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博士逝世的噩耗传来，我十分伤感，但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此前20多个小时，已经从美国传来他病危的消息。
10月11日，我应邀前去基辛格博士在纽约的办公室拜访，他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兴甚浓。除了中美关系这个他最关注的话题以外，他谈得最多的是当时刚刚发生的巴以冲突。他详细地回顾了在沙龙担任以色列总理期间，他对巴以和平进程的政策建议和个人参与。
不过，这次谈话时基辛格的左前臂缠上了绷带。他的助手告知，他前些天摔了两跤，分别伤到了手臂和腰，不能站立。临别前，基辛格本人也跟我提到摔跤的情况，我安慰他说，我不久前也摔伤了腿，现在好了，您会好起来的。他说，我都100岁了呀，你还年轻呢。我回答说，等我100岁时，您125岁，我再来看您。他高兴地笑了。但我心里明白，百岁老人摔跤，是预后很差的事。
在这次长谈中，基辛格深情地回忆起今年7月20日在北京会见习近平主席的场景。他说，习主席选择在他首次访华会见中方领导人的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会见他，对他的接待规格超过同期访华的美国政府高官，让他深受感动。
基辛格谈到，他与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即将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为11月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旧金山峰会提出政策建议。10月13日这篇文章正式发表，题目是《人工智能军备控制的路径：美国和中国必须协力避免灾难》。
近年来他注重研究人工智能及其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应用，并且发表了专题论著。基辛格在谈话中建议，中美两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就人工智能问题开展对话与合作研究，防范风险，他愿意在民间对话中担任美方的牵头人。一个多月以后的中美旧金山峰会，决定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这项进展，应该包含着基辛格和艾利森等美方人士所付出的心血。
作为一位顶级的国际战略家，基辛格直到耄耋之年都不满足于坐而论道，而是不知疲倦地连续游走于世界各国，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巴勒斯坦问题，到处都可以听到他的见解和倡议，尽管有些看法不乏争议。他今年7月以100岁的高龄最后一次访华，是顶着美国国内的某些舆论压力而做出的勇敢决定，也是对正在努力使双边关系走出低谷的两国人士的鼓舞。
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基辛格博士被誉为“现实主义大师”，但却被某些人批评为“缺乏道德原则”，背离了美国人的理想主义。在我看来，他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但并没有把美国利益和中国利益对立起来，也没有把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视为冲突的两方。他晚年的两部巨著《论中国》和《世界秩序》，都具备相当丰厚的哲学基础和历史纵深。他的道德观，更多地表现为反对诉诸武力和防止战争。毋庸讳言，在基辛格个人的政治实践中，曾经有过挫折和错误，但他对国际事务的真知灼见和避免国际冲突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贡献，使他确立了举世公认的历史地位。2022年4月，他出版了最后一部专著《论领导力：世界战略的六个案例研究》(盼望其中文译本能够很快出版发行)，在书中评述了他心目中当代世界上已故的六位杰出的战略家。现在，基辛格终于可以同他们比肩而立了。
基辛格的学养深厚，博大精深，受聘为世界上哪些著名高等学府的名誉博士和教授，不得而知。他对北京大学师生的关心和厚爱，值得我们永远铭刻在心。他2006年亲赴北京大学，接受名誉博士证书并发表演讲。2019年11月，他以96岁高龄，最后一次到北大同师生座谈并接受校长宴请，席间欢笑声和掌声不断，精彩片段纷呈。他在回答学生即兴提问的过程中，闪亮的双眼和具有亲和力的神态，是我在同他的多次交往中，触动心灵最深的一瞬间。斯人已去，基辛格博士留下的学术成就和精神遗产，足够我们许多代学者继续深入钻研和思考。（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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