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阅读温铁军教授的《八次危机》一书。据温教授说，这本书是他和他的团队经过几年的调研之后写出来的。可以理解，他们下的功夫确实不小。但是这八次危机，为什么是八次，不是七次，也不是九次，可能也跟他们这个团队对于危机的定义有关，也与他们对于危机的分类有关。我不明就里，就不能评论了。
在我读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算不算危机对我来说不能确定。但是面对这些问题，中国要怎么解决，中国共产党能拿出什么办法来，这恐怕才是最主要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原来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经济问题，不可能自动地消失，更不可能自发地解决。共产党有办法吗?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确实也有一些办法，例如陈云提出的解决上海资本家搅乱市场的办法就很有一套。但除了这样的问题，还有不少其他的问题。而那些其他的问题，也不一定有什么锦囊妙计来应对。有的时候只能是等待、隐忍，甚至是煎熬。不熬过这一段，还真就不行。
《八次危机》中提到，我们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开始进行我们的工业化建设的时候，我们投入了很多成本。其中有一部分被称为制度成本。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到底什么是制度成本，但解释的内容却完全不一样。有的认为是制度本身的缺陷或者错误才导致制度成本的产生；有的则是说，只要有相关的制度安排，或者在某个制度下，你要做什么事，就必然会产生制度成本。所以，在我没有真正弄懂制度成本到底是什么之前，我也只能认为，承担这样的成本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压力，或者带来一定的负担。
在书中介绍的八次危机中，我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在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停止投资之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这肯定是一次不小的危机。本来，我们已经准备就要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了。苏联的这一手确实让中国猝不及防。同时，在三面红旗的口号下，全国都已经酝酿出普遍要实现高增长的过热氛围。情绪上的过热与资金上的过冷，内外夹攻，中国经济就出现了很大的困难。这就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那时尚在年幼时期的我们，当时听到的一个经常性的口号就是下放劳动。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让在此之前进入工厂的来自农村的工人，又要回到农村去从事农业劳动。这样的措施对这些曾经的青年农民打击是很大的。但当时的国家也确实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用温教授的话说，那是中国的农村就像是一个蓄水池，有不少问题放到农村去，不能说很好地得到解决，但能起到不小的缓解作用。
接下来就是城镇居民在粮食与副食品供应上出现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紧张和短缺。票证经济在这个时候大行其道。很多经济作物的产品，如花生、大豆等，还有其他大量的农产品据说都用去偿还欠下苏联援助时的债务了。《八次危机》的书中说，一般在国外，遇到这种情况，社会上肯定要出现规模较大的动乱了。但中国没有出现这样的社会动乱。书里给出的解释是，那时是通过搞阶级斗争，或者其他的政治运动来缓解社会矛盾，或者转移了社会动乱可能发生的关注点。对这个解释，我是有疑问的。那时的中国人民，虽然经历了如此可怕的危机，但毛主席的巨大威望还在，人们对毛主席的无上敬仰还在，对党的坚定信任也还在。这应该是中国没有发生大规模动乱的最主要的原因。
书中所提到的，在进入八十年代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各个不同的经济危机，其中有很多情况，普通老百姓并不可能直接了解。老百姓最能直接感受的就是工资收入是增加了，还是没有动。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是稳定还是飙升。至于是哪些原因带来的这些变化，老百姓一般并不了解。然而价格体制的变化，以及产品销售的双轨制政策，让人们看到的是“官倒”，是腐败，是有人利用这个所谓新措施所带来的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是社会新出现的绝对不公平。
有人或许会说，要改革，总要进行各种尝试。摸着石头过河，总是会深一脚、浅一脚，这些情况的出现在所难免。然而老百姓却不这么看，因为这些措施的出台，得益的就是那些制定这些政策与措施的少数人，以及他们的亲友，或者是把他们当作支撑后台的少数人们。这种不公平是经济改革必然要经历的吗?是不是有人会说，不这样做，经济发展就没有效率，经济就可能停滞不前?这些措施虽然让有人发了财，但毕竟也是在趟出一条经济发展的路来。这种只让少数人得利，让少数人有积极性或者有了一种疯狂，而让多数人不满的做法，真的就是在发挥所谓巨大的效率吗?我对此有所质疑。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与经济有关的政策措施，很大一部分是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学来的。这里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我们的这些经济发展的做法，是不是一定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都认为西方很发达，很成功，我们向他们学是一种必然的途径。或许，那时的我们，有可能无法避免走一条弯路。但是今天的我们，至少应该明白，那就是一条弯路，那就不是一条正路。虽然当时的我们一时还找不到真正的正路，但是今天的我们显然应该对此有所醒悟，至少应该让我们认真思考一下，使我们今后要走一条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
还有一个让老百姓感到非常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担心的就是物价问题。自八十年代之后，当时的物价涨幅都比较大。毕竟在此之前，中国商品物价几乎是不太动的。但是到了1988年，由于经济过热，物价上涨的压力非常大。在这个时候，关于物价体系要怎么调整，就有了不同的观点。当时，那些偏爱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们，提出“长痛不如短痛”的观点，要求物价全部放开，任其随意飞涨。当时还有另一种观点，即要把经济过热的现象压下来、实行国家调控、治理整顿的观点，反对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观点。如果真的采取了所谓短痛的做法，肯定会引起天下大乱。在当时社会上，各种传言让老百姓人心惶惶。于是就出现了1988年的“抢购风”。抢购风一方面反映出经济过热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老百姓对于物价会高涨快涨的担忧。用今天的话说，对政府能否解决物价问题，老百姓没有信心。
抢购风最终让坚持治理整顿的观点占了上风。老百姓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对老百姓所遭遇到的这场危机，一直令人心有余悸。然而随后发生的情况看起来不像是经济领域里的问题或者危机，但却跟经济上发生的这类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际上的东欧剧变波及到中国，那对中国来说，就是一场“颜色革命”。
《八次危机》中讲到了在国企改革中，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当时的说法叫“减员增效”。书中说，在八十年代初，为了解决大批知青回城后的就业问题，当时国家计委要求国有企业大量吸收这些剩余的劳动力，所谓“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现在需要减员增效，把那多出来的五个人减掉，似乎也没什么不对。
在我看来，这就是不对。要解决冗员的问题，在中国，就不能简单地使用这种粗暴地强迫工人下岗的方式。我们的党既然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最基本的宗旨，那么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就必须要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特别是关于老百姓的生存问题。对企业冗员问题的解决，可以想到很多办法，而最不应该做的就是这种强制下岗。大批工人下岗之后，收入没有了，生活下降了，社会问题陡增。各地发生的聚集事件，到政府门前静坐的现象此起彼伏。没有失业保险，没有救济保障，这是把工人往死路上逼。这是在搞经济吗?这是在用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来打压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表面上的经济问题，而在背后的实质就是政治问题。
与城镇工人所面临的困境相比，中国的所谓“三农”问题如果说不能以危机来描述，那也应该是一种严重的困境。至于“三农”问题到底算不算是危机，这可能在学术上有争论。但对农民来说，这种困境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负面作用。书中或许因为篇幅问题，或许因为没有精力进行这个领域的更广泛的调研，所以着墨不多。也许这也是一个缺憾吧?
与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发生的同时，《八次危机》也提到了中国当时面临的一次危机。只是这次危机究竟是金融风暴所引发的呢，还是中国经济自身所出现的问题呢?应该主要是金融风暴所导致的，而中国经济受到了波及与连累。
《八次危机》这本书，可以说是从经济领域对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历史进行了一次大致的梳理。作为一个经济研究的门外汉，毕竟有些问题我看不太清楚，有些情况也不是太能理解。但是能读到这本书，对那段历史多少还能了解一些过去不曾关注过的问题。毕竟开卷有益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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