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图片来源：网易新闻。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不同于欧洲社会主义实践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工农联盟／城乡关系对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与实践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它构成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核心，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基础。本文梳理和检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党内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就社会主义与工农联盟问题展开的激烈的路线斗争、各自不同的理论视野，以及对共产国际运动（特别是中国）的巨大历史影响。中、俄两个传统的农业大国都处于一战前后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巨大压力之下，有着共同爆发社会革命的历史条件，并由此卷入共同的历史逻辑。作为20世纪世界历史中至为重大的事件，这一历史逻辑并没有被真正深刻地阐述和辨析，正因此，我们需要回到作为“中国道路”的世界共运史，或作为国际共运史的“中国道路”。
【关键词】托洛茨基 布哈林 “一国社会主义” 工农联盟 城乡关系
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还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
——布哈林对列宁主义的辩护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如何从“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有过完整的叙述。也是因为一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军国主义化，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显著变化，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最初其实是战时经济的必然体现。
1919年，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深受列宁赞赏的《共产主义ABC》中，特别讨论了帝国主义战争和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整个经济必须服从于军事任务，“资产阶级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非常简单。为此，它必须把私人生产、各个私人辛迪加和托拉斯转交给它的资产阶级强盗国家来指挥。这在大战期间已经做到了。工业‘动员起来了’，而且‘军国主义化了’，也就是服从于国家和军事当局的指挥。有人会问：怎么回事？那时资产阶级不就失去收入了吗？要知道，这就是国有化”，“因而毫不奇怪，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战时都开始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来代替私人辛迪加或托拉斯的资本主义。”这正是列宁思考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条件，也是起点。
因此，我们需要重访这一历史，即一战之后的历史。
1917年十月革命的前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四个年头，俄国的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工厂关闭，粮食价格飙升，饥荒爆发，而俄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无法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七月事变”之后，列宁在躲避临时政府对他缉捕的动荡过程中，写下了《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特别指出，在规模空前的饥荒逼近的时候，国家资本主义是应对大饥荒的唯一选择。但是，问题在于俄国抬高物价和军事订货的地主与资本家利益集团并不愿意实行这样的办法，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损害他们高额的利润。“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里同社会主义做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加私人资本主义共同一致地既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因而，社会主义就必须以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前提。一方面“社会主义者就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因而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由此，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称为“社会主义的入口”。
这也是因为在1917年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危机的历史关口，“实现了银行国有化的国家的防御能力即军事实力，一定超过银行留在私人手里的国家，土地已归农民委员会所有的农民国家的军事实力，一定超过土地归地主所有的国家。”列宁呼吁只有国家资本主义才能拯救处于一战危机中的俄国。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提请大家注意，他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倡导是在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执政时期，当时所谈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革命民主”国家。他一再强调，国家资本主义正是西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明。
但是，当国家政权已经掌握在工农手中的时候，国家资本主义就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条件。而这个社会主义的条件必须首先落实在对农民的政策上，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征集制，用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列宁回顾这一转变时，指出二者的不同在于：“‘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而粮食税是走向这种粮食政策的过渡，包括租让制和合作制，都是为了让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1923年1月和2月，病重的列宁在最后一段日子请人给他读的书刊则关乎国际关系、合作社和科学地组织劳动等内容，他最后的思考正在于如何通过合作社使得社会主义能够在农村中得以建立。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看成一种战时措施，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其中，粮食税与农村的合作社是小农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
布哈林早年在国外怀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后来在列宁的影响下转变，在列宁身后则成为列宁主义关于工农联盟最重要的阐述者和捍卫者。他既通过与考茨基、鲍威尔等为代表的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论战来展开从“国家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阐释，又通过与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战，最后是与斯大林的斗争，来展开对列宁主义的发展和深入。通过两边的论战，布哈林坚持并发展的列宁主义是今天需要重新理解的社会主义遗产，尤其在中国的城乡关系再次进入历史性大转折的时期。
1924年列宁去世，此时，苏联在战后被破坏的经济得到初步恢复，面临着今后怎么完成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向何处去的问题。社会主义究竟要不要（或者有没有）原始积累？布哈林曾在1920年出版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使用过“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一词，遭到列宁的批评，其批注为“儿戏，照抄成人使用的名词”。列宁反对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词语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
真正开始阐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是1922年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成就要求对工业政策做紧急修改，加速工业复兴的步伐刻不容缓。轻工业的“繁荣”只是表象，其基础狭隘，必须集中力量冲出重工业的死胡同，制定出工业的“全面计划”，而不能依赖市场与供求的自发作用。经济发展必须优先考虑重工业，资源和人力必须合理地集中在那些对国民经济起根本作用的国营公司，不能有效迅速促进经济复苏的企业应当关闭。财政政策必须服从工业政策的需求，接受国家利益的指导，而不是受利润率的支配。信贷必须面向重工业，国家银行应当对重工业设备的更新进行长期投资。私有企业有利可图，大批国营企业处于亏损，必会威胁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些想法作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念是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1924年的《新经济学》中“更深刻、更严密”地阐明了的。
1924年，针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布哈林以捍卫列宁主义的方式展开了大辩论。普氏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强调：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期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愈少，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加被迫依赖对社会主义之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这个社会主义“基本规律”是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名义来为自己辩护的。布哈林批评说，如果把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作为苏联发展的标杆，那么在达到美国的水准之前的很长一个时间段，都会被列入“原始积累栏”，原始就成为永久性的，这样，奥氏就是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变成一般的社会主义积累，把“原始的”规律变成普遍的规律，“这一切为的是把工业靠农业为生时期的政策拖长到电气化为止”。这种通过剥夺农民来积累资金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被布哈林严厉地批判为对工农联盟的毁灭。在布哈林看来，普氏的问题在于，他把资本主义的殖民地问题用在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看来，在这个时代里，从经济观点来看，我们在社会主义工业中有‘无产阶级’的宗主国，在农民经济（虽然不是全部的）中有小资产阶级‘殖民地’。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也就是按照残酷的剥削者同殖民地的剥削对象的关系确立的”。如此一来，无产阶级就会蜕变为真正的剥削阶级，而社会主义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也都会有崩溃和破产的危险。“事实上，殖民地的概念的实质在哪里呢？在于它（殖民地）是剥削的对象，在于为了‘宗主国’的利益，它的发展经常停滞；在于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经济和政治奴役的对象。殖民地从来不是‘宗主国’的盟友，‘宗主国’从来没有提出把殖民地提高到自己的水平作为自己的任务，如此等等。”
正是从这一关键点出发，布哈林完整地阐述了如何以工农联盟为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构想，这里，笔者愿意把它称为最早的“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既区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基于冷战的需要在第三世界推广的“发展经济学”，也区别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这三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恰恰是今天需要重新面对的重要课题。
1924年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演讲中，总结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处理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所以着重的是工人阶级，“在它的分析中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农民排除在外的，因为它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阶级”，但这却是列宁主义的贡献。“这首先是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生、成长，并活动在由于社会和经济结构不能不使人对农民问题给予巨大注意的这样一个国家里”，因此，列宁“认识到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自己这一边应该有一个同盟者，即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促使人们去分析土地问题”。
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工农联盟，关于这两个阶级间相互关系的学说乃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总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做的特殊贡献的基石之一。同时，在这里指出下列这一事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即这个学说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制定的，一方面是与民粹派进行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与一种特殊的自由主义的（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马克思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
布哈林认为列宁坚持的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与农民的结合这一道路，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杰出的“土地问题理论家”，把总体的“土地问题”放在巨大的历史范围内去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它还特别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相关联，以下布哈林的论述尤为关键：
我们如果能俯视我们今日这座行星，看一看国际规模的力量分布，看一看整个欧洲，看一看美洲的工业地区，如果把整个西欧与所有的殖民地，与中国、印度，其余的殖民地外围地区对比一下，那就可以完全清楚，民族革命运动和殖民地运动，这两种运动的结合是工人阶级为一方、农民为另一方这两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因为，如果在世界经济的总范围内西欧代表大城市，集中的城市，那么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地外围地区就代表一个大农村。……因此工人阶级对农民的关系问题在这里又归结到另一个我已提到的问题，即民族问题、民族战争和殖民地起义问题。
而这些阐述，布哈林把它归结为列宁的独创，但是加以独创性的发展则是布哈林的历史贡献。布哈林阐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消灭了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剥夺了资产阶级之后，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提出具有非同寻常的理论意义。阶级不单是社会力量的体现，也是经济形态的体现。“每个阶级都是其固有的经济形态的体现者。如果我们把农民当作一种社会阶级的范畴来看待，那么就不应当忘记农民是某种生产单位的形态的体现者，这种形态有可能战胜我们，沿着我们所不愿意的道路发展，也有可能沿着我们想要引导它走的道路前进。因此，社会阶级观点在这里具有其纯经济的意义和原因，而阶级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同时也就是经济形态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问题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在同年发表的《经济增长和工农联盟问题》一文中，布哈林提出要警惕工农各自从本位利益出发导致工农联盟分裂的危险，工人的角度是倾向于从农民中得到更多攫取和积累，农民的角度是城市在掠夺我们，农民在养活城市和工人。而真正的问题是，工业要为农业市场服务，工业的行情、积累的速度就必须取决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沙皇俄国的崩溃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国内市场容量狭小之间的矛盾，内需不足，所以沙皇制度试图通过对外征服来予以补救。谁专从争取抬高价格，争取瓜分既有的国民收入的观点看待生产以及国营工业和农业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他就永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甚至还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整体的国民经济各部门是相互依赖和制约的。因此，注意农业市场容量的扩大，并不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是相反，只有这样才符合无产阶级共同和长远的利益。“工联主义者、行会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仅仅把农业看作国内的殖民地市场，并且认为，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王国将是永存的。这种‘观点’当然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些针对的正是苏联开始日益严重的城乡对立。
1924年前后的布哈林通过一系列密集的文章和演讲，批判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其主旨正在于把工农联盟上升到列宁主义政治遗产和政治遗嘱的地位，所有最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围绕的轴心就是工农联盟问题。“工农联盟的理论是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独创性的特征。”但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宣称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然会与支持其夺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在农民占绝对多数的落后国家中，社会主义的矛盾无法自我解决，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世界舞台，因此，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论辩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工业从农业小生产者获得剩余价值充作积累资金，是否可以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来“类比”？布哈林说：不能。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是再生产剥削关系，是扩大阶级对立的关系。“价值从小生产者手中转到无产阶级工业手中表现了什么呢？表现了截然相反的趋向，也就是克服城乡之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小资产阶级经济成分之间的对立的趋向。因为我们根本不是要去巩固阶级之间的关系，而是要去消灭这些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及其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外围的积累进行得愈快，对立的消灭也就进行得愈快。”
布哈林警告说，如果按照普氏的农业“基本规律”，国营工业破坏、排挤、吞并农村的小经济，然后由无产阶级“自己的农业”取而代之，小农经济通过系统的剥削（不等价交换、税收和各种不同的超经济的强制办法）被破坏，而无产阶级则按照原始积累的办法行事，这绝对不是列宁的社会主义方向。“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是通过在使农民经济破产的基础上以苏维埃经济来排挤农民经济的道路，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吸引农民参加同我们有联系的并在经济上依赖国际及其结构的合作社；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是通过流通领域，而不是直接通过生产过程；我们是通过合作社走向那里的。”
布哈林阐述道，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能为其政治领导权奠定经济领导权的话，其政治领导权是不可能持久的。其经济领导权只有唯一的道路：工业适应农业市场，逐步掌握这个市场，靠工业的帮助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新方法，逐步吸引农民加入合作社网，最后，随着社会主义积累的增长速度奠定新的技术基础（电气化）。布哈林批评说：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不知怎地完全抱着旧“经济学家”的观点，把经济和政治截然分开，似乎政治不是“集中的经济”，而是某种“自在之物”，可以撇开它，没有它也可以本着“社会主义积累”的精神“办事”。
布哈林苦口婆心地反复强调，工农联盟是过渡时期全部政策的实质。“因为过渡时期最明显的特点主要是两阶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大生产和小生产、合理的计划和无政府主义的市场等问题表现了主要的阶级问题，即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把经济和政治分割开，而且是全面地分割开，回避政治——这意味着不理解整个问题，看不到它的历史意义，忽略了对之无法回避、远离和躲藏的主要的东西”。
针对托洛茨基把一切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为计划不够，并由此主张对农民采取严厉的措施，布哈林则强调农业中小生产的大量而长期存在的现实，托氏并没有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理解工农联盟。问题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也不在于是社会主义，还是商品经济，而在于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小业主，市场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对农民经济估计不足在这里表现为对市场力量估计不足，不懂得市场经济的神经，即货币体系的全部意义，孤立地对工业做片面的分析。”其根本原因在于托洛茨基不懂得反对地主的农民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特结合，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是必不可少的。其不断革命论是用形式逻辑代替了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忽略了革命的中间环节，即善于看到独特的关系，善于看到从一种关系向另一种关系的过渡，善于抓住把握整个链条的那个基本环节，即俄国的农民问题。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不过是重复一种公式化的非现实的论断：
或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或者是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样就会取得稳固的胜利；或者是虎头蛇尾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样就会死亡。或者是西方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这样就会得救；或者是没有这种援助——那时就无救了。
而实际上生活完全推翻了这些公式并给予全然不同的答案。既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是无产阶级革命（从一种革命过渡到另一种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而是既来自无产阶级，也来自殖民地的援助（还有来自资本家的“援助”，他们以自己的内杠援助无产阶级国家）；不是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然而不是死亡，而是生存。等等。现实要比仔细描画出来的干巴巴的“不断革命”图式远为丰富多彩。
由于托洛茨基同志看不见现实，所以他在政治上是无力的。
布哈林从世界经济视野出发，对托洛茨基思想的来源进行了精彩的批判，指出其来源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欧洲（国家）中心主义，或工业中心主义，或工人阶级中心主义：
为什么欧洲社会民主党完全不懂得农民问题的意义，不给予注意，不提出对我们很有意义的那种问题，那么事情根本不在于我们是农业国，他们是工业国。他们那里也有自己的“农业附属国”，只是它不是位于宗主国，而是位于遥远的殖民地外围。欧洲社会民主党不够重视农业问题，这一事实毫无疑问是同它轻视殖民地问题的革命提法这一点直接联系着的。在社会民主党那里，要么是直接敌视殖民地运动的路线（社会帝国主义），要么是表现为一字不提的路线。托洛茨基同志醉心于自己的“欧洲主义”，不止一次地强调“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亚洲农民性（他正是这样看待布尔什维克的），这说明在这种“欧洲主义”中有某种社会民主党人轻视农民和殖民地运动的东西，尽管托洛茨基同志个人还是相当注意殖民地问题的。
关于阶级的这种提法，对阶级的作用所做的“欧式”估计使托洛茨基同志得出这样一种具体的看法：如果得不到胜利的无产阶级给予的国家支持，俄国革命就必然要灭亡。
这样就用“抽象的图式代替了具体的分析”，只有典型的革命才能成功，非典型就注定灭亡，“在这种革命里无产阶级是唯一的‘人民’阶级。换句话说，只有在没有农民的社会里才会有这种理想的革命”。
然而，这种理想与现实完全背离。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世界上几个最大的国家，都是由一小撮人口稠密的无产阶级化的宗主国与大量的农民的殖民地构成的。法国的绝大多数在非洲，英国的绝大多数在亚洲。英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如果不依靠印度和埃及农民的同情，如果不引导他们投入反对资本的战斗，如果不能领导这类人的大多数，不拥有领导权，那么它能做什么呢？布哈林质疑的正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只关心本国的工人阶级，而丧失了关注殖民地人民的能力和视野，沦为对欧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拥戴。但是，农民是世界居民的大多数，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只有不懂经济的世界联系的人，才会忽略他们。“因此必须懂得，无产阶级在这里没有选择的余地，它不得不领导农民跟自己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它必须善于做到这一点，否则它就不能维持自己的政权”。
针对托洛茨基的逻辑，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必然和不可避免地要与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小资产阶级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在内部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外部的援助，而且是国家的援助，无产阶级政权一定垮台。布哈林反驳道：
如果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无法防止的，等等，那么就是无产阶级取得世界胜利，这种冲突还是不可避免和无法防止的。农民在我们地球上占绝大多数。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办法使这多数跟自己走，那么，或者国际革命也注定要破产，或者它应推迟（按照库诺夫的看法）到地球上形成无产阶级的多数之后。不能设想，要炸毁“地球之界”，等待天上的纯无产阶级力量的援助，而且还是“国家形式”的援助。
这其实是推开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是不能理解列宁对民粹主义具有历史现实性和进步性的历史内容的判断。而托洛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反动的一面在于居然想建立一个庄稼汉（即小私有者）与无产阶级共同参政的制度，这种反革命性质在革命胜利时会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俄国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在“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在关于俄国革命各种力量的对比问题上，在关于从达到一定的社会主义成果的可能性的观点看俄国经济结构的成熟性问题上，基本完全一致”，即如果没有胜利的国际工人革命，那么布尔什维克不是由于被推翻就是由于自己蜕化而将遭到毁灭，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由于同农民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国家的蜕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布哈林则认为这样的立场不过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鲍威尔的俄国翻版。
布哈林在1926年《论我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在苏联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这一篇重要长文中，全面回应了欧洲社会民主党与苏联的反对力量对苏联的批评。他批判了考茨基等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走向专制的判断，就在于苏联的多数居民其实都是“庄稼汉”。他发现了一本由“研究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同盟总书记处”出版的小册子，其标题很特别，叫作《欧洲的亚洲化》，其作者保尔•施曼博士赞扬道：从社会政治观点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写得最好的和最有说服力的就是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呢？施曼论证说：“精神上的死亡，许多世纪以来亚洲各民族所固有的人类的内部僵化，现在像幽灵一样，裹着用欧洲思想的碎片做成的外衣，站在欧洲的大门前。而这些碎片使变得盲目的文明世界受到欺骗。布尔什维克主义正在带来欧洲的亚洲化”。他引用了鲍威尔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性言论：“在俄国，无产阶级只占全国的很少的少数，它在那里只能暂时维持自己的统治；一旦全国的农民群众在文化上成熟到足以自行掌握政权，无产阶级就一定会重新丧失这种统治。”“工业社会主义在农民俄国的暂时统治，只是号召工业的西方的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一个信号。只有当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工业社会主义的持久统治才能建立起来。”
历史地看，欧洲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维克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具有农民（亚细亚）的性质，是共产民粹主义，而绝不是马克思主义；二是官僚主义的蜕化，由此一国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在20世纪之后的历史中，作为西方左翼社会民主派别和托派对苏联和中国主要指控的内容，一直到今天还在以各种形式不断翻炒，极左与极右恰恰在这一点上汇合在一起，这是极有意味的现象。今天在中国发生的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辩，与西方关于今天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其渊源也正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一个世纪以来，这些观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冲撞与回响，并强烈地投射在今天中国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复杂论辩中。
二、国家资本主义，
还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布哈林与托洛茨基的辩论
如果对比一下托洛茨基从另一角度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列宁主义的批评，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托洛茨基认为列宁从土地革命为俄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这一点出发，所设想的“工农民主专政”这一概念本身含有内在的矛盾。
列宁公开称这个“专政”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专政的时候，他自己就着重指出了这个“专政”的基本的局限性。他以此暗示，为了维持与农民的联合，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不可直接提出社会主义任务。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不啻是放弃它自己的专政了。所以那个专政，虽然有工人参加，本质上是农民的专政。
托洛茨基以中国为例证，古代中国革命曾使农民军事领袖上台执政，每次革命都会重分土地，建立一个新的农民“皇朝”，尔后历史就重演了。土地重新集中、新贵族，再就是新起义。“只要革命保持其纯粹的农民性质，社会是不能走出这没有出路的循环圈之外的。这便是包括古代俄国史在内的古代亚洲史的基础。在欧洲，则从中世纪初叶起，历次农民起义的胜利都未能建立一个农民政权，只让市民阶级左派去执政。更确切地说，农民起义的胜利仅以设法确立城市人民中的革命派的地位为限。在20世纪资产阶级的俄国，谈不上革命农民夺取政权的问题。”这些“亚细亚专制主义”的话语演绎，何其相识，这样的话语不仅在20世纪革命史中震荡不已，而且在今天仍然不断被撞响。
托洛茨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解释列宁和民粹主义者的斗争，认为民粹派把工人和农民都看成是劳动者和被剥夺者，而在同样关心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乃是小资产阶级，他们必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不再成为农民，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民粹派把这种观点看成是对农民的侮辱。“俄国各派革命曾在这些问题上进行主要的斗争达两代之久。为了了解后来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冲突，必须着重指出：列宁遵照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从来没有把农民看作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同盟军；恰恰相反，正因为农民占据压倒的多数，列宁才断言在俄国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托洛茨基主要引述的都是列宁在1905年—1906年期间的话语，并辩白说，列宁有时指责“我”对农民估计过低，不是说我没有认识到农民的社会主义倾向，而是说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独立性，农民有建立自己政权的能力，有因此阻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建立的能力。托洛茨基认为只是在列宁患病和逝世之后，情况开始改变，“俄国工农联盟就被宣布本身含有足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充分保证，含有在苏联境内建成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斯大林拿单独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代替世界革命之后，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对于农民的评价称为‘托洛茨基主义’，不仅指现在，而且追溯到整个过去”。“下面的事实是不可磨灭的，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宁可说在1924年以前，马克思主义阵营内没有一个人曾把农民看作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列宁更不待说。列宁一再重申：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俄国资产阶级复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并没有想错：斯大林的官僚政制，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阶级。”
1924年，其实正是布哈林从理论上迎击托洛茨基，并与斯大林共同站在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一边的时期。但是历史的诡秘在于：正是托洛茨基的敌人斯大林最终采纳了托洛茨基的激进策略来完成苏联的工业化发展。而作为托洛茨基派的波兰作家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在著名的托洛茨基传记《先知三部曲》中，基本上没有正面叙述布哈林的上述思想和观点。其实，真正从理论上挑战和批判托洛茨基的是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
布哈林对托洛茨基反驳说，俄国革命的胜利正是取决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并依靠农民而取得的，而不是空等客观条件的实现。列宁革命的辩证法使得俄国能够利用与西欧其他国家不同的方法，即工农联盟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必然如此。区别的核心正在于对农民的理解，以及对工农联盟的理解。1925年，苏联国家处于全面转折关头，列宁逝世之后，农民问题再次被全面提出，坚持列宁主义，坚持工农联盟，是所有问题的核心问题，也正是布哈林竭力捍卫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着力点。
这一年，布哈林在《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阐述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是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关系，也是建立城市和乡村的商业联系，是使得城市能够在经济上促进农村的繁荣。其最深刻的含义在于，第一次开辟了社会主义各种经济力量互相繁荣的可能性，并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农民经济的积累意味着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它能够引起工业的巨大发展，而这种发展反过来能够使工业对农业有良好的反作用。
布哈林区分了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两种计划。第一种战略计划是联合大资本同盟：租让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并战胜它，这是在1921年列宁《论粮食税》里阐发的观点；但是列宁在1923年的《论合作制》中，已经改变了这一说法，重新评价了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合作企业，“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会议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合作社的发展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因为现实的变化：首先是并没有国外资本愿意来投资，所以租让合同很少，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成为空想；第二，确立了我们自己内部的发展力量，即工农联盟；第三，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国家财政体系正在整顿，工业发展了，银行组织起来了。如果没有自己的银行，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就会压垮我们，富农就会在经济上战胜我们。但是现在新的对比力量，使得开放经济周转是可行的，是可以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的。现在应该鼓励农民的积累，“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农业积累就意味着对我国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需求能引起我国工业的巨大发展，而这种发展反过来又能使我国工业对农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这成为布哈林的标志性话语。
在分析民粹派关于农民经济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布哈林指出民粹派中也有派别是赞成用机器来拯救农业的，“他们断言，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农民的农业要通过一条完全特殊的、非资本主义的道路走向大经济，而他们正好提出合作社作为这样一条道路。”布哈林通过考察西欧的“农业合作社社会主义”在德国、法国、芬兰等阶级对抗严重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是如何长入“资本主义”的这一惊人事实，从而断言：
如果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条件下，地主和资本家能够用巧妙的政策联合农民来反对工人，并且能够使农业无产阶级的一半人与男爵、公爵和伯爵们合作，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同比起男爵来与我们无比亲切的农民建立联盟，我们就是大傻瓜。如果农民通过合作社组织能逐渐进入工业的和银行的资本体系，那么在我国的专政下，在我们国家政权和农业机关的相互关系下，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的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农民就能够通过合作社逐渐长入社会主义关系的体系。
农民作为一个基本阶级，是在封建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已经不是原来的阶级，而是分化为农业资产阶级与农业无产阶级，同时还保留了很多封建成分。封建成分保留得越多，农民就越是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苏联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时候，农村的资本主义关系还不发达，因此留下了农民的大量中间阶层：中农。由于进行了平均主义的分配，中农成长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通过合作社和税收制度，而不是掠夺性分配，使得工人专政以农民作为同盟军，从经济和文化上帮助农民，最终使工农之间的差别消失，农民作为阶级消失。用工农联盟来对抗地主与资本家联盟，这是十月革命取得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也是革命胜利的原因。布哈林用工农联盟以及建诸其上的合作社来论证什么是社会主义。
在资本主义下，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在一切国家中，也包括我国在内，城市对于农村来说都是吸血鬼。一切科学技术成就、一切文化成果首先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农业过去和现在都被摆在第二位。它们在自己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远远落后于城市。城市把一切优秀的力量，把那些最精明能干的人都吸引过去了。农村始终是荒芜的，它把自己的优秀人才都贡献给城市了。现代社会的全部文明，全部教育都集中在城市。关于世界各个角落所发生的事情的一切情报都集中在城市。国家机构的基本枢纽、政府机关、强大有力的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切工具，过去和现在都设在城市。农村必然处于闭塞的状态，多少世纪以来，乡村就其知识、文明来说，都落后于城市。
这个基本差别一方面给工人，另一方面也给农民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意味着增加全体劳动者的财富，即用一个总的计划把全部工业统一起来，使得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但是这样一种工业的独立的计划经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民市场而生产的，工业生产的产品的消费者首先是我们的农民经济。”为了制定一个精确的工业计划，必须知道农民经济将消费多少，必须准确地估计这些农民经济向国营工业要求多少产品和哪些产品。要使工业有越来越大的发展的可能性，就要使农民经济本身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还必须使这种农民经济本身越来越有组织，成为这样一种经济，在那里，单个的农户和单个的小农经济越来越走上彼此互相联系的道路。”如果农民合作社能够整个地长入国家的经济体系，这将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经济领导，也意味着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向前进。当分散的、零散的、在经济上相互没有关联的农户，在采购、供销和信贷的基础上日益互相联系起来，农民就会从一般的信贷组织过渡到组织自己的农业合作加工厂，并且向电气化过渡，变成一个整体的组织，与国营工业相结合，这样一个由各个部分构成的经济链条，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合作社的增长就是社会主义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国家将用一切办法支持贫农和中农的合作社。
无产阶级的城市和劳动的农村之间的中间环节是合作社。合作社正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连接点，它首先体现个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经济结合，而加强这种结合是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基本任务。无产阶级国家在合作社内部给贫民和中农提供资金，支持他们反对富农和农业小资本家，正如我们看到的，这种合作社的增长就意味着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基层组织的经常不断地增长。
在这个意义上，布哈林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首先是镇压剥削者的工具；另一方面，是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的基本杠杆，工人阶级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国家政权机器，不断地改造社会的经济关系，使之走上社会主义轨道——社会主义就是要克服经济上的不平等，首先就是城乡之间的不平等。
在农村内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农除了向两极分化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社就是由资本家和富裕农民把持，所以社会主义就要力图促使中农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靠拢，这就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布哈林坚信，在一国之内，通过构建工农联盟，就可以破解一国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的经典难题，使苏联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断言一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正是因为没有看到与农民联盟的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力量。若是相反，把农民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对象，那就必然得出社会主义在苏联不可能的结论。
必须这样解决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为了把这个问题同某些更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认为可以提到一件事。早在1923年的争论中，我们就说过，如果托洛茨基同志是正确的，我国没有西欧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就无法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会同农民发生冲突，那么，这就要使我们得出一些非常重大的结论。要知道，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扩展到全世界，我们就会得到大致同在苏联一样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对比关系。因为，当无产阶级将来在英国取得政权的时候，它势必要同印度以及其他过去的英国殖民地打交道。世界无产阶级势必要解决怎样同世界农民和睦共处的问题。如果这里的对比关系大致同在苏联一样的话，那么，在根据没有外部援助就必然走向灭亡的理论做出相应结论之后，不管是否愿意，就会得出库诺的问题提法，说什么世界“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变革。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农民，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他们“必然”同无产阶级发生冲突，因为光是在中国就有四亿农民，所以革命“必然”注定要失败：要知道根本得不到来自外部的“国家援助”。这就是反对派的理论所得出的结果。……从而表现出自己的道地的“欧洲”“马克思主义”。
这些论述在今天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辩语境下重读具有特别的含义。布哈林强调列宁主义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而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却相反，它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建设性的”学说，对社会主义国家却是“破坏性”的，因此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无区别。作为随着社会民主党的笛声起舞的共产主义“极左派”，不过是貌似马克思主义的应声虫。社会民主党把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冒充为社会主义，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只不过缺乏一点“经济民主”，否则就是最真实的、最“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了。事实上，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国际内部竞争的消亡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竞争的极大尖锐化，它最终导向的是战争，国家间的战争。
1925年，布哈林出版了他的主要理论著作《通往社会主义之路与工农联盟》，并在1926年、1927年两度再版，1930年被翻译到中国。1925年至1926年，苏联官方的布尔什维克主要是布哈林的思想，党追随的是布哈林的通往社会主义之路，通过把他的理论观点写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之中，使得布尔什维克对国际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官方看法都来自于布哈林。他成为党的正式理论家和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者。这时他和斯大林成为苏联的两驾马车，互相配合，布哈林负责政策和理论，斯大林则负责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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