消了，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当时在工人的工资条上没有奖金这一项，但是多了一个附加工资的科目。这其时就是奖金的变种。我记得当时不论工人的工资级别有什么区别，但附加工资都是一样的，每月5元钱。附加工资只是保持了工人的收入没有减少，但是这种平均分配就失去了奖励的作用。
老师傅们都有这种附加工资，而我们在文革中进厂的青年工人都没有。不过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也没有特别在乎这一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般没有太重的家庭负担，而且那时也都二十岁挂零，虽然大家心里觉得我们没有附加工资，多少有点不公平，但是没人在这个问题上跟厂里较劲。年轻人都认为，我们这批青年工人，都是干活的主力，老师傅们年纪都要大一些，好些脏活累活都是我们在干。所以大家多少都认为，我们的收入与我们付出的劳动不太相符。可是历史就是这样，所以没有人因为这一点不公平就在工作上偷奸耍滑。
当年的老工人，虽然工资不高，家里负担较重，也有多年没有涨工资。他们心里肯定也会有怨言。但是在工作中，他们依然都还是兢兢业业，都有敬业精神。他们对工作一直认真负责，严肃努力。这就是我们的工人阶级，当年的工人阶级基本都是这种情况和状态。那位讲课的研究员，我以为他根本就不懂得中国工人阶级，为他这样不负责任地大言不惭，很为他感到羞耻。
所以，我听到那位在讲习班上讲课的研究员说，现在工人的工作没有积极性，是因为他们现在都没有奖金，我就觉得这话说得并不符合实际，甚至认为他说的话很不靠谱。我对这位讲课的研究员有点质疑。他去过工厂吗? 他了解工人吗? 我在内心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既然他又没去过工厂，又不了解工人，他凭什么得出所谓工人没有劳动积极性是因为没有奖金这样的结论? 当然，他们也可能去企业做过调研。但我怀疑他们这样的调研，顶多就是走马观花，就几个人座谈一下，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就妄自下了这样一种肤浅的结论。
当然，当时有的企业确实生产搞得不好，存在着劳动效率较为低下的状态。但这与当时的历史是有关联的。当时，由于大批知青从农村返城，他们的就业就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于是国家出台了一个政策，让老职工提前退休，而让企业老职工的子女接班顶替。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一批返城知识青年的就业压力，但也带来了企业生产中的管理问题。这些老职工的子女，他们的父母都是企业里的同事，孩子们小的时候，大家都是低头不见招头见。这批孩子顶替进厂后，企业的各级管理人员也因为都是看着这些孩子们长大的。人家都是叔叔阿姨地叫着，所以他们在工作中出现点毛病，或者纰漏，管理者们也不好说什么。这与从社会上招收工人所进行的管理不太一样。社会上进来的工人，大家都是陌生人，你在工作上出了问题，管理者想怎么批评就怎么批评，不会带有任何私人感情。但对于这些顶替父母进厂的子女们，管理者在管理时就会有顾虑。总怕说深了不是，说浅了没用。这就在管理上造成了很大的漏洞。这些年轻人进厂后，跟我们当年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对收入是很计较的。老工人工资高，又有附加工资，可是脏活累活重活都由年轻人来干，他们就很不服气，也不乐意。因此，这才有了所谓不好好工作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那位讲课的研究员是否真的了解企业里的这种情况。说实话，而且后来的历史实践也证明，对于这一拨顶替父母进厂的年轻人，你就是实行了奖金制度，他们也没有多少劳动的积极性。这臭毛病一旦生成，就成了习惯，想改就非常地困难。企业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不会因为现在可以发放奖金了，这些问题就都烟消云散而不存在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事实证明，后来奖金也发了不少，工资也浮动了好几次，但是企业的效益增长并不明显。这就说明，单靠所谓发奖金就能提高工人的工作积极性，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当然，这不是说，奖金不应该发，而是说，在发奖金的同时，还要伴随着其他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思想教育方面的工作。
从那位讲课的研究员身上，我对中国的这些研究经济领域的学者们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产生了很大的疑问。这样粗糙和肤浅的研究方法怎么可能真正去发现问题? 怎么可能找到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们这些所谓经济学家，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工作实在太让人民群众失望了。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一套是从哪里学来的? 是从苏联人那里学来的吗? 那时。苏联专家已经离开中国二十多年了。是从西方那里学来的吗? 那时中国的开放程度还没有达到西方经济学科的全面进入。
或许，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他们已经有了所谓先入为主的观点。这些观点往往这都是他们通过一些道听途说，再加上主观上的想当然所造成的。他们有了一预设的结论，然后再从所谓的结论中去寻找根源。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是我们国内有些学者非常擅长和习惯的。这个讲习班里，某些研究员所讲的情况，基本就属于这一类状态。后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被某些经济学家引进到中国来，他们完全不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盲目地相信并且热衷于推行这一套，结果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搞成了主流经济学。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他们这些人不可能不栽大跟头。事实最后也证明了这一点。作为学者，不从实际出发，他们的所谓研究也从不遵循实事求是，原来是从想当然出发，后来是从洋大人那里学舌。他们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一些问题，往往是和这些荒谬的学者有着甩不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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