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离别篇）专门有一章讲述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的故事。在今天，无论是说到清华大学，还是西南联大，都有不少文章少不了对梅校长的夸赞与敬佩。然而，在北平即将解放的时候，梅校长还是离开了清华，去了南京，后来又去了台湾。这其中的辗转曲折，以及梅校长内心的纠结，也有许多情况并不为人所知。
按照书中的描写和叙述，梅校长颇有中国文人的风骨。例如，当南京方面派飞机来北平接胡适的时候，本来说好了也要接梅校长一起过去。但由于某种原因，梅校长没有能够登上这架飞机。但梅校长依然非常平静，没有苦苦哀求胡适打开舱门，让他进去。他只是平静地离开了机场。后来，南京方面又派来一架飞机。这才把梅校长接走了。书中对这一段梅校长的表现大加赞扬，意思就是说梅校长心境平和，不争不抢，不急不恼，完全一副平常心。
然而梅校长最终还是离开了北京，到达了南京。至于梅校长为什么没有像清华其他教授那样，留在北京，等着这个城市的解放。书中的解释是，梅校长认为，南京政府仍然是中国的正统。即使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而梅校长依然认为那是他的故国。这就是他所谓的故国情怀。后来他到了台湾，依然把台湾与在台湾的国民党地方政府视为故国。在国民党政府完全撤到台湾之前，梅校长也和其他一些已经撤到南方的知识分子一样，希望中国会出现划江而治的南北朝局面。
看到这里，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梅校长不会不知道中国南北朝的历史吧。中国历次南北分治的朝代，老百姓都不会有真正的安生日子。南北分治，必有争斗，必有战乱。在历史上，中国的南北分治的现象终归是不能持久的。在中国，从这种南北分治最后走到国家的统一，都是需要经过战争的。梅校长他们这一类知识分子当真希望当时的中国出现南北朝吗?或者说，梅校长为了他心中所谓正统的故国，也一定希望中国出现分裂的局面，而不是统一的局面吗?梅校长自己从来不谈论所谓政治。但是不谈论政治，不等于心里就没有想到过政治。
划江而治，蒋介石是愿意的，美国和苏联更是愿意的。唯有中共不能接受。美苏就是要制造一个分裂的中国，这就便于美苏两国掌控整个世界。美苏已经制造了一个分裂的德国、制造了一个分裂的朝鲜，制造了一个分裂的越南。如果世界上再出现一个分裂的中国，那么美苏打的如意算盘基本就算圆满了。当然，梅校长不一定明白美苏两国的不良居心。但中国的南北分治的历史只能让中国老百姓过上一个动荡不安的生活，却是不会有任何疑问的。南北分治，必然造成大量家庭骨肉分离。朝鲜北南分裂的状态带来亲人无法相聚的痛苦至今还在折磨着朝鲜半岛上的人民。如果说梅校长没有想到过中国的老百姓在国家分治的状态下，日子将会有多么痛苦和不幸，那么我们也实在无话可说。
梅校长说，他对共产主义没有什么恶感。但是他就是不肯接受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这一历史事实。在他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不说，也没有人知道。这种抽象肯定共产主义，而具体否定中国的共产主义，这如何能证明他对共产主义没有恶感?只是，他难道没有看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大陆的最后年代，大肆搜刮民财，疯狂发动内战，任由美国在中国恣意横行，甚至发生沈崇被美国士兵强奸的罪行。这些事实都会让梅校长无动于衷吗?这也是实在让人无法理解的。
或许，在梅校长这一类知识分子心里，还是存在着很多复杂的矛盾的。他可能也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但他或许也认为，中国的历朝历代哪一代没有腐败?但故国却依然是故国，不可以随便丢弃。他或许也认为，国民党搞得一团糟，但你共产党能有多大的本事，从根本上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正如艾奇逊在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所提到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任什么人都解决不了。美国解决不了，国民党解决不了，共产党肯定也解决不了。
梅校长对所谓故国的情怀，估计也和封建时期的士人们对于王朝的忠贞态度有些近似。这个朝廷再不好，也是故国的正统。背叛这个故国就是不忠，是为士人们所不齿的。不忠不孝，是旧时知识分子内心伦理的大忌。不知道梅校长是不是一直被这样的伦理道德所羁绊，所以在他离去的时候，表现得也非常坚决。
当时清华有很多人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留下来，做他工作的有他的教授同事，也有清华的学生。但梅校长对他要离开北平的决心始终没有改变过。《南渡北归》（离别篇）的作者，还对那些做梅校长工作的教授们表示了某种嘲讽，说他们后来在接受知识分子改造的时候，即所谓“洗澡”的过程中，一个个被整得非常狼狈。所以书中的作者认为，还是梅校长早早离开要更好一些。
说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确实有很多事在当时看起来，也显得比较粗糙。然而，无论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思想改造不可能不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当年那些坚持留在清华，欢迎解放军入城的教授们，他们中的大多数当时的心情也是很真诚的，这一点不应该被否认。但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们头脑中的一些旧的东西，并不因为他们当年因为欢迎过解放军就会自动地被清除掉。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国家，无论是在建设中，还是在改造中，都可能需要经历分娩式的阵痛。这根本就是无法避免的。
对于当年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今天还是有一些公知或者历史虚无主义者们是一定要加以否定的。他们认为这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极大地伤害了知识分子。当年的经历过这段历史的知识分子，到了今天，也还有人同样这样认为。如果知识分子们在思想改造过程中感到了痛苦，只是经历改造过程的一种必然，痛苦在某些人看来是一种伤害。但如果真正让自己的思想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那么这种痛苦就算不得伤害。当然，知识分子中的人们也是复杂的。有的人是愿意真心实意接受改造的，他们确实认为自己身上的一些毛病在新社会中是必须要去除的。当然，也有的人是在应付敷衍，虚与逶蛇地表现出他们愿意接受改造的所谓积极性。这在那个时代，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从那时到现在，几十年已经过去了。有一点可以确定，当年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肯定会让一些人真正受到了教育。而那些并没有打算真诚接受改造的人们，这场思想改造运动，至少让他们明白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已经到来了，原来旧社会的很多思想意识将不再适应这个新社会了。而且，在后来由新中国培养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当中，旧的知识分子的那一套观念不能说在新一代中完全不复存在，但毕竟能产生的影响要小得多。
今天知识分子中的一些公知们，可能恰恰缺乏类似当年这种思想改造运动的经历。他们头脑中的旧意识，大多来自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新的，但在客观实际情况上看来，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在新时代中具有先进的和积极的因素。他们是在为旧时代唱挽歌。
近几十年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前期做的是拼命地抹黑中国革命，抹黑中国革命的英雄们。现在这一套他们玩不转了。有了英烈名誉保护法，他们也不敢太过嚣张了。现在，他们搞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一套，转向拼命抬高和美化所谓民国时代的文人们，称他们为大师。还把坚决追随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些知识分子歌颂得比圣人还圣人。这些年来，他们对西南联大的校长和教授们高吹高捧，却对那些教授们在餐桌上讥讽和嘲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认为中国不可能取得抗战胜利这样的事只字不提，对我们党在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们的英勇斗争只字不提。这样的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那些被奉为民国时期的大师，也要进行分析。他们确实有些人在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中国创立了原来不曾有过的新学科。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基本都是在国外留过学的，他们学的那一套也大多是从西方趸来的。他们在国内的这些领域是开创者，也只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学界并没有真正存在过这样的学科。他们是开拓者，在他们之后，这类学科才建立了起来。在这方面，他们确实是做出贡献的。然而开拓者只是一个初创的工作，而初创并不可能一开始就达到高峰。所以他们被冠以大师之名是值得商榷的。吹捧他们的说这样的大师今天已经不再有了。这个说法也未必就符合事实，更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当然如果我们只把学科领域的开创者称为大师，而后世的人们，无论再做出多大的成就都不能被称为大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谓大师，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无法进行量化测量。今天，我们也有许多被称为大师的人，曾几何时，不是已经发现在这些人当中，存在着不少骗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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