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师出有名，地缘政治学呢？没必要为了地缘政治学中国化而强行炮制其山寨版，对其中的欧洲中心论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足矣。为什么率先完成环球航海的是西欧的麦哲伦舰队而不是东亚的郑和舰队？因为西欧是“陆半球”的天然地理中心，尤其是西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北美的拉布拉多半岛之间的设德兰群岛-法罗群岛-冰岛-格陵兰岛-巴芬岛横向岛链，两个半岛、两个群岛与三个大岛之间的间距均短于渤海的长度，而东亚与北美的群岛与大岛主要是纵向分布的，而且彼此的间距都远远大于上述的欧美之间的那个岛链。至于因为纬度过高且有千岛寒流穿过而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不能通航的白令海，直到现在那里的航线也只能在北大西洋暖流穿过的西欧-北美航线面前自惭形秽。所以，麦哲伦绕过美洲之前维京海盗就已登陆美洲并有了“弗吉尼亚”（“维京”音译的变形）的冠名权，但这显然不足以证明麦哲伦舰队甚至维京海盗的航海技术都已超过了郑和舰队，上述岛链提供的便捷航线才是关键。没有维京海盗对美洲（彼时亚美利哥尚未出生而“美洲”还不可能被欧洲人冠名为“美洲”）的认知与开发奠基，麦哲伦舰队岂能从容绕过美洲继续西进？不妨直言，如果东亚与北美之间也有间距不超过渤海的长度的岛链，孟席斯推理的“郑和舰队环球航海”就也不是不可能的了。要对欧洲中心论祛魅，较之于基于民族感情的宏大叙事，从发轫于西欧的地缘政治学的这个角度论证当然更有说服力。
一、祛魅西欧地图帝国主义：空间、殖民与地球规治
宋念申认为，地图不是对地理空间的再现，而是人们对地理空间的主观解释。对空间的解释直接关系着对这个空间的使用与占有方式。现代殖民帝国兴起于欧洲“地理大发现”。伴随着对地球空间的重新理解，帝国也开始了对新空间的占取与利用。因此，16-19世纪代表性的欧洲地图作品，既是殖民帝国新地理知识的体现也是其殖民权力与帝国意识形态的体现。如何从地图切入讨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国际法权力的空间机理？从开拓商路到占领殖民地，现代帝国的兴起伴随着早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与传统帝国不同，现代殖民帝国源起于对地理空间的新认知，也带来了一系列重塑空间秩序的行为。全球空间被整体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资本主导的生产-运输-消费链条中，形成相互关系与等级次序。同时，为这种秩序辩护的欧洲国际法也在地理空间的重塑过程中诞生与发展。15世纪后兴起的欧洲地图学则是这一系列变化最为鲜明的视觉表现。2020年的美国，哥伦布突然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明尼苏达州的白人警察虐杀黑人弗洛伊德一案引发了新一波“黑命攸关”抗议运动并迅速燃遍全美。抗议活动的集体行为之一，就是破除一系列带有种族压迫、殖民暴政象征的符号，特别是树立于公共空间的人物雕像。除了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将领的雕像外，芝加哥等数个城市中矗立的五百多年前“发现美洲”的哥伦布雕像也被移除。有关哥伦布的争议并不是新的话题。就连大洋彼岸的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曾展开过他究竟是残酷的殖民海盗还是伟大的资产阶级先驱的争论。即使在每年以“哥伦布日”纪念他的美国，人们也已将当今社会结构性不平等根源，追溯到5个多世纪前的“发现美洲”。现代殖民性帝国的兴起，首先表现为对地理空间的全新认知与处理方式。这种新认知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古希腊以来的欧洲思想传统，但主要是在以哥伦布为代表的“地理大发现”的刺激下形成的。与之相伴，对地理空间的新处理方式，则是从开拓商路到占领殖民地的一系列重塑空间秩序的行为。全球空间第一次被整体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资本主导的生产-运输-消费链条中，形成相互关系与等级次序。同时，为这种秩序辩护的欧洲国际法，也在地理空间的重塑过程中诞生与发展。这一系列变化最为鲜明的视觉表现就是15世纪后兴起的欧洲地图学。因此，近代以来代表性的欧洲地图作品，既是殖民帝国地理知识的体现也是其殖民权力与帝国意识形态的体现。现代殖民帝国最根本的特质在于占取，而占取首先是对空间的占取（包括领土、港口、运输线等），其最重要的目的是资本积累。随之而来的则是对被占取地原住民的排挤、奴役与压迫。支撑这种殖民行为的，是一套新的想象、建构、安排地理空间的方式与对占取的“合法性”论述。现代地图则是这套话语重要的表达形式之一。
（一）祛魅西方列强的条约分割的世界地图
1502年，意大利北部的费拉拉在欧洲城邦中脱颖而出，在公爵埃尔科莱一世的治理下成了最具文艺复兴精神的艺术之城。这一年公爵斥重金请当地的制图师制作了一张世界地图。当时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与葡萄牙正激烈争夺“新世界”，地图是被严格管控的国家机密。坎迪诺把地图偷偷运回费拉拉。如今，这张以偷运者名字命名的《坎迪诺平面球形图》被公认为欧洲地图学史上一座里程碑。它以非洲大陆为中心，勾勒了南美洲东海岸以西一直到东亚与东南半岛的广大地域。但它最突出的特征，是在图的左侧画上了一条直直的竖线，把已知世界切割成两部分。这条线是1494年《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规定的西葡两大帝国的势力分界线。坎迪诺图也成为现存最古老的反映这条边界线的地图。
《坎迪诺平面球型图》
1494年6月7日签订的《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被地图史学家杰里·布罗顿称为“欧洲全球帝国地理学最早也最狂妄的法令之一”。它把想象中的地球一分为二，将分界线以东的半个地球划归葡萄牙，以西则归于卡斯蒂利亚。其实，它不是平分地球空间的条约。更为严谨的说法是：它是平分地球上非欧洲世界的条约。欧洲地区整体位于分界线以东，但显然不归葡萄牙所有。《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是1493年哥伦布从“新大陆”归来的直接产物。卡斯蒂利亚王室敦请教皇承认哥伦布发现的土地归其所有，以平衡葡萄牙此前对非洲新发现部分的占取。哥伦布本人从没想过要发现新大陆。他根据托勒密的地理学思想、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与其他文献，固执地认为，只要朝西航行就能绕开葡萄牙控制的非洲沿岸，以更短的距离抵达中国与印度，打破葡萄牙对海上贸易通道的垄断。他直至1506年弥留之际都不认为自己到达的是亚洲，对地球周长的估计严重偏小。1501年到1502年，葡萄牙派遣航海家韦斯普奇探索了乌拉圭到巴西一带的海岸，确认南美洲东部这一部分是位于《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规定的葡萄牙一侧，也进一步证实此海岸属于一块未知的新大陆。就这样，新大陆阴差阳错地变成了“亚美利加”。如果说《坎迪诺平面球形图》代表了《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时代早期欧洲帝国眼中的世界（至少是葡萄牙眼中的世界），这两份文献则都暗示了这个世界并不完整。根据这个瓜分地球条约，两国只明确了在欧洲以西的分界，即从葡萄牙控制的佛得角群岛，连线至哥伦布登陆的加勒比海的西班牙岛，取中间点按经线划出。但这条经线必须与另一面对称的经线一起才构成完整的360度，让两国平均分到各180度的球面。葡萄牙绕过非洲南端进入印度洋并在1511年攻占了马六甲，紧靠距离摩鹿加群岛。两年后，西班牙探险家首次抵达巴拿马地峡，得知在新大陆的东面还有一片大洋。麦哲伦认为马六甲已是《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规定的葡萄牙领地的尽头，再往东的摩鹿加群岛理应隶属西班牙统治，“发现”新大洋的消息则鼓舞了麦哲伦。像哥伦布一样，他认为能绕过美洲继续向东，跨过他命名的“太平洋”开辟更直接的香料贸易路线。麦哲伦实现了人类第一次环游地球一周，但这又是一次误打误撞的地理“大发现”：死于航行途中的麦哲伦的本意只是开辟商路而不是环游地球。西葡两国都认为自己在摩鹿加群岛享有香料贸易的垄断性权力，这场争论也体现在第里贝罗几张著名的《王家地籍图》中。里贝罗这个效忠于西班牙的葡萄牙人作为制图师参与了两大帝国的分界谈判，在1525年至1529年绘制的几张地图上，非洲轮廓描绘得很完整，南美洲东部的海岸线也较为准确。没有澳洲与南极洲，但太平洋第一次被完整纳入，从南亚到东亚的海岸线也远远比《坎迪诺平面球型图》进步。
《王家地籍图》
但在当时，里贝罗地图的政治性远大于其科学性或艺术性。里贝罗巧妙地把《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规定的分界线作为地图中轴，世界沿着这条线向左右两边展开，而摩鹿加群岛被置于最左（西）侧，亦即刚好落入西班牙统治范围。作为争议最核心的香料群岛，被故意摆在不起眼的“世界尽头”，与实际上近在咫尺的马六甲分别在地图两端，天各一方。最后，迫于财政方面的压力，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同意让步，由葡萄牙出钱，向西班牙“购买”了摩鹿加群岛所有权。双方于1529年签订《萨拉戈萨条约》，再次明确了对欧洲以外地球的平分原则。里贝罗的地图显然为西班牙宣称其对东南亚小岛的“主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布罗顿所言：“对西欧的帝国来说，首先是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接着是荷兰与英格兰，这种先在地图上，接着在地球仪上画一条线，宣示有那些他们君主从未去过的地方的做法，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塑造了随后五百年中欧洲在全球的殖民政策。”如果把《坎迪诺平面球形图》、里贝罗的前后几幅世界图同它们之前的代表性的世界地图对比，能很清楚地意识到，随着现代殖民帝国兴起，人们的地理感觉也发生了革命。中世纪时代，欧洲精英对世界的想象，很大程度上基于《圣经》提供的宗教图景。最典型的视觉呈现，以统称为“世界图”的“T-O型”地图（即欧、亚、非三大洲构成圆形世界）为代表。其地理观念是基于陆地的，表达的是宗教与仪式性的空间感。14世纪上半叶，古希腊宇宙学家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经由君士坦丁堡重新传入欧洲后，激发了欧洲知识分子以科学方法重新认知这个世界。但托勒密的地理认知，是基于对地球的数学想象，而非实地探测。根据《地理学指南》推导出的世界地图，包括了印度洋，但大洋被南北两大相连的陆地板块包围，状如一个巨大的内陆湖。因为数学家托勒密认为，只有存在一块目前未知的、极大的南方大陆，才能解释为什么地球能保持平衡。不论是在宗教想象中，还是在数学想象中，欧洲、北非与近东以外的那片广大空间都只是作为概念而存在，没有实体意义。“地理大发现”的背后，的确有一部分宗教冲动（寻找“祭司王约翰”以夹击奥斯曼帝国），也得到科学计算的助力。但它最主要的动力，毫无疑问是寻求财富。帝国在探寻商路的同时，以殖民手段巩固对财富与贸易的垄断性占有。此时的欧洲地图学，随着不断的地理探险而日益精准地反映出海岸线的轮廓与大陆的形状。欧洲之外的世界，也随之被祛魅，从想象的、抽象的空间，变成能被探访、认知、了解，进而掌控的具象空间。
查考地球空间的“祛魅”，被庸俗“现代化”理论忽略的内容也不难发现。一般谈及祛魅理论，人们更侧重于理性化、世俗化等内容。空间的理性化，表现为空间的可被测量与计算。但如果仅限于此，那么托勒密在文艺复兴时的重新引入，似乎就已是祛魅的了。但不论是托勒密生活的时代，还是他被重新发现的时代，科学与理性本身都没有构成推进人类地理观念现代化的充分条件，只是必要条件之一。比如，郑和舰队的航海探索早于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几十年，船队高超的航海技术当然体现着相当程度的理性与科技水平，但郑和的远航未能引出一套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说明仅有理性与科技并不必然导致“现代”。促使欧洲帝国前赴后继展开航海开拓的，除了理性，更有作为强大驱动力的资本逐利目的。逐利冲动得到科学助力后原有的商贸秩序能被轻易打破并建立新的暴力性垄断，“现代”空间秩序才在帝国争夺的背景下，以早期全球化的形态出现。
地球空间既然可被全方位了解、探查，也就意味着此空间可被征服、处置、分割。西葡两帝国以国际条约形式平分世界正体现了这一点。须知在15世纪末与16世纪，欧洲还没有出现今天意义上的边界，这一点与非欧世界并没有多大差异。《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与《萨拉戈萨条约》，则是第一次以地球表面并不真的存在的抽象直线（经线）作为排他性的主权边界。这种边界想象的大胆性，不仅在于其领土野心，还在于它对大地全新的理解方式。山川、城池、村庄、林木、海岸线，都不足以成为地理坐标了，经纬度这一古希腊人发明的、纯粹数学性的度量网格被视为现实中的地缘政治分界。这种地缘政治分界由两个相邻欧洲帝国达成，却不是为了明确两者之间的领土，而是为了分割它们当前与未来的海外殖民地。现代地理知识、国际条约、法律边界都不是欧洲人为了处理内部事务而发明出来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订是现代国家与国际秩序的源头，没有15世纪以来的殖民争夺则主权、边界、条约、国际法何来？
（二）重魅：西方列强命名的领土与虚构的地域
1570年，弗拉芒地图学家亚伯拉罕·奥特柳斯编纂的《寰宇大观》在安特卫普首度出版。这份地图集中，出现了一幅以“东印度”为标题的地图，它以中国南海为中心，将中国大陆到东南亚群岛的广大地域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向西延伸至印度次大陆，向东则包括了太平洋，一直到北美大陆边缘。《寰宇大观》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现代地图集，首版收录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制图学家创作的53幅全球及地区图。此后，这本世界图集不断更新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甚至在奥特柳斯1598年去世后，仍然不断再版，直到17世纪中期才被新一代地图集完全取代。16世纪到18世纪，荷兰地区成为欧洲制图学的中心，“尼德兰制图学派”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崛起，奥特柳斯《寰宇大观》的问世被认为是尼德兰学派黄金时代的登台亮相。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在此后的近二百年中，它成为欧洲对亚洲贸易与殖民的最重要机构之一。尼德兰学派的兴起，与荷兰制图学家服务于东印度公司（及西印度公司）关系巨大。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第一幅以China命名的中国地图来自1584年版的《寰宇大观》。
《寰宇大观》中的《东印度》地图
把从印度到东南亚群岛的地域称为“东印度”，是为了区别于哥伦布“发现”的、当时由西班牙控制的所谓的“西印度”，这种命名方式生动地折射出“地理大发现”的根本动力。哥伦布的探险，本就是为了找寻通往印度及东亚之路，他把自己看到的美洲原住民称为“indios”（西班牙语“印度人”），后来“印第安人”这个误称成为欧洲人对美洲原住民的通用称谓，流行了几个世纪。但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个“印度”与东方“印度”的关系呢？欧洲语言逐渐将哥伦布登陆的这一带群岛称为“西印度群岛”。与之相对应的“东印度”，则视具体情况，指称不同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殖民空间。各国纷纷组建“东印度公司”，其贸易范围几乎涵盖整个南亚、东亚与东南亚。今天“印度尼西亚”这个名字，就来自“荷属东印度群岛”，在20世纪之前，这个地域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本土名称。但16世纪欧洲地图中的“印度”又是一个非常模糊、矛盾的地理空间。1575年，西班牙“首席印度宇宙志-编年史家”胡安·洛佩兹·德·维拉斯科制作了一幅《西印度诸岛描述图》，该图后收录于1601年由安东尼·德·赫雷拉编纂的《印度描述》中。这张地图西起中国东海岸，东至伊比利亚半岛与非洲西北端海岸，表现了西班牙帝国的势力范围，几乎囊括了整个太平洋与加勒比海地区。彼时，西班牙殖民者已在美洲大量开采白银，他们将白银运到东亚，换取香料与中国的商品，再将这些商品输送到欧洲出售，为帝国积聚财富。有趣的是，这张地图把西班牙的殖民范围统称为“西印度诸岛”，此“西印度”甚至涵盖了被奥特柳斯及多数欧洲人称为“东印度”的东南亚群岛。这种命名体现了一种帝国的政治宣言，即将西班牙的殖民半球视为一个能被殖民者畅通无阻的整体空间。
《西印度诸岛描述图》
“一副地图并不是按某物创造的模型，而是创造某物时参照的模型。”早期的现代欧洲地图充满了类似的对地理世界的“创造”，而且往往是地图的构想在先而实体空间中的征服在后。前述两幅地图背后的命名冲突，也与两国在现实世界中的冲突一致。荷兰联合省本是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自16世纪末起为争取独立而同西班牙交战，荷兰与伊比利亚半岛帝国对亚洲贸易航路的利益争夺是现代战争法与海洋法的起源之一。把本来不存在固定身份的空间单元创制出来并以一厢情愿的想象来命名此单元，由此固化这个地理空间的神话是地理学走入现代后一个显著的特征。“东、西印度”的例子足以引出祛魅理论描述的现代认知的一个单向度趋向，新的神话由此而不断产生。有学者以re⁃enchantment形容理性时代人们对宗教、魔术、神秘感与回归自然状态的诉求，该词往往被翻译为“返魅”。但有必要将其翻译为“重魅”，因为新神话是在理性基础上生成的，甚至就是对全新认知方式的迷信。奥特柳斯的“东印度”与维拉斯科的“西印度”与科学、理性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符合或对立，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此命既借助科学与理性凌驾于科学与理性之上。另外一种重魅方式是“虚构”，将并不存在的地域政治想象强加在已知的空间上。17世纪欧洲现代地图学兴起，随着殖民、探险与商贸活动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地图集里加入了非欧国家的专图。但在有关亚洲的地图集里。鞑靼是汉地对蒙古一部的称呼，或许在蒙古帝国向西扩张时传入了欧洲。欧立德认为蒙古西征的巨大破坏令欧洲人想到希腊神话中冥王黑第斯统治的地府“塔尔塔罗斯”，Tatar就成了Tartar。蒙古帝国衰落后“鞑靼地”泛指从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部曾被游牧民统治的区域，自奥特柳斯1570年首版的《寰宇大观》起作为一个单独的地理区域出现在欧洲地图集中，比单幅“中国地图”出现得略早。根据《亚洲图》与《鞑靼帝国图》，中国与莫斯科公国中间的广阔空间被统称为“鞑靼地”，面积几乎占了亚洲大陆的一半，与北美洲隔海相望。两大洲之间的“阿尼安海峡”也是一个虚构的地名，此时俄罗斯的东扩尚未开始，荷兰与整个欧洲的地理学者对东南亚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但对亚洲北部草原地带的认知还基本停留在蒙古帝国时代大概无从了解。从西伯利亚到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其实一直都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帝国或政治体，生活在这个地域的人群从语言、宗教到生产生活方式都很多元而无整体性认同。
《寰宇大观》中的《鞑靼帝国图》
16-17世纪，耶稣会士前赴后继来到东亚，亲历了诸多历史事件，为欧洲世界带回第一手的观察与理解。借鉴罗洪先《广舆图》而制作了《中国新地图集》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以《鞑靼战纪》为题，记录了满族人入主中原的历史。此后欧洲人开始认定，存在不同的“鞑靼人”，满人属于“东鞑靼”，蒙古人属于“西鞑靼”并在地图上延续了将“中国”与“鞑靼地”分开的做法。传教士们知道“鞑靼地”这个称谓并不存在于本土地理知识之中，但还是坚持使用这个名称。比如曾跟随康熙皇帝巡游盛京与蒙古的南怀仁就在日记中把盛京（即中国东北）称作“东鞑靼地”，把蒙古称作“西鞑靼地”。19世纪之前，欧洲地图中的“鞑靼地”出现过许多变种，比如“俄罗斯鞑靼”“中国鞑靼”“独立鞑靼”等。似乎对这个鞑靼空间的纠结并没有随着地理知识的增加而有所改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康熙年间法国耶稣会士领衔的清朝全国测绘。在完成测绘后，耶稣会士为康熙制成《皇舆全览图》，分别以满汉文字标记地名，图上并没有鞑靼字样。但图样传回法国，国王地理学家唐维勒对其加工后，于1737年出版了一本新的中国地图集，此地图集的标题就是《中国、中国鞑靼地与中国西藏新地图集》。在18世纪多数地图中，“中国”与“鞑靼地”被画成以长城为界的两个“国家”，只不过两者同属于“中华帝国”这个政治体。随着清朝对内亚边疆地带统治的巩固与俄罗斯的东扩，“鞑靼地”逐渐被“满洲”“蒙古”“西伯利亚”等词汇取代。但直到1806年，英国制图家约翰·卡利还发表了一幅《中国鞑靼与独立鞑靼新图》，把从中国东北到西藏的整个内亚边疆视为“中国鞑靼”，而把阿富汗及中亚视为“独立鞑靼”。当然，此时出现这种人为建构的地理认知，恐怕需要联系当时英国在印度及中亚的地缘扩张才能更好理解。可见，地理知识的产生，一方面是通过实地调查、测量而形成的“自下而上”的自然知识积累；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特定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地人为塑造。地图不仅传递某一空间的信息，它本身就是人们主动塑造这个空间的产物。不是地理信息塑造了地图，而是地图创制了地理信息，抑或两者至少是互相生成的。绘制地图既是将空间理性化、秩序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对空间重新发现、发明的过程。“西印度”、“东印度”与“鞑靼”等命名意味着发现，也同时意味着认知与掌控。正因为如此，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历史，始终是一个关于“发现”的叙事。经由“发现”而来的掌控，通常连接着“占有”的法律概念。地图测绘不必然意味着暴力占取，但它为空间赋予意义与秩序。以殖民主义的逻辑看来，这是对空间行使管辖权的先决条件。
（三）空间秩序：西方列强的未知领地与“自由”的海
地图体现的绝不仅仅是知识或技术，而是赤裸裸的权力。与所有的权力一样，地图是为了制造与强化等级格局而存在的。“一个个人类群体被纳入文明等级的体系之后，他们有自然的资格，便也出现了等级。”在帝国时代，地图与殖民特权紧紧相连。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1950年出版的名作《地球规治》把这层等级关系说得很直白：那种认为印第安人能像欧洲人测绘美洲一样，准确地测绘欧洲的想法，是“可笑的时代错置”。为什么呢？因为“印第安人不具备基督教-欧洲理性的那种科学之力”。施米特断言：“智识优势全然在欧洲一边，以至于新世界可被径直‘拿来’。至于亚洲那个非基督教的旧世界与伊斯兰的非洲，在那些地方，只可能建立一些属国或欧洲行使治外法权之地。”在他看来，“基督教-欧洲理性”的科学之力（英译为scientific power，可理解为“科学权力”），是欧洲知识天然优于（非欧洲）本土知识的重要依据，也是判断智识优劣的重要标准。地图测绘的“准确性”与“科学性”体现了知识层级的高低。问题在于，这种准确性是基于欧洲资产阶级预设的标准的，更确切地说则是基于航海、通商、占有商品产地或港口、组织生产与贸易这种特定的资本主义需求。
在15-19世纪的世界，不是所有国家、所有社会都必然共享这些需求。地图的准确性从来因时、因地、因人、因用途而异，并无一套完全固定的标准。如果欧洲的测绘方法是“准确”的唯一模板，后人也不可能看到刻意的虚构与想象了。围绕殖民资本主义的需求，15、16世纪之后欧洲制作的世界地图有着鲜明的发展轨迹。首先，对海岸线精确测量：这在当时是与航海、贸易路线密切相关的。与海岸线相比，内陆的地理信息显然不是此时制图学家的关注焦点。其次，将陆地与海洋二分，各大陆的轮廓线日益清晰。最后，以边界线与色块区分不同国家/政治体，国家被想象成了以陆地领土为基础、内部同质、外部边缘清晰的空间主权体。在地图的装饰方面，物产与民族志图像逐渐取代了过去宗教性、神话性的图像。表面上看，人类社会的多元与差异性被一套科学理性的大地测量标准抹平了，作为地理单元的欧洲，似乎与非欧世界并无不同。但正是这种均质化地看待地球的方式，凸显了欧洲“智识”的优越感：欧洲人比那些生活在非欧世界的土著更了解他们家园的地理形态。一个全球等级秩序，也在这种智识与文明论的意义上被创造了出来。这就是刘禾提出的以“地球空间”与“地球上的人心”为双重轴线的地缘政治结构。地图史家约翰·布莱恩·哈雷认为，“与枪炮及战舰一样，地图也是帝国主义的武器。地图被用来推动殖民，土地在纸面上先于实际中被宣称占有，在这个意义上，地图预期了帝国。”。但地图毕竟不是像坚船利炮那样以暴力手段征服。它是与所谓的“发现”的知识意义、思想意义联系在一起的，为暴力征服提供合法性依据。施米特将“发现”的法律隐喻说得很明确：发现一块未知地域本身并不自然赋予发现者合法资格。发现行为得到国际法秩序认可方才有效。“发现”并非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谁都能引用的概念，它必须与“特定的历史甚至是思想史情境”相关，这个情境即（欧洲人主导的）“地理大发现”。施米特认为，只有欧洲人从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发现”才具备法律意义，能获得承认，其他的“发现”都不能自动具备合法性。那么为什么原住民的发现不合法，只有欧洲人的发现（不论上面是否有原住民）才合法呢？他这样解释道：“作为法律概念的‘发现’，其含义必须诉诸：发现者比被发现者有更高的历史地位……若站在被发现者的立场，这种发现从来都不合法。不论是哥伦布还是其他发现者，都未得到被发现的王公的准许便不请自来。这些发现事先未获批准。所以，发现的法理依据必来自更高的合法性。只有发现者在思想与历史上足够先进，能以更优越的知识与意识理解被发现者，此发现才合法。套用布鲁诺·鲍威尔的一句黑格尔式格言：‘发现者比其对象更了解他自身并能以更优越的教育与知识来驯服之’。”在这里，施米特用文明的优越性来解释殖民主义的法源。他把资本逐利带来的暴力侵占描绘为“基督教-欧洲理性的科学之力”对本土知识的征服。且不管本土知识本身是怎样的，它们必须被认定为非理性、落后、愚昧。因此，“地图学档案在航海与国际法论辩两方面都极具意义，一份科学的地图测绘，宣示了对一块未知领土的真正法权。”。所以，地理大发现并不只是关乎地理意识，与之相伴的还有欧洲一套安排地球空间的法律意识。这便是欧洲国际法（施米特称为“地球规治”）的起源。“当地球第一次被欧洲人的全球意识包裹与测量，原初的陆地世界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就被改变了。其结果就是最初的大地法。它建基于两种空间秩序的特定关系：固定陆地与自由海洋并在四百年来支撑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法。”从这种鲜明的殖民帝国视角出发，地球空间在近代欧洲地图上表现为三种形态：一种是“已知”空间，包括欧亚大陆主要部分与北非，对当地的统治已获得普遍认可；一种是“未知领土”，主要用于美洲、非洲、南方大陆（澳洲及南极洲），也包括过去无人涉足的岛屿与极地；最后一种是海洋。所谓的“未知领土”当然是对殖民者而言的未知，通常在地图上以空白表示。但正如澳大利亚学者西蒙·瑞安指出的，把未知的空间在地图上留白并不只是简单反映欧洲知识的空缺，而是急于抹去当地业已存在的社会与地理文化形式并准备以新秩序投射其上、取而代之。借由对这片土地的定义，殖民者把掠夺行为用欧洲人听得懂的法律术语合理化。地图上的“未知领土”对应着日后国际法中的“无主地”原则，将发现、利用与占有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欧洲国际法的产生背景。因此施米特坦陈：“国际法的传统历史，也是一部攫取土地的历史。”
现代国际法的起源，最早便来自“发现”美洲之后带来的一系列与占取有关的争论。其核心命题就是：欧洲人究竟凭什么能占有别人已居住其上的土地并为了获取利益而发动战争？西班牙学者维多利亚本身是神学家，被后世追授为现代国际法的鼻祖，主要是因为他在著作中精妙地论证了这些问题。维多利亚首先认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在土地的所有权与管辖权上是平等的，西班牙不能以宗教或文明理由剥夺印第安人的财产权。但他并不认为西班牙因此便无权占领美洲。恰恰相反，他采取了一套与神学理由不同的，基于“万民法”的论证。万民法赋予所有人迁徙、通商、传教的权利，而印第安人拒绝西班牙人的此项权利，则能被视为战争中的交战方，西班牙因此有理由对其发动正义战争。表面上，种族、宗教不成为战争的理由了，但欧洲人的行为准则以普遍权利的名义成为正义标准，这为掠夺、奴役原住民提供了更为隐蔽的、法律性的借口。听上去，这与英国后来以清朝“拒绝自由贸易”为由发动鸦片战争颇有几分相似。现代国际法的另一个起源，是对海洋空间秩序的规定。《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与《萨拉戈萨条约》以抽象的经线为界，其瓜分的领域既包含陆地，也包括海洋。这自然让所有后来崛起的殖民国家不满，特别是信奉新教的荷兰与英国。它们不断挑战西葡两国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海上劫掠，也就是海盗。国际法的另一位鼻祖，荷兰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就以“自然法”为依据，为打破西班牙对海洋的垄断，把海上劫掠行为合理化。1603年，一艘从澳门出发、驶往马六甲的葡萄牙商船，在今天的新加坡海峡附近，被三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战船劫掠。官司打到欧洲，荷兰东印度公司聘请年轻的法律天才格劳秀斯来为抢劫辩护。格劳秀斯并不纠结于事对错，而是提出了一个地缘政治命题：海洋究竟算是国家的领土，还是所有国家都能自由往来的公共空间？他提出了一个根本原则，即海洋是各国都能自由贸易的公共空间，世界各国都享有所谓的“航行自由”。因为荷兰与葡萄牙帝国当时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在海洋上的劫掠行动属于战争中获取战利品的行为。后来他的部分辩护词以《海洋自由论》发表，成为现代国际法的奠基之作。如果由此而认定欧洲国际法主张海洋的绝对开放与自由，那就又过于天真了。国际法是殖民帝国争霸的产物，它的根本目的从来不是提出所有人都适用的普遍性原则。在格劳秀斯的时代，自由开放的海洋本身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论点。英国法学家塞尔登为了维护英国在北海的专属权益而著有《封闭的海》，英国东印度公司希图用格劳秀斯的“航行自由”理论而从荷兰垄断的东南亚香料贸易中分一杯羹时，格劳秀斯却以商贸合约为由阻挠了英国的企图。
与在陆地上的争夺不同，殖民帝国的海上之争，争夺的不是空间，而是航道。各霸权国也将陆地主权的专属特性延伸到船只与航道上。由此，“开放”的海面布满“主权走廊”，海洋是开放的，但船只与航线是有主权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会尽量避开葡萄牙船队的航线；英国则曾寄望于开辟一条从北极地区通向东亚的“东北航道”，以免直接与老牌海上强权国直接竞争。经过多年的战争与论辩，欧洲的法学家们基本认定，海洋既不是国家领土（只有靠近陆地的领海除外），也不是无主地（因为这意味着能先占先得），而是属“全体人之物”。由此，国际法区分了海洋的所有权与国家在海洋的司法管辖权。无人可视海洋为领土，但海洋也并非空洞而无法律的空间，国家能在海洋上行使法权。当然，几百年以来，真正享有这种自由航行能力与管辖能力的国家并没有多少。更多时候，“航行自由”是殖民帝国的垄断性特权。16世纪的西葡地图还明确标上了两国瓜分地球条约规定的子午线边界（具体位置不同），但奠定了现代地图形态的尼德兰学派地图则并不承认这条边界线。17、18世纪欧洲制作的代表性地图也都未标注。与大陆上斑斓的色块与清晰的边界线不同，海洋被表现为一个贯通、均质的整体。陆地被分割，海洋却没有。这种在今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空间表达脱胎于殖民竞争，像欧洲国际法一样带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文明主义因素。
（四）近代西方列强的帝国地图：在张扬与隐藏之间拉锯
1886年英国伦敦的《绘图》杂志发表的一幅地图题为《帝国联盟：表现1886年英帝国幅员的世界地图》，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登基五十周年庆典在即，此地图很快作为彰显日不落帝国辉煌殖民业绩的代表性图像之一被广为印制。这幅地图仍然引发了诸多学者的热情，英帝国与批判帝国的研究者经常引用。
《帝国联盟：表现1886年英帝国幅员的地图》
英帝国在19世纪80年代正处于黄金时期，硬实力与软实力都如日中天，达到了哥伦布以来所有殖民帝国的顶峰。《帝国联盟》生动体现了这种高扬的意识形态。它采用墨卡托投影法，对具体的地理信息表达得很少，重点突出的是英国的全球殖民地与各个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紧密的物质联系。以格林尼治子午线为中心，地图上的英属殖民地以粉红色填充，包括加拿大、英属西印度、西非、南部非洲、英属印度、英属海峡殖民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另外还标注了英国掌控的要塞及港口，比如中国香港与1885年刚刚占领的朝鲜巨文岛。在亚洲大陆北部的空白处，附有一张展示1786年英国殖民地的小地图，讲述了一百年来帝国空间的大拓展。现在的殖民地由横跨三大洋的航线紧密连缀。在印度、加拿大、南非、西非、西印度群岛、澳洲与英国本土旁边还附有统计表格，对比了1851年与当前的面积、人口、贸易总量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进出口数额。《帝国联盟》最显眼的特征在于环绕地图的装饰图像。地图下方，象征英国的不列颠尼亚女神手执三叉戟与米字盾牌，端坐在标注着“世界”的地球之上，地球由希腊神话中的擎天神亚特拉斯托于肩上。女神两旁环伺着代表殖民者与被殖民土著的人像与各殖民地的代表性动物：殖民者大多手持猎枪，土著大多捧着异域奇珍，向不列颠尼亚行注目之礼。右侧由上至下的三位女性，代表希腊、日本与罗马，她们与英国的殖民地无关，但暗示了帝国“文明”的传统之深与散布之广。地图上方另有三位女神侧卧在藤床之上，举起“自由”、“博爱”与“联盟”的横幅，在她们之间则是口衔橄榄枝的鸽子。于是，《帝国联盟》完成了对大英帝国从实体到精神的完整宣传，以毫不遮掩的方式赞颂了英国殖民者达到的前无古人的“伟业”。殖民主义不再是地图后面的隐秘文本，而是地图本身的表现对象。海洋与陆地、占领与攫取、资本与统计、种族与秩序，所有帝国治理的要素，都汇聚于“自由”“博爱”与“联盟”的政治话语之下。图像学与地图学水乳交融。有趣的是，这幅地图的作者、著名插图画家沃尔特·克伦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这一身份引发了人们对《帝国联盟》更为丰富的解读与讨论。有学者认为，此地图的图像要素，来自为伦敦当时正在举办的“印度与殖民地博览会”创作的另一幅地图。对比之下，克伦的地图突出了劳动者的意象（画面右下的澳洲矿工与亚特拉斯神身上的“人力”字样）并将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并列在一起，意在表达以劳动促成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团结。此图的的主旨是呼吁改革帝国政策，给予殖民地更多外交自主，以利联邦团结。但即便这幅地图真的隐含了对帝国的温和批评与改革吁求，这种表达也还是根植于对帝国“团结”殖民地的期待。实际上，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在殖民帝国扩张的事业中，很多开创了“自由”“进步”理念的欧洲思想者，同时也是帝国孜孜不倦的建设者。一旦涉及殖民地问题，他们的“自由”更多的是殖民者有“教化”被殖民者以促使他们“进步”的自由，而不是相反。以地图来彰显帝国并不局限于《帝国联盟》这种宣传品。地图测绘本身也是一种公开的宣示。1871年，历时近70年的印度“大三角测量”终于完成。此项耗时耗资巨大的测绘工程，最早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监督，后归由印度测量局负责，以三角测量法实现了对印度次大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网格状测绘。测绘不仅让帝国对殖民地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是实施殖民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由于技术与后勤保障的原因，前后七百多名测量员在漫长的七十年中也并未走遍整个印度次大陆，但此次三角大测量仍然在“实践与话语两方面支持了殖民统治”，凸显了殖民者所谓的“理性、科学与自由”。
在19世纪，自由主义成为英帝国标榜的意识形态，自由与殖民霸权并行不悖。新兴的美国也同样高举自由、文明大旗，其殖民扩张的速度与对原住民及黑奴的野蛮压迫，比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1816年，美国就出版发行了第一张将本国画成横亘于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全国地图。此地图题为《美利坚合众国地图：含邻近之英国与西班牙领地》，作者是苏格兰制图师约翰·麦里氏。彼时美国领土已由“路易斯安娜收购”而翻倍，但也只占今天美国大陆部分的一半，远未扩张到当时尚在西班牙手中的西海岸。如此，此图仍得到第三任美国总统杰斐逊的肯定与喜爱，乃至杰斐逊一直把它挂在位于弗吉尼亚蒙蒂塞洛庄园的家中。这或许正说明，这张地图充分表达了殖民者不断西进、实现“昭昭天命”的使命感。从这种意义上说，地图早于实际几十年就预言了美国的领土扩张。
《美利坚合众国地图：含邻近之英国与西班牙领地》
但美国毕竟不同于英国，两者皆是宣称“自由”的霸权国家，但采取了相当不同的自由主义空间论述。英国标榜自己是自由的帝国，美国政治精英却不喜“帝国”一词，始终小心翼翼地回避国家论述中的“帝国”字眼。从表面上看，美帝国的扩张方式似乎不同于传统帝国：至少在菲律宾获得独立后，美国已不谋求直接占据领土，转而以不断增加的海外驻军来牢牢把控全球空间。
在今天的标准化世界地图中，美国看上去与其他国家差不多，也是由边界包围的、内部同质的政治空间。地图中的美国就是本土48州组成的“地缘机体”形状，最多在角落里，以附加形式放上阿拉斯加与夏威夷两个“海外州”。但这种标准的“图标地图”远未能反映美国真正的司法边界。历史学家丹尼尔·伊默瓦尔的《如何隐藏帝国：大美利坚合众国史》认为，除了两个“海外州”，图标地图完全隐藏了波多黎各、美属萨摩亚、关岛、美属维尔京群岛、北马里亚纳与众多美国兼并的小岛屿。这些领地的陆地面积超过1万平方千米，人口超过四百万，它们由美国联邦政府掌控，居民虽是美国国民，但却不享受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其中一些地方，美国的统治已超过一个多世纪，实质等于殖民地。
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令美国完成了国家建设与帝国的塑形。实际上，西进运动并没有停止在西海岸。19世纪末的美西战争让美国的殖民地扩展到整个太平洋，一直延伸到菲律宾。即使在今天，美国领土也向西延伸至关岛，而非阿拉斯加或夏威夷。以关岛为最西端，以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属维尔京群岛为最东端，“大美国”领土的中间线（西经140度左右），应落在阿拉斯加到中东部太平洋，比夏威夷略往东一些，离大陆本土的西海岸还很远。当然，没有任何地图这样如实展现美国的辽阔幅员。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帝国性已不表现在领土上。借由数百个（具体数量始终不明）海外军事基地，帝国的触角伸入所有大洲与大洋，其势力范围之广与控制程度之深，远超过鼎盛时期的英帝国。
以封闭的陆地领土空间定义国家本来是欧洲地图学在殖民时代的发明，但随着殖民的深入，当代的世界地图也理所当然地只以封闭的边界标明国家。正是巧妙地利用这一点，美国隐藏了自己作为“无边界帝国”的属性，让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全世界都错误地以陆地边界与海岸线来认知美国的形状。可见，地图能将英国的殖民霸权赤裸裸展现出来，也能把美国的殖民霸权悄悄遮掩起来。
（五）并非“事后诸葛亮”的非西方视角的结论
斯蒂芬·卢克斯的“权力三面向”理论分析了权力的三个层次：“决定力”“预防性的非决定力”与“议程设置力”，它们对应着暴力强制、规训与同意这三种权力压迫方式。就殖民帝国的霸权而言，坚船利炮是其暴力强制之一面；法律与仪轨，特别是国际法与外交是其规训之一面；而“同意”的议程设置与意识形态力，则是三种殖民力量中最隐蔽的，它塑造一种貌似放之四海皆准的知识体系，在以文明、科学、理性重新解释世界的同时，掌控了世界。现代地图就属于最为深层隐蔽的权力。它是一种深刻的知识议程塑造，以对空间的重新组合与切割，配合着对人类社会的分类与等级化与对人类历史的线性排列。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地图测绘与暴力征伐、国际法规训互为表里、相互支持。“权力从地图中走来，又行走于打造地图的道路上。”“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欧洲地图学发展，表面上看是服务于殖民帝国对地理知识“科学性”与“准确性”的需求，但其实，帝国与地图的关系远比这种笼统的论述复杂微妙。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有一篇被广为引用的短故事《论科学之精确》，讲述帝国的制图师们制作了一幅与帝国一样大的地图，图与现实严格对应。但后世终于发现这种精确性毫无用处，于是地图被废弃。这篇小故事清楚传达了“呈现”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地图的作用从来就不是对空间的复制，而是以高度选择性的方法，构建对空间秩序的想象。读者在地图上（哪怕是谷歌地球）看到的不是现实，而是用线条、色块与象征符号等建构的选择性视觉表现。很多时候，地图的内容超出地形地貌，还包含了民情、风俗、殖产、历史等。这些“数据”的选择与地图制作者的政治、文化理念紧密相联。近世帝国追求的那种可视空间的“准确性”与“科学性”，也指向特定内容，比如资源、商路、财富、殖民与地缘战略。就这样，起源于欧洲的现代地图学，为兴起于殖民时代的现代地理知识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论述框架，而现代地理观念又沿着地图学规定的框架与方向延伸与发展，成为帝国意识形态在空间领域最为强大的表达者与宣传者。在其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也开始日益指向有特定目的的“真确性”与科学性。在地缘政治斗争、国际交涉、国际法的创制中，这种带有特定目的的地图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15世纪以来的欧洲地理“发现”与地图学发展，还铺陈着一条晦暗的主题线：对“东方”的征服。从哥伦布、麦哲伦到英国与美国，现代殖民帝国的形成机理中，有一项历史情境至关重要，那就是对“亚洲”的想象、进取、控制与争夺。能动者主要是欧洲，但对象始终是亚洲。在寻找、控制“亚洲”的过程中，欧洲拓殖非洲、发现美洲、征服太平洋、开发西伯利亚与澳洲。Orient，既意味着“东方”，也意味着“方向”。哪怕是帝国家族的后来者日本，其殖民对象也同样是亚洲。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海洋帝国”与“陆地帝国”的分野，其实无非反映出通往亚洲的手段是海路还是陆路而已，很难说是民族性格或政治文化的不同造就了帝国的不同性质。施米特在写作《地球规治》时，已明确感觉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法面临着巨大挑战：人们对地球的争夺已突破大地与海洋而延展到天空。“这种转变是巨大的，因为从天空看并以空袭角度视之，大地与海洋表面并无差别。但对人的生命而言，无论是在地面还是水面上，来自天空的危险是一样的。”但到了今天，网络世界为人类构筑了全新的空间感，大地-海洋-天空的三重空间不再约束着人的生产与消费。基于帝国新的殖民行动，人类所处的空间应被重新理解、丈量与管治。
二、正视基于互联网考古的辨西伪史思潮
李星认为，辨西伪史无疑是互联网自引入国内一大贡献，逐渐成为全民“祛魅”西方这么多年PUA的欧洲中心论的重要思潮，本来属于学术圈里一个边缘流派，只有何新、韩毓海、河清、诸玄识、董并生等作家出过专著。但在互联网上却又一大批草根大神开始深挖这一领域，他们以精微细致的考证零敲牛皮糖的方式，由于能涌现出一些新奇并且让人耳目一新的知识出来，在传播上逐渐也有了比较大的影响，尤其对西方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人类起源非洲之类胡说八道与西方写的世界历史之类几乎是灭顶之灾，对国人不亚于一场思想解放。
辨西伪史的灵魂在于一个“辨”字，提供一些观察与学习西方新的视角、新的史料，提供给读者分辨，具体的判断要由读者给出。很多人习惯接受了权威的判断与定见，遇到了打破常规的观念，会本能的竖起保护层抗拒，甚至不屑一顾，有的还会高级黑之类的。当时也有很多人能从不同的知识背景与所见所闻来提供更多素材，而这种互联网与学术派研究的区别。其实，世界犹如风月宝鉴，正面美人，反面白骨的，一体两面，真假共存，摧毁迷信才能构建一些更深刻的认知。当然，前提是有理有据，而不是先画靶子再射箭，否则会逐渐跟韩国那些假冒伪劣的历史学家搞笑自嗨一样，逐渐降低了辨西伪史的学术价值。
研究辨西伪史不是为了佐证中华文明本身源头地位而踩西方，不是为了从崇拜西方到否定西方两极游走，而是以还原真实西方历史为目的且能用西方学术界公认的究疑、实证、逻辑验证的方式来论证，真金不怕火炼。对辨西伪史感兴趣的草根网友还应广泛接纳一些西方求真学者的材料与研究成果，再结合互联网本身强大检索材料便利性与网络上形成的互助式、拼图式的共创模式，能逐渐把西方伪造历史去伪存真，西方一定有很多纯粹以学术研究为乐、不追求职称不说假话的学者。当然，还要广泛利用互联网与大数据来逼近真相，朴素的贝叶斯原理以碎片化客观信息来照亮整个黑箱子使之成为白箱子，更多蛛丝马迹背后“对不齐”地方、更多有价值的史料会更有含金量。伪不是全部是假，而是真之中有掺假，后人杜撰前人说话，树碑立传之类以论证自身暴发与合法性。
辨西伪史的时间坐标应是按信史1455年古腾堡印刷出第一本拉丁文《圣经》开始的推导之前的伪历史与之后逐渐依据当时很多主管区域的神父牧师根据当地方言发言翻译了不同版本的《圣经》，由此形成各个民族国家的语言，这其中包括法语、德语、英文、俄语等。历史上一笔带过的“东学西渐”运动大量类书典籍经过传教士翻译传至欧洲，当然还有阿拉伯世界典籍，这一点也要客观认识到，要让辨西伪史产生更大的全球影响，互联网上阿拉伯学者一些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不可或缺。西方文明的资本起源、技术爆炸、战争驱动的三角关系。自近代以来，国人慕强西方主要是针对其科技形成强大硬实力加上全球金融资本模式催生的西方文化霸权。西方长期灌输欧洲中心论思想与模糊起源，导致国人在认识西方殖民历史、学习西方经济制度与医学、科技时候都会充满不切实际幻想，在认知上始终无法疏通，从而浪费很多精力，要走很多弯路，这一点上才是辨西伪史对年轻人避免“学术恋爱脑上头”倾向，提升认知力实用性。
了解了真实西方历史，才能更加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厚度。比如中国对战争的总结，在兵家、法家、阴阳家、易家、毛选理论总结非常多，相应的文化自信也就构建起来了，学自己文明一手典籍总比转手翻译学起来要更通更透，这样能解放很大的智力资源。目前中华文明处于守势，甚至遭遇了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改开之后变得中不中，西不西，反而民间是一些封建糟粕开始回流，再加上资本控制力度加强，尤其是本身高校教席为留洋派把持情况下，很多农村开始凋零，年轻人大多与家分离、背井离乡，华夏文化真断层才真正开始。
如今，年轻人实际上对本土经典文明是疏远陌生状态，有的一些可能还被网络民粹主义给带偏了，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视角来做研究能做出很多革命性成果，马克思主义有反资本操控、站队底层利益、官方正统性，马克思本身对犹太资本主义模式批判也是迄今为止最深刻的，希望一些大V不要被一些造谣生事的杂音干扰，还是要有一点统一战线意识的。对辨西伪史感兴趣的学者自觉地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西方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给承接起来，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考证西方历史。比如关于《犹太人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思形成阶级分析法重要分水岭。“犹太人”究竟是宗教性的（犹太教）、职业性（以放贷为营生）还是民族性的？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等操控的近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制造一个“新民族”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血缘性已无从考证，世界各国所谓的“犹太人”语言不通与“希伯来语”都得重新发明，如果连犹太民族都是制造出来给垄断大资本家族背锅的，那就恰恰证明了阶级性超越民族性的地方。网络民粹主义本身导向并没有前途，绑架了民族主义却没有制度性方案，最终只是乌合之众，这一点上还是要沿着教员开创的历史方向前进，而不是自作聪明放弃导师的指引。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比如互联网传播的潜力对辨西伪史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学术价值才能带来更多原创思想而成为中华文明复兴的推动力。
三、初探欧洲中心论之破解与“三大体系”的构建
李兴认为，国人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型国际关系理念运用多学科、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的方法重塑世界历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这既不是要完全推倒西方世界历史体系另起炉灶，也不是要以“东方中心论”取代欧洲中心论。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笔下，公元1500年被视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新航路的开辟与地理大发现，使地球从地理上第一次被打通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即全球史出现了。公元1500年以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史，也不存在全球意义上的东西方国际体系。公元1500年以后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历史来源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中心的，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国的朝贡体系与位于亚欧中心地带的斯拉夫-俄罗斯体系同时存在并行发展。
（一）对欧洲中心论釜底抽薪：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宏观历史阶段
历史科学领域的欧洲中心论，就是18世纪最先产生于欧洲、19世纪以来影响到国际学术界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西方从来、天然就是先进、文明、自由的，西方是世界历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发展的动力、核心、主角与主流；东方是天然落后、野蛮、停滞与专制的，只是世界近现代史与国际关系史的配角、边缘，是西方的附庸与追随者，体现在历史时间上似乎也是永恒的。欧洲中心论又称之为欧洲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具体表现为人种学意义上的“种族优越论”、价值观念意义上的“制度优越论”、话语体系意义上的“文明优越论”，后来逐渐发生演变，不再是一种学术观点与研究视角，而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影响越来越大。欧洲中心论影响到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甚至超出了学术界。20世纪初期，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受到质疑。有的学者开始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有的学者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人类与世界历史综合考察。如德国史学家奥·施本格勒与英国史学家A·J·汤因比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多种文明生长与衰灭的历史，而非单一文明发生与扩散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英国史学家G·巴拉克勒夫表现了必须放弃“西欧中心论”的倾向。他提出：“亚洲与非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如同欧洲的历史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全球史纲》、《全球分裂》试图打破分国、分地区的编排方法，更多地关注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的学者关注东方的历史贡献，代表性学者有美国学者彭慕兰，德国学者弗兰克，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斯，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法国学者布多代尔，等等。中国史学界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的视角也质疑欧洲中心论。雷海宗、周谷城、吴于廑等老一辈著名历史学者就开始关注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吴于廑提出了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的观点。一些中青年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用不同的方法对“西方中心主义”展开质疑与批判，各自作出了一些尝试与努力并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但总体来说，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文明的多样性，东西方文明的互动，经济、贸易与综合实力，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等视角，来破解欧洲中心论，既不成系统，也不很成熟，形成了某种气势，但尚未形成大的气候，未能实现对欧洲中心论的超越。从东西方总体力量对比，即东西格局演变这个宏观大历史线索来评判欧洲中心论的学术成果还比较少见。“东方”与“西方”这两个概念是西方的说法，“英语中的‘West’最初是个方向副词，它的实际意思是‘更向下、更远’。到了中世纪，欧洲人已开始使用这个词来替代欧洲了，而到了16世纪后期，它开始与进步、青春、精力充沛等词一起使用，而欧洲向西扩张时就成了‘文明’的同义词。从18世纪开始，这个词不仅指欧洲，也指欧洲人在海外的殖民地，也就是更为广阔的欧洲世界”。18世纪人们开始使用一个较新的词“东方”来形容从地中海东岸到中国沿海的全部区域，这也是西方创造出来的一个共有的身份。将亚洲分成近东、中东与远东的现行习惯做法源自19世纪。其实，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地缘政治上看，西方都是一个复杂、多义且无共识的概念。顾名思义，西方是相对于东方而言的，在冷战之前，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且主要指欧洲部分。冷战中，西方主要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是相对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而言的。冷战后，东西方的意义中似乎又加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西方特指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经济落后的其他国家似乎被“东方化”了。西方的概念由狭义而广义，先是特指美欧，继而指美欧日，进而指以美国为首、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与发达国家阵营。破解欧洲中心论，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学术主题与历史叙事。从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历史演变的视角来谈，或许是一个有历史直观性、可操作性、很实用的方法。这个对比的“力量”囊括了东西方的综合实力，包括经济、军事、政治、社会治理与文明程度等，其中，经济方面包括总体经济规模、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生活水平、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体系地位，出超入超状况、商品、货币、人员流动情况，等等。自中世纪以来，特别是自全球史开始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与国际格局的变化说明欧洲中心论其实是缺乏历史支撑的，好像“皇帝的新衣”。如果从更远的世界大历史来看，欧洲中心论更像是一个“新事物”，甚至是偶然现象。以历史事实说话，无异于对欧洲中心论的釜底抽薪。
第一阶段约始于公元500年而终于1500年：东强西弱，东富西穷，东稳西乱，东进西滞，东学西传。西欧中世纪受到了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与启蒙学者的过度贬损（野蛮、黑暗、落后的中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描述中国物质财富的富裕、经济的繁荣、技术的先进、文明的发达时也有所夸大，但从社会发展指数来看，中世纪时期西方与东方差距明显，西方远远落后于东方，却是一个国内外学界基本公认的历史事实。中古时期，中国先后建立过强大的隋朝、唐朝、明朝，先后出现过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永乐盛世等，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得以长期维持、兴盛。中东穆斯林世界，出现了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西欧此时小国林立、战争不断、经济凋敝。天主教势力强大，禁锢人们的思想，打压科学创新。从存量来看，东方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外交方面都全面领先于西欧。“1200年时，中国的工业发展仍然领先西方一个世纪左右。”“明代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郑和舰队的数量、规模、技术水平碾压哥伦布、达伽马船队。中世纪晚期欧洲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黑死病，持续了很多年，使欧洲丧失了大量的人口，劳动力损失惨重。在这个阶段，欧洲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第二阶段约始于1500年而终于18世纪中期19世纪初：西升东降，同时东强西弱，东富西追。以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这一模糊的时间为下限，主要是因为这或许能综合国内外学术界大部分的观点，希冀获得学术界同仁的最大公约数。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指出，在欧洲新航路开辟前，“欧洲国家体系只是全球经济中一个边缘性的与不稳定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全球体系就是以亚洲为中心的。即使欧洲人很早就开始了第一次远航，但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其经济规模、先进水平及繁荣程度仍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由于中国的相对强大，西方殖民者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殖民地之初并没能直接挑战中国的地位，也没有挑战中国建构的朝贡体系。相反，为了从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圈中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它们采取了中国喜闻乐见的方式，在表面上加入这一体系之中。例如，在1521年与1523年的屯门之战与西草湾之战中，葡萄牙人大败于明朝海军，被迫服从明朝的许多政策。1557年葡萄牙侵占澳门，其实是经由中国政府的同意之后取得的永久居住权，澳门仍处在当时明朝政府的控制之下。慑于明朝的国力与国威，西班牙也不敢轻举妄动，对中国的觊觎未能得逞。在17世纪下半叶，曾有三个荷兰使团与两个葡萄牙使团到达北京觐见中国皇帝。这几个欧洲使团不仅在觐见皇帝时叩头，将其作为外交礼节的一部分，还依照朝贡体系的原则，在外交使团的旗舰插上了贡旗，声称献给皇帝的礼品为贡品。1662年，郑成功击败荷兰，收复台湾。康熙帝两次击败沙俄，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开创了中俄间150多年和平相处的历史。印度是另一东方文明古国。17世纪初，印度并不需要与英国贸易，印度的商人或官员并不真正需要任何英国生产的商品，只不过对西方列强的产品有一定的兴趣而已。英国人向印度人学习并使用“三边贸易”的技巧。1633年，英国重要的商人拉尔夫·卡特赖特来到莫卧尔帝国。孟加拉的行政长官阿伽·穆罕默德·扎曼伸出他的光脚指头让卡特赖特亲吻。“英国人并没有骄傲到拒绝在印度人面前下跪，拉尔夫·卡特赖特按莫卧尔的风俗要求他做的去做了。”即便欧洲中心论色彩很重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书中也承认：“在1500至1700年之间……伊斯兰世界、印度教徒与中国各地还未曾受到欧洲新兴力量的重大影响。直到1700年以后，这些地区仍在按各自的传统、沿着各自熟悉的途径发展着各自的历史。”《大历史》一书也明确指出：“在18世纪之前，（英国、荷兰）这些更富侵略性的殖民帝国对亚洲地区贸易网络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1500年到1800年间，美洲开采的白银有75%最终流入中国”。《欧洲何以征服世界？》一书也不得不承认：“直到19世纪，欧洲人也未能征服非洲，也无法任意摆布中国人或日本人。葡萄牙与荷兰人必须按中国人与日本人设定的条件开展贸易，欧洲人在东亚占领的小小领土在军事上仍然非常脆弱……西欧人在南亚与东南亚也受到了限制……他们在那里实际上只占领了极少的领土与有防御的贸易港口。”但从经济技术与军事发展水平、社会进步、人员流动等综合情况来看，尤其是从冒险与开拓精神来看，这是一个西升东降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东西力量对比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大分流”。
第三阶段始于19世纪初而终于1945年：西强东弱，西富东穷，西扩东衰，西学东渐，以西塑东，东西彻底逆转、易位。西方取代东方成为历史主流。从世界经济体系来看，这一时期，中国逐渐成为第三世界；俄国成为地处边缘的“第三世界”，但俄率先走出第三世界。但从GDP与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等指标来看，中国的实力仍然相当强悍。“到1750年时，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的比重是英国的1600%，1800年时这一比率是670%，1830年是215%，晚至1860年时，英国才最终与中国并驾齐驱”。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9%，相当于整个欧洲的总量。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在政治上，世界仍完全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震撼欧洲的有名的七年战争未曾影响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南北美洲、非洲内地、中东大部分地区与整个东亚……他们在非洲、印度与东印度群岛仅有少数飞地，而在远东，只能作为商人从事冒险活动，而且，即使以商人身份活动，他们还必须服从最有限制性、最任意的规章制度。”在这一时期，“总的讲，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给欧洲人的印象与影响较后者给前者的印象与影响更深。欧洲人发现新的海洋、大陆与文明时，他们有一种睁大眼睛的惊讶感觉。他们在贪婪地互相争夺掠夺物与贸易的同时，还表现出某种谦卑。他们有时甚至经历了令人不安的良心的反省，如在对待西属美洲的印第安人时显示的那样。但在这一时期逝去之前，欧洲对世界其余地区的态度起了显著变化，欧洲的态度变得愈来粗暴、冷酷与偏狭。”19世纪中叶的法国汉学家纪尧姆·波蒂厄曾抱怨莱布尼茨时代曾强烈地使欧洲感兴趣的中国文明，“如今几乎没有引起少数杰出人物的注意……这些人，我们平日视作野蛮人，但在我们的祖先居住于高卢与德意志的森林地带的数世纪以前，已达到很高的文化水平，如今，他们却仅仅使我们产生极大的轻蔑。”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也提到了欧洲人来到中国时的情形：“这些使节与使臣来自西方自豪的独立主权国家，却无一例外地恪守繁缛的中国礼仪以表示对皇帝的尊崇，包括三跪九叩首与使用自我贬低性的语言。这些礼仪被中国人视为朝贡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获取短期利益，他们不惜放弃主权国家间新近达成的外交规范。西方人这样做不自觉地支撑起清朝眼中中华帝国的优越感。”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使臣马嘎尔尼以给乾隆皇帝贺寿的名义出使中国，发生了礼仪之争，乾隆帝仍把中国看成天下的中心，将自身看作天下所有人的皇帝，表现出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乾隆致信英王乔治三世：“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天朝）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在17与18世纪，欧洲人对中华文明非常尊崇，因为它有儒家伦理道德，它有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制度，它推崇学问而不是崇尚武力，它生产的手工艺品十分精巧。但到了19世纪，中国人在战场上表现得软弱可欺，又不愿接受西方的制造品与西方的基督教，于是西方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就由尊崇变成了蔑视。“最先对亚洲、非洲与美洲民族感兴趣的欧洲人是士兵、商人、帝国官员与传教士，所有这些人都有着一定的既得利益，经常带着非常明显的个人动机”，“欧洲殖民主义势力（特别是法国与英国）希望塑造出一个虚弱、千篇一律、顺从的‘东方’形象……目的是使欧洲殖民势力能对完全不同的各个民族施加政治影响”。因此，“部分欧洲人对亚洲的描述肯定是不实的，他们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说明这些民族是多么的懦弱与低级”。直到19世纪，西方才取得对东方最后的真正的优势。根据布罗代尔的研究，1800年西欧平均国民收入213美元，中国为228美元，美国为260美元。20世纪80年代的发达国家（西欧、美国、日本、苏联）在1750年时国民生产总值共350亿美元，世界其他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200亿美元。1800年，两者分别为1760亿与1690亿美元。1880年两者出现了逆转；1900年分别为2900亿与1880亿美元。西方一改过去（中世纪与近代初期）对东方的肯定、称赞与仰慕，运用二元分类法“重新塑造”了东西方的形象。归结起来，“就是欧洲历史是一种进步的线性发展史，而东方却是退步与停滞的历史循环”，把西方描绘成理性、独立、有父亲般意志的“男性”，将东方描绘成一个非理性、不独立、无助的孩童或妇女，需要无私的西方来“救赎”，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历史发展”的欧洲中心论，后来又演变成欧洲中心论。《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开宗明义地写道：“第一部分：作为‘先发地区’的东方：东方通过东方全球化发现并主导世界，公元500-1800年”，且在第四部分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东方化的西方与西方的欧洲中心神话”，指出“1700年后，刺激英国农业与工业革命的主要技术与科技思想都是从中国传播去的。此外，中国的思想还帮助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西升东降在这一时期最终演变成为西强东弱。正如《大历史》中指出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与印度，1750年，这两个国家引领世界的经济生产，到1900年，它们是世界上最不发达与最贫穷的地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已暴露出西方世界内部的矛盾与面临的危机，但总体而言，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整体优势还是明显的。这一时期是西方世界的高光时刻与辉煌的顶点。
第四阶段始于20世纪中期：东升西降，东西相持，多极平衡。《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断言：“21世纪，财富与力量不可避免地从西方转向东方，正如19世纪，财富与力量从东方转向西方那样。”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也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金砖国家与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国际格局出现了东升西降、陆进海退的趋势，西方国家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总体力量对比还是西强东弱。当前东西方力量对比似乎正处于发生剧变前的相持阶段。“东升西降”反映的是动态、增量与量变的过程。
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中，西方视角，西方范式，西方体系，乃至西方中心，传统上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主流。其实此种史观经不起认真推敲，很不全面，也很不符合历史实际，因而是很不科学的。故学术界质疑之声一直不断。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急需“东方性”建构。“东方性”建构与世界历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紧密相关。这一点，为国内外学术界长期忽视，已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总的说来还不够充分与系统，有待加强。
（一)要重视、正视破解欧洲中心论的困难与问题
多年来，欧洲中心论根深蒂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术思想与学术环境方面。要破解欧洲中心论，需要长时段、大理论、全面且宏大的历史叙事，需要长期积累与潜心准备，从学理上、理论上剖析欧洲中心论不能解释与无法解决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原因。长期由欧洲中心论熏陶与培养起来的学者，其知识储备、知识结构，语言、理论功底、思维方式趋于固化，难以统合世界历史的多样性与整体性，难以把握世界历史与中国书写之间的平衡性，不有彻底的自觉与超前的理论储备。由于习惯成自然，其价值观与历史观短时间内难以根本扭转，导致一些学者在历史学科的科学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反复纠结。还有一些有关学术研究的具体技术问题与理论问题，比如，东西方概念之分，文明概念之辨，如何界定？如何衡量？东西方之间，文明之间是否有可比性？如果是可比的，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决定性因素是制度还是经济？是存量还是增量重要？文明如何决定国家的命运？以前有没有学者从事过相关研究？有否先例可循？西方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如何分析“西方”概念的历史形成与内涵变化？会不会出现一个“没有西方的世界”？批判欧洲中心论是否就是政治站队？如何分清有政治的学术问题与有学术的政治问题？如何正确处理科学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担忧与问题是不难理解的，要重视、正视，但这既不意味着国人无能为力而无所作为。新的历史使命要求国人以壮士断腕的理论勇气完成学术上的“自我革命”，刀刃向内，坚决与过去熟悉的一些东西“断舍离”，重新开始学习与适应一些过去不熟悉的新的东西，发扬献身精神，就短避长，做出某些牺牲，荜路蓝缕，持之以恒，就终究会开创出一片新的学术与理论天地。
（二)以马列毛思想为指导做好世界历史学科建设基础性工作
针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这些基础性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构建学术“三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定标学术“三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新），聚焦文明“三交”（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三间”（时间、空间、人间）、现实“四化”（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与六个“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东方与西方相结合，中国与世界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科学性与政治性相结合），从而实现构建“三大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目标。其中，学术体系是核心，学科体系是学术体系在学科方面的系统体现，而话语体系又是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的对外宣传与推广。要破解、批判欧洲中心论，不在于能不能使用西方的学术概念，比如民主、自由、人权，而在于使用这些概念能不能有新的历史阐释，得出新的历史观点与历史结论；也不必一定要机械地划分“西方”与“非西方”两个部分，是否“自我东方化”或“自我汉学化”，而在于能阐明在西方之外也有高度的发展中心并处于特定的发展阶段，从而体现世界历史发展的多中心、多元化，进而体现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多样性与丰富性。
（三)要持续地推进对欧洲中心论的解构工作，循序渐进，久久为功
“西方中心”或“欧美中心”只是阶段性的历史现象，不是普遍性的，更不是不变的。即使在世界近现代史的初期，东西文明多中心、多体系也是并驾齐驱的。如果东西方逆转以1750年为界，西方占优大体不到三百年。如果以1800年为界，则西方占优连250年也不到。对世界历史学科体系中被“欧美中心论”歪曲与颠倒的东方部分，要再颠倒、扶正；对欧洲中心论的忽视、贬低的东方部分，要重新正本、正位；对欧洲中心论的偏见、片面与想象的东方部分，要全面、客观地溯源与清源，解构旧的范式，重构新的体系。从研究内容视之，存在着两种欧洲中心论及其不同影响。欧洲中心论与西方的中心作用、西方的优势并非一回事。欧洲中心论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后来演变成价值体系与政治正确，如种族中心主义。欧洲或西方中心模式的欧洲中心论必然导致以偏概全，从而导致世界历史观的狭隘、片面、单调化。西方中心作用或优势，则是一种客观历史事实（有学者称之为“西方中心性”，即Europe-centeredness）。国人应否定、破解、批判的是作为普遍模式、意识形态与话语霸权体系的欧洲中心论，而不是作为学术流派的欧洲视角、欧洲观点，也不是不承认欧洲与西方在特定时期的优势地位与中心作用。解构欧洲中心论并不意味着不要、不必、不可研究西方国家、西方文明与西方问题。同时，要吸收并整合近现代以来中外批判欧洲中心论的一切有用的理论与思想，如全球史观、后现代主义、多中心主义、年鉴学派、文化多元主义、欧亚主义、后殖民批判理论，等等。近代之初的二三百年，国际体系历史多源、多中心、多元并存，相互竞合，并驾齐驱。“西方中心”是阶段性的历史现象，但不是永恒的历史现象。从后推前，以成败论英雄，“胜者为大”，是学术上的“成王败寇”、“趋炎附势”与“事大主义”。因此，要研究与解决的问题还包括但不限于：西方是否“重塑”了东方？东西方文明的互动、互化、互含（简称“三互”）；西方文明的东方根源，西方的东方化，东方的西方化；剖析欧洲中心论视野的片面性、狭窄化与均质化，及其导致的历史停滞论、历史终结论与历史宿命论，等等。研究工作应多点突击，循序渐进，积沙成塔，锲而不舍，久久为功。除了以历史事实对欧洲中心论釜底抽薪还能从哪些方面对欧洲中心论展开批判呢？至少还有以下六个视角：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以人为本，以全体人类为中心；文明“三交”视域（交往、交流、交融），文明形态的多样互鉴，文明演进的多线多变，发展道路的多元平行；人道主义与道德评判视角，民族之间的平等与尊重，人类伦理道德的公平与正义，种族主义的不人道、非人性，批判西方殖民主义贩卖非洲黑奴、屠杀印第安人、掠夺剥削压迫亚非拉人民，把自己的发展与幸福建立在别人的落后与痛苦之上；批判所谓的“制度决定论”，认为社会制度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近代早期，或许西方在制度、思想、文化层面渐高于东方，而东方仍然保持了物质、经济与道德层面的优势。但任何制度的先进性，都必须最终表现出更先进的物质财富。还不能在经济方面超过别的制度时，它很难得出它比别的制度、文明更强大的结论；承认近现代西方的力量优势，但这是暂时的，变化的，不必认可西方是永恒不变的“中心”；国际格局的多极并存，国家交往的互动多边，世界历史发展的非宿命论、非终结论、“多中心论”与非“唯一论”，历史的合理性并非永恒的真理性，等等。
（四)重点挖掘世界历史学科“三大体系”建构中的中国元素与中国内涵
无论是作为一种悠久文明，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中国与世界联系紧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重要而特殊。世界历史学“三大体系”建构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元素与中国内涵。什么是中国元素与中国内涵？那就是在世界历史学科“三大体系”建构过程中中国因素、中国角色、中国地位、中国理解与中国认知的作用及其影响，表现为“三大体系”建构的中国特色。中国元素与中国内涵，中国因素与中国特色，对世界历史学科“三大体系”建构与建设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西文化交流在明清时期持续发展，中学在西传，西学在东渐”。“18世纪的欧洲一度形成‘中国热’”。即便到了19世纪80年代，西方列强在与东亚国家打交道时，也不敢忽视缔约国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国邻近与接壤国家的关系，否则缔结的双边条约根本无效。欧洲列强不得不考虑区域的“朝贡圈”与东亚地区的宗主秩序。欧洲列强企图与东亚、东南亚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会默认他们与中国的从属关系。这样，朝贡体系与国际条约体系并行存在。1884年5月，清朝外交官员郑观应指责暹罗停止向中国朝贡是一种犯罪，这种行为即使在国际法之下也不会得到认同。按著名史学家贡德·弗兰克的观点，“西方对中国的主要影响，似乎是在心理层面，而非其钱袋子。中国对其相应的反应也基本上是按中国的方式直接应对相关问题”。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科技成就对近现代西方与世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朝贡体系作为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国际体系，以其“以和为贵”、以“礼”优先、“以德治国”的理念对东方社会的和平相处影响巨大；《尼布楚条约》体系超出了国别的意义；从郑和下西洋到康乾盛世，直至18世纪中后期中国依然富裕强大。弗兰克经长期研究后得出结论：“如果说在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与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1567年明朝解除海禁有世界历史意义。美洲白银的四分之三与日本白银的大部分流入中国。与其称往来于美洲与菲律宾的大帆船航线为“海上丝绸之路”，不如称之为“海上白银之路”更为妥当。中国成为“白银帝国”。白银是当时的“世界货币”。可见中国在当时世界贸易、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有明一代，中国先后击败与击退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荷兰的侵略并控制着澳门的主权，朝贡体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明代也没有签订任何一个屈辱的国际条约。1689年，中俄之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有比较典型的意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与欧洲国家签订正式条约，“中国”称谓第一次出现在正式的国际条约中。这也是历史上中国朝贡体系与西方条约体系的第一次碰撞与融合，是一个平等的条约。俄国“承认了中国的政治特权”，沙俄成为中国的“敌体”之国，即朝贡国。条约规定俄国贸易团的头领必须尊重清朝皇帝，遵守清朝祖制，跪拜清朝皇帝。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的尊重。同时，双方正式签订边界、国界条约，通过国际会议谈判、正式签订国际条约的形式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边界、国界问题，这是西方条约体系的体现，中国不以“朝贡”属国性质对待俄国，俄实为平等的“互市国”。《尼布楚条约》体系与西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条约》体系的形成时间几乎同步，达成了条约体系与朝贡体系的结合与平衡，开创了中俄之间长时期的和平局面，对远东地区国际体系的发展影响很大。《尼布楚条约》及后来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国成为与中国有着正式商贸关系的第一个欧洲国家，中俄北京贸易与边贸互市先后进入兴盛时期，堪称当时亚欧大陆大国关系的典范。从这种意义上说，尼布楚条约体系的影响有世界历史意义。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的、贫穷落后的中国，在复杂、艰险的窘境下，不甘于沉沦与失败，中国也有过近三十年的“同光中兴”。国内基本安定，官僚求富求强，“以夷制夷”，“洋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西方资金、技术与人才得以引进，新式海陆军得以编练，一大批近代军工企业、民用企业与新式学校得以创办，留学生也开始被派遣到国外。清朝还毅然出兵，收复新疆，于1884年建省；并击败法军侵略，1885年台湾建省，努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中国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与仁人志士都曾奋起救国。大浪淘沙，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筚路蓝缕，苦难辉煌，不仅实现了中国的解放与独立，而且实现了中国和平地、迅猛地崛起，成为全球GDP第二的世界大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极大地冲击了欧洲中心论，颠覆了西方的传统认知。中国和谐世界、和平崛起、新型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与实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铸牢，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风生水起，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对世界历史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有里程碑式的开创意义，是世界历史与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五)深入探究世界历史学科体系建构中的东方因素
何谓“东方性”？世界历史学科建设的“东方性”，是相对于世界历史学科体系中的“西方性”而言的，其主要观点是反对欧洲中心论、“欧美中心论”，主张在世界历史学科体系中应全面、客观，东西平衡，两者兼顾。要建设世界历史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就必须破除掉欧洲中心论。构建“东方性”，既是破解欧洲中心论的重要路径，也是“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破解欧洲中心论与建构“东方性”，是建构“三大体系”这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相反相成。东方文明与东方因素中，有代表性与典型性的是中国与印度，还包括奥斯曼土耳其、伊朗、韩国等。日本是有西方特点的东方国家，而俄罗斯是有东方特点的欧洲国家，是典型的半东方国家。斯坦利·沃尔波特认为，“伟大的莫卧尔帝国”是印度有史以来最强盛的，而且还有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莫卧尔帝国的衰落在英国殖民统治之前。不要忘记，168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仍有实力围攻维也纳。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19世纪以前亚洲仍然处于西方全球性市场之外，而亚洲未被纳入西方体系或成为西方全球体系的外缘地区，地理位置遥远是原因之一。中国、日本与西方列强相隔万里，西方鞭长莫及；东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自给自足，对西方商人提供的微不足道的商品不感兴趣；中国明清王朝与印度莫卧尔帝国军事力量强大，西方商人想在美洲那样以武力开路，或在非洲与中东那样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人，都是不可能的。相反，西方人只能是局限于沿海一带建立少数商站，作为从事贸易活动的据点。在19世纪早期之前的大多时间里，根本谈不上欧美霸权的存在。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从来都不是独立前行的。近来的研究成果已表明，很多记在欧洲头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实则是一系列互动现象与复杂的流动现象带来的结果，这些现象在欧美国家聚合起来，但并不必然起源于欧美。15-18世纪，不仅世界经济与贸易支付的中心在东方（如中国、印度），而且从人员流动来看，西方的使节、商人、传教士、殖民者、旅行家等争向去东方发展、奔走与谋生。“但旅行几乎是单向的……很少有亚洲人来到欧洲。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直到18世纪，从土耳其直到中国的东方人对西方的兴趣不大”。这至少说明当时东方的商品比西方有吸引力，东方比西方富有。去东方有利可图，去西方少利可图。俄国哲学家赫尔岑认为，“进步并不是西方或欧洲专有的特权，而停滞也不是东方或亚洲特有的烙印：无论是进步还是停滞，都只是一个民族所处的那个年龄段的特征，不管这个民族在何处生活，在何处发展了它的国家制度，也不管它属于哪个族群。”
（六)关于建构世界历史学科“三大体系”的新思路
“三大体系”即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学术体系是核心，学科体系是学术体系在学科方面的具体体现，而话语体系又是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的对外宣传、推广与扩大影响。要加强、加深“三大体系”建构与建设的中国元素、中国内涵与中国特色，彻底剔除西方的“思想殖民”或“精神殖民”。
关于构建世界历史学术体系的思路：时间维度要整体：分宏观（长时段）、中观（中时段）与微观（短时段）。不能究其一点，不及其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内容维度要整体：真实+全面+严谨+深刻+创新，在原来偏重西方内容的基础上，要增加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元素、中国内涵、中国特色，不能以偏概全。“真实的历史进程是世界范围的，但在横向上是整体性的，在纵向上是周期性的”。多数学者对纵向的联系十分敏感，而对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容易陷入自我封闭。体系维度要平衡：科学，平衡，严谨，创新，倡导东西平衡，不能区别对待，重西轻东。观点维度要兼顾：东西兼顾、平衡，反对欧洲中心论与“欧美中心论”，树立东西平衡、并重的观念，不能厚此薄彼。要客观评价世界进入近代以来中国所做的奋斗与努力，正确阐释“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地位。指导思想维度要包容：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文明交往交流交融；全球治理与新型国际关系；人道主义与公正道德评判；制度决定论的贫困；反对欧洲中心论，坚决杜绝、避免与剔除西方学术“观点殖民”。要提高中国在历史上与现实中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与国际贡献的评价。
关于构建世界历史学科体系的思路：本体论（去欧洲中心论、加全球整体与东西平衡论）+价值论（去西方化、加中国元素）+方法论（去西方化、加中国元素）→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世界中国史（从世界看中国）+中国世界史（从中国看世界）→中华民族（文明)共同体史+其他民族（文明）共同体史→人类命运共同体史；世界历史（历史学)+国际关系（政治学)→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史（人文科学）+历史政治学（社会科学）→新的交叉学科；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新增一级学科）+国家安全学（新增一级学科）+国际事务（新增一级学科）→涉外新文科；要建立世界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史自主的知识体系，基于交叉学科发展新文科而剔除西方学科体系的“思想殖民”。
关于构建世界历史话语体系的思路：在教学层面，话语体系要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包括教材的编写，学术观点要入课堂，入学生头脑，教学相长，师生互动，培养有世界历史学科“三大体系”理念的国内外青年学子，同时还要构建世界历史学科自主的教学体系与评价体系，努力回答人民之问、中国之路。在科研层面，科研活动要“入行”，学术观点要“入文”，思想倾向要“入心”。寓普及于高雅，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科研促进与提高教学水平。努力回应历史之问、中国之答。在宣传层面，搞好中华优秀文化宣传，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讲好“中国故事”与世界历史叙事，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宣扬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推广《全球文明倡议》，反对“西方优越论”、“西方特殊论”与将历史政治化。学术发言要“循循善诱”，话语宣传要“发自肺腑”，弘扬推广要“理直气壮”，努力回答世界之问、中国之理。欧洲中心论是在欧美与西方“路灯下”的意识形态与偏见，而不是在国际体系与整个世界“路灯下”的科学理论，其目的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充满了基于生物、遗传学特征的显性种族主义，或基于文化、制度与环境标准的隐性种族主义，国人一定要识破、批判。在交流层面，要推动话语体系的国际化，重点是东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金砖集团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与中国的周边邻国。因为它们感同身受，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达成学术与话语方面的共识。西方国家也有不少严肃的学者反对欧洲中心论，他们学术态度严谨，学术功底深厚，且是从西方视角来看东方，深知西方的弱点，是国人交流、宣传与团结的对象。话语体系建构要努力回答时代之问、中国之治，以坚决杜绝、避免与剔除西方的“话语殖民”。
（七)努力开拓学术研究的“三新”
新选题：历史研究选题要关照现实发展，做到“六结合”：个人兴趣选题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世界历史选题与国际关系相结合；国际关系史选题与历史政治学相结合；结合宏观、整体、长时段世界大历史视角，来研究、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东西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结合国际关系体系的演变与特点；结合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2022年中国教育部发布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区域国别学被列入“交叉学科”目录下的一级学科，与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起点相近，时间相差不远，研究的部分内容是广大的中小国家与第三世界，双方过去都不熟悉，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提出恰逢其盛，正当其时，其发展势头迅猛并不断提速，是最有条件、最有可能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新兴交叉学科。世界历史学科与区域国别学科关系密切。区域国别学的大发展，能激活世界历史的学科潜能，突破其发展瓶颈，扩大其学科边界，增强其学科交叉与互构能力，为世界历史学破除欧洲中心论提供新的、有力的学科支撑，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与研究课题。
新方法：运用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与超学科的方法：综合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外交学、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区域国别研究，是为不同学科的交叉。采用历史研究、文本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相结合的方法，是为不同研究方法的交叉。将西方对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叙事，与东方对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的叙事反复参照、对照、比较、鉴别，是为不同研究视角的交叉。加强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的研究。西方不等于整个世界，世界也不等于西方加东方。要考察东西方内涵与区域的来龙去脉，关注整个世界与全球发展。要努力致力于政治性与学术性、世界性与本土性、原创性与综合性、纵向的历史研究与横向的国际比较、去中心化与跨文化性的结合，边破边立破立结合。
新观点：观点要做到客观而科学，全面而兼顾，平衡而包容，既要从中国看世界，也要从世界看中国。这些新观点包括但不限于：反对欧洲中心论、“欧美中心论”，主张东西兼顾、东西平衡论，关注东西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三大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促进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与新文科建设；学术研究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例如，作为非西方大国，中国从朝贡体系历史到和平崛起实践，从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到新冠疫情中的大国担当，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践行，等等，对世界历史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贡献；作为半东方大国，俄罗斯其实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国际体系，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证明，俄与所谓的“西方核心”（欧美）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欧洲中心论根据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反推过往的历史发展过程，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真实性，是基于主观推测臆断，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离真实的历史有时很远。欧洲中心论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学术上没有依据，在认识与实践中是有害的。欧洲中心论充其量也只是众多世界观、历史观与价值观中的一种，但世界不仅很大，而且富有不同的世界视野与国际史观，西方并不等于世界。西方框架内的知识，无法分析西方框架外的世界。作为非西方大国，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决非无足轻重，在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方面，中国等东方大国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八)深刻考察千年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交汇的学术影响
“千年大变局”反映的是东西力量格局之变；百年大变局，反映的是国别力量格局之变。千年大变局，反映的是世界历史之变；百年大变局，反映的是现实力量之变。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千年大变局在时间上交汇，在这种双重大变局、暂且无定局的大背景下，如何开新局，构建世界历史包括国际关系史“东方性”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其主要环节、关键节点、重点与难点问题有哪些？如何结合以中印俄为代表的东方国家、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就与实践创新，整合其力量，提炼其特点，凝炼其特色，开拓其特质，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精神，做出有东方特色的、不同于西方的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叙事，有开创性质的学术探索与理论贡献，推进以平等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局。当前“区域国别研究”上升为国家一级学科，这有利于弥补学术界长期对东方国家研究的不足，为世界历史学科的“东方性”建构与体系探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天时”条件。“中国力量”、“中国贡献”、“中国方案”横空出世，“中国智慧”、“中国元素”、“中国内涵”呼之欲出。欧洲中心论意味着历史宿命论，历史僵化论与历史终结论。国人有必要批判这种不正确的“政治正确”的催眠式的、有害的“意识形态”，因为现实的情况与之恰好相反，“历史终结论”终结了，“中国崩溃论”崩溃了，总想孤立别人的国家结果成功地孤立了自己，“民主和平论”不民主了，“霸权稳定论”也不稳定了，高唱“中国威胁论”最厉害的某些势力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威胁”与“全球最大的恐怖分子”。欧洲中心论养成了某些西方人士的妄自尊大，唯我独尊，不知道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不亮东方亮”的道理与规律。西方18世纪以后充其量只是“局部领先”与“暂时优势”，绝对不是“全面领先”与“永恒优势”。任何民族、国家或地区，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的、永恒的世界中心。是东西方、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人类与世界的历史，即所谓的“处处可中心，无处是边缘”。历史巨变要求国人进一步加强加深研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长期注定论”与“短期偶然论”、历史是单线发展还是多线发展的等理论问题。文明的多样性要求构建本土的理论框架、自主的知识体系、创新的学科体系，尤其是对古老的中国而言。
四、谨防基于“中央欧亚”的丝绸之路研究重蹈欧洲中心论覆辙
孙昊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丝绸之路研究不再局限于“两点一线”的中西交通史问题，更多转向两点之间的历史盲区，即欧亚草原游牧民族与中亚商旅社会并日益重视他们在丝绸之路历史中发挥的作用。但近年来部分学者却矫枉过正，将丝绸之路历史描绘成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这又陷入单一文明决定论的窠臼，重蹈欧洲中心论的覆辙而不可能自立门户。
（一）关于丝绸之路的若干观点
因世界历史观不同，丝绸之路的解读往往折射出不同的历史意涵与形象。19世纪以降的欧洲中心史观曾左右着对丝绸之路的历史解读。当时西方的世界历史理论一般认为古代东方文明是孤立、静止的，正是由于欧洲文明的扩散才使世界由孤立分散走向整合。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西方学者把丝绸之路视作西方文明与东方联系的人文地理线路。丝绸之路被简化为西方世界联通中国的一条条路线，在叙事结构上形成两点（中、西）加一线（地理路线）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是将“路线”从古代多元文明交错、互动的复杂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将之视作单纯的地理通道问题，以至于在两点之间、构成丝绸之路完整历史的其他文明被有意无意地无视。二战结束后，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人们走出西方话语的遮蔽，才发现古代世界诸文明间早已存在形式各异、规模庞大的交流网络。尤其是对欧亚草原游牧社会的跨学科研究与在中亚地区与中国发现的多语种文献与考古资料，揭示出古代游牧民族与中亚商旅社会在沟通欧亚文明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研究改变了对丝绸之路的传统认知，形成更为多样化的历史阐释模式，这有利于国人进一步摆脱“西方中心论”。但有学者认为，古代游牧者缔造的“中央欧亚帝国”才是世界历史中最早建立的“世界体系”，在论述中更是难掩其“超越”西方中心的兴奋，将丝绸之路等同于“中央欧亚帝国”体系。甚至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实际并不存在，只是为了通俗易懂地说明“中央欧亚”在前近代欧亚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而使用的一个概念术语。更有所谓的“学者”竟然作出带有偏见且指向现实的推理演绎，提出丝绸之路的历史专利应归于古代游牧民族及其当代继承者并借此批判所谓的“中华中心”而一叶障目。这些学者没有意识到他们理解历史资料、建构世界历史理论的“常识”存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世界体系论、全球史的概念，但其解读与阐释史料的思维理路与传统欧洲中心论并无差异，其区别只是替换了中心的主角而已。当代全球史研究的一个趋势就是对“中心论”的祛魅化，注重探索古代世界存在的普遍联系与互动现象并将各大文明置于平等的视角中比较与思考。在这种理路下，丝绸之路研究不是要突出特定地域文明体系的中心价值，而是要通过不同的历史互动网络，揭示古代文明相互依存的关系，探索文明交流互鉴的社会基础与发展趋势。
（二）“丝绸之路帝国”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解释丝绸之路的历史
古代世界各文明不是孤立发展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几乎与人类历史发展相始终。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依存与互补是交流互鉴的经济基础。欧亚大陆范围内游牧社会与定居社会两种不同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互补与依存，是理解古代丝绸之路历史的关键。尤其是古代游牧生产方式有极大的流动性，相当依赖与周边文明的资源交换，这造就了欧亚草原游牧社会及其政治文明较为开放的社会结构，使它们成为古代欧亚大陆文明之间的“天然中介”。只有在同定居世界交往与互补的格局中，这种“天然中介”才有存在的意义。譬如，古代中国本身就是兼跨游牧、绿洲、农耕等不同生态区域-生产方式的庞大文明复合体。约自公元前三千年以来，游牧-农耕互动网络不仅形塑了古代中国的社会，也使古代中国的物质与文化得以传播到欧亚草原腹地。游牧社会有极强的离散性，其政治组织的集权与凝聚，离不开农耕定居社会的物质资源支持。因此，很多学者发现，世界历史范围内，超大规模的游牧政权如匈奴、突厥等，主要出现在蒙古高原，而这些北方游牧政权与南方中原王朝，大致处于同一个兴衰周期。形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构建了庞大的资源流通网络，其繁荣与衰退足以左右所谓的“中央欧亚帝国”的命运。草原游牧文化模式只是欧亚大陆东部区域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央欧亚”史观建构的所谓的“草原游牧中心”模式与所谓的“丝绸之路帝国”，无法全面正确地解释丝绸之路的历史。
（三）挖掘丝路历史内涵的两个维度
丝绸之路世界历史的理论建构，应更深入阐述塑造这些历史景象的共生网络及其社会基础，揭示其整体面貌，解读其形成的历史原理。对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内涵而言，至少有两个解释维度值得注意。第一个维度是古代文明共生发展的生产、生活资料交换网络：欧亚大陆东部地域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舞台。在这一舞台之上，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社会之间的历史互动形成的扩散效应，不仅奠定了北方游牧社会在欧亚草原范围内扩展历史影响的基础，更能推动古代中国文明体系与域外文明体系在经济文化交往等方面形成宏观历史的间接交互关系。这些由人文-地理因素自发形成的庞大而细密的社会日常网络，远不能被称为专门化的商贸交往网络。但这些因社会生存与发展而形成的共生网络，却是近代以前欧亚大陆跨文明交往的主要通道。这些“毛细血管”通过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不断汇聚与整合，塑造了超越地方社群意义的“世界历史”结构，实现多个文明中心的联通，形成贸易商品来源地与消费市场的良性互动，支撑起真正成规模的丝绸之路国际贸易，展现了古代中国与周边世界相互依存的历史事实。第二个维度是长距离驼队贸易、跨文化的人员与物质流通：这些都是古代世界跨文化交往的高级形式，受到古代文明间互动的具体形式、稳定程度、历史规模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属于宏观区域历史结构稳定发展的产物。古代丝绸之路东西向的畅通，往往都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同处于繁荣周期，形成维护历史秩序合力的结果。双方都致力于经营东西战略通道，以维持与欧亚内陆“枢纽”地带联通的顺畅；在必要时，双方还会通过政治、军事手段维持丝绸之路东西沿线政治秩序的稳定，从而与域外文明体系共同支撑起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大动脉。同时，在丝绸之路沿线文明体系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产生对远方异域奢侈品的强烈需求，推动远距离商业贸易的繁荣。像粟特人这样的商旅群体应运而生，他们的活跃程度取决于古代中国、波斯、拜占庭等文明体系兴衰的宏观历史结构。需要注意的是，某些学者无限拔高粟特等商旅群体的历史贡献，认为他们决定了中国等丝路沿线文明体系的历史结构，就在逻辑上本末倒置了。中长距离驼队贸易的盛衰，虽是判读丝路联通的多样文明是否强盛、宏观区域秩序是否稳定的风向标，但不能仅仅依据商旅群体的历史资料反向演绎。通过上述讨论不难发现，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共生、彼此依存的特质，决定了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是彼此联通与交往的世界。古代丝绸之路是古代文明体系交互、发展的必然结果，很难用“交通走向”“盛衰”概括，更不能归为某一个特定民族或文明中心的专利。丝绸之路交流互鉴的历史底色，能视为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缩影，通过对丝绸之路历史结构的追溯与探索不难发现，以某一文明为中心的“决定论”并不能解释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不同文明的共存、共生、共享才能可持续发展。
后记
如何祛魅欧洲中心论？祛魅西欧地图帝国主义，正视基于互联网考古的辨西伪史思潮，谨防基于“中央欧亚”的丝绸之路研究重蹈欧洲中心论覆辙。欧洲中心论是西方学者最先提出来的，建立在西方强大实力基础上，是阶段性的历史反映。西方人为、人设、人塑的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史情景重塑了西方的先进，重构了东方的落后，重铸了东西方的比较，既有忽视、歪曲、贬低东方，也有历史的推测与想象，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没有看到历史的变化。后来者又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以致影响深远，为害深重。世界大概任何时候都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明与野蛮之别。欧洲中心论将西方视为先进与文明的代名词，将东方视为落后与野蛮的代名词，一成不变并企图保持永恒不变，这是非历史的，非科学的。东西方的分野与国际关系史，只能说明人类发展形态的多样性，历史发展道路的多元性，世界历史主体的多极性。国际关系史学科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固能自圆其说于一时，但分析解决中国与东方国家实际问题时，或晦涩难懂，或隔靴搔痒，说明外来理论既不是解决问题的锦囊妙计，也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社会科学是19世纪最先在欧洲与北美形成的，它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学也自然如此。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欧洲最先创造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利用他们”来促进欧洲人在国内与世界各地的利益。要摆脱、批倒欧洲中心论比提出、重构欧洲中心论更不容易、更需要时间。要建构“全球整体论”、“东西平衡论”，比解构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更艰难。因为欧洲中心论已根深蒂固，约定俗成，习惯成自然。成王败寇，以成败论英雄，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后来历史的结果来反推历史的进程与历史的原因。要建构就意味着一定要解构，而解构则不一定要建构。在这方面，东方学者更有优势，应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放弃追随者的角色，发扬严谨、科学、认真、批判的精神，创新自身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首先，国人务必坚持历史精神还原与恢复历史的真相，针对西方选择性忽视、过滤性选择、局部性歪曲，予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其次，以新的历史实践检视。如20世纪下半期以来，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独立、解放，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与西方阵营的对峙与冷战。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总体东升西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不甘心失去自己的主导地位，而是努力致力于变“西降”为“西稳”、变“东升”为“东缓”、变“东升西降”为“东缓西稳”。再次，要以新的宏观、大历史与长时段视野来重新审视、思考。对西方的片面性认识、狭隘性贬低、错误性偏见予以解构与拨乱反正。最后，对所谓的“以西统东”时期，如19世纪，也要持客观的、历史的、科学的态度。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无论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其实都是双向的、互动的，绝非单向的、单一的。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西方大国英国，是擅长模仿的“后发国家”。东西的划分理论上确实有相对性，甚至可变性，但在确定的时期，东西之别又是确定的。近代中期，西方抓住机遇攀上了东方的肩膀。东方支撑了西方，成全了西方。解构与突破欧洲中心论不仅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还确实需要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国力提升的支撑，更需要国际格局与国家发展战略的演进。当前总体东升西降、多极化曲折发展的国际趋势为此提供了时代条件，但从存量上来看，西强东弱还是一个长期的基本事实，这又客观上限制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祛魅与突破。西方理论并非毫无道理，但现在更需要东方人的视角。因为西方理论无法解释像中国、印度这样巨型国家与文明的重新崛起，适应不了百年甚至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迫切需要。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必须与时俱进并最大限度地保持决心、信心、雄心、耐心与恒心，通过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清除西方精神与“思想（思维）领域的殖民化”状态，提出自己宏大的创新理论，构建全面、整体与科学的世界历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人类文明发展不平衡，东西方交替领先，以“相互赶超为主线”并非一成不变。在世界历史中只有变是惟一的不变。“西方”的历史演进及其心目中的“东方”不是一成不变的，西方最早意义上的“东方”是西方学界自我构建的一个“他者”。如果以欧亚大陆为文明的中心，无论是西欧，还是东亚与南亚都会沦为边缘。东方参与了整个历史过程。东西方互通互化，共生共进，不存在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而是“传统的农耕世界孕育了工业世界”。任何“中心论”都只能是相对的、静止的、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人类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东方不亮西方亮、西方不亮东方亮。近现代的欧洲中心论，是重塑的历史神话，重构的历史演绎，重铸的历史过程。同时要注意的是，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于矫枉过正。炎黄子孙也不应不顾历史事实、刻意制造所谓的“中国中心论”或“东方中心论”，将“西方中心”取代为“以人为本”、“人类命Y共同体”足矣。炎黄子孙也不应主张以“中国中心”取代“西方中心”，但中国学术界倡导“中国特色”、嵌入“中国元素”、注入“中国内涵”、并入“中国因素”。这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以非理性的激情来取代世界历史科学。重构世界历史学科体系，国人既不要推倒重来，也不要另起炉灶，更不要搞所谓的政治“站队”。坚持“两点论”与“平衡论”，变欧洲中心论为“欧亚平衡论”，变欧洲中心论为“东西平衡论”，变“欧美中心论”为“世界整体论”，变片面的“区域微观论”为综合的“全球宏观论”，从而构建既全面又平衡、既科学又符合新时代要求、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以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与新文科建设，从而有利于支撑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文化强国，这是当下中国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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