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发展，市场竞争纯粹企业(新国企 新起点之二：体制篇)
人民日报：国企完成蜕变 创造让国人无比自豪(新国企 新起点之一：布局篇)
本报记者 左 娅
国有企业新兴际华集团(2.90,-0.01,-0.34%)共有约8万人，但总部只有58名员工。如今的国有企业，早已不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国有企业中冶科工集团投资失误，国资委启动了追责程序。如今的国有企业，早已不是“干好干坏都一样”。
国有企业中国建材集团，每次兼并都采用股权交换的方式。如今的国有企业，正在带动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并肩发展、共同致富。
……
今天的国企，已是脱胎换骨的新国企。最重要的标志，是管理体制的改变。
今天的国企，已是市场主体的新国企。很显著的变化，是经营方式的转变。
经过三个阶段的改革，国有企业实现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提到国有企业，有些人的印象还是“负盈不负亏，政府全兜底”。在计划经济时期，国企的确如此。那时候，国企的特点在“国”——国企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政府部门直接插手企业经营管理，企业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多少、卖给谁、卖多少钱都要上报主管部门决定，赔了赚了都是政府的，对员工没有淘汰机制，亏了钱照样给员工涨工资。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就显得与市场格格不入了。也正是从那时起，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拉开帷幕。国资委首任主任李荣融介绍，国有企业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其间，通过扩权让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措施，国有企业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初步分离。
然而，走向市场的国企又暴露出很多新问题——社会负担重、历史包袱多、冗员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成为第二阶段国企管理体制改革的起点。
2000年前后，党中央、国务院下定决心，撤掉了国有企业头上的政府主管部门，轻工部、纺织部等成了协会，只管行业不管企业。
但新问题又随之产生：主管部门没有了，谁来代表国家管理国企？实际上，对国企而言是走了一个“婆婆”，来了一群“婆婆”：财政部管钱，经贸委管企业生产经营……
“婆婆”太多，企业运营流程十分繁琐，有时上一个小项目，要盖十几个章，常常是项目审批下来了，市场时机也错过了。李荣融回忆，他在企业工作时，就有过两个项目审批8年的经历。人们对国企“办事拖沓、效率低下”的印象也多是来自那个时期。
“婆婆”太多，却没有人真正对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负责。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说：“那时候，谁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过问企业内部事务，可一旦企业做坏了，谁都没法承担责任，因为责任说不清楚：到底是管人的没管好、管事的没管好、还是管资产的没管好呢？”
因此，虽然这时国有企业名义上已经和政府部门分离，但是实际上仍然是亏了钱就去找政府，而政府就只好下令银行给企业贷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饺子贷款”：快过年了，企业发不出工资，就向政府伸手，政府就会让银行给企业贷款。
十年前国资委的成立，真正给国有企业“断了奶”。党的十六大提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2003年，国家和省、市三级国资委成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初步到位，从政府机构设置上真正实现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这个时候，国有企业的特点向“企”偏重，真正成为了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改革的目标也转向了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从“婆婆”变“老板”，采用市场化手段管理国有资产
各级国资委的成立，从机构设置上实现了出资人到位，给国企管理体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国资委的成立，基本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管资产与管人、管事脱节的问题。“通俗地讲，就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了唯一责任人——如果国有企业经营的不好，就要打国资委的板子。”邵宁说。
而这个“责任人”，又与企业以往的“婆婆”们大不相同。国资委是受国务院委托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不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政府其他机构、部门不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作为出资人代表，国资委所关心的是投资回报，是项目赚钱不赚钱，当然还有企业是否履行了社会责任。而至于企业投资项目对公众会有哪些影响，比如环保、安全、产业政策等，则是政府部门的职能范畴。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接受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也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只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上不上项目应该由出资人说了算。
“以前政府既是出资人又管公共事务，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也是一些部门和地方出现腐败的体制性原因。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相分离，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加强了，同时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也会得到加强。”李荣融说。
最显而易见的体现，是国资委不直接插手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而是采用市场化手段管理国有资产，严格限定以股东方式履行出资人职责，充分尊重企业法人财产权，充分尊重企业自主经营权。“对国有企业而言，国资委不是‘婆婆’而是‘老板’。”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说。
这个“老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产核资，摸清家底。在此基础上，它又和所有“老板”一样，建立了一套业绩与奖惩紧密挂钩的考核体系，并制定了一套监管制度，包括财务监管、监事会监管、产权监督等。“中央宣布我是第一责任人，责任光是我扛那是不行的，我没那么大本事。这个责任必须落实，必须传递，核心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企业国有资产经营业绩考核体系。”李荣融曾经这样说道。
考核不仅起到了激励约束作用，而且还引导着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2010年开始，国资委全面实施了经济增加值(EVA)考核。经济增加值，是指企业经营利润在扣除全部资本成本之后的所得。企业只有利润高于资本成本才能为股东创造价值。实行EVA考核之后，国有企业开始有了资本成本的概念，企业管理、分配、使用资金的效率更高，而且从银行贷款更谨慎。企业盲目扩张、非主业投资的冲动得到了有效抑制，国有企业更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注重可持续发展。
所有者的收益权如何体现？在过去，国企经营困难，根本谈不上国有股东的收益。而随着国有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我国建立起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李荣融说：“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就无法兑现出资人的收益权，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也很难调好。”2007年起，国有企业开始上缴红利，让更多人分享国企发展的成果。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新国企逐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新的管理体制，成就了“新国企”。
新国企拥有更多的自主经营权——
国资委只定战略不管战术，在主营业务范围内，企业上项目可以自主决定。“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国有化工企业投资一个化工项目，不管投资规模多大，都可以由企业自己做主，但它要做非主业投资，比如要造飞机，就得跟国资委商量，必须经过国资委同意。”彭华岗说。这不仅简化了企业运营流程，大大提高了国有企业运行效率，而且还实现了投资决策责任清晰化。
新国企自负盈亏，不吃偏饭，也不再拖累国家财政——
如今，政府部门无权干预企业运营，也就无权强求银行出钱救企业了。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建立，使社会公共收支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分离，公共财政只补贴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业，其他国有企业彻底没了财政“偏饭”。加之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如果哪个国有企业经营不下去了，为了实现国有资产整体保值增值，就要壮士断腕、撤资止损。“现在国有企业的情况是，如果经营不好，该倒闭就倒闭。”邵宁说，“华源、三九这些国有企业就都倒闭破产了。”
新国企产权结构更多元——
没了财政偏饭，企业要发展，钱从哪里来？国企如今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只有向市场要资本：有的在境内外上市；有的引入了国内外战略投资者；还有的企业，在二级公司中与民企、外企进行股权置换，实现了国企、民企、外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邵宁说：“我们现在做的，是使竞争性的国有企业通过上市实现多元化，使它变成公众公司。这能使这些企业彻底市场化，彻底多元化，而且使这些企业的国有资产彻底资本化，这样流动性就非常好，进退都非常容易。”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加之考核体系的激励约束，令新国企焕发无限活力：中化集团下属的远东宏信公司只有2000人，却创造了超过20亿元的利润，人均利润超过百万元，达到了国际水平；中国建材集团按照市场化方式推进联合重组，吸纳了480多家不同所有制企业，退出了218家劣势企业，内部结构大规模调整；凭借适销对路的品种和独有的价格优势，神华集团的煤化工聚烯烃产品在电子交易网站挂牌1小时就被抢购一空……活力充沛的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最宝贵也最具升级潜力的财富，为中国走向共同富裕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延伸阅读：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的阶段。大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主题作了深入阐述，受到了中央企业系统的十八大代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国企改革面临矛盾：
矛盾一：
第一个矛盾是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与市场竞争对所有者作用要求提高之间的矛盾。所谓“所有者虚 关注国企改革置”不是说没有法律上和形式上的所有者，而是指这样的“所有者”不能切实负起应有的责任。这是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但在市场竞争趋于激烈的新环境下，对所有者的要求提高了，所有者的“质量”不同，企业竞争的后果便会有大的差别。这一点经常被用来解释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持续亏损等现象。分析近年来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原因，人们甚至有理由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否存在明确的盈利动机表示很深的怀疑。这是一方面的情况。
矛盾二：
第二个矛盾是国有资本事实上的部门、地区所有与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之间的矛盾。国有资本名义上或法律 关注国企改革上归国家所有，大多数实际上是部门、地区所有，已是不争的事实。在非市场化的环境中，国有资本要有运营的实际可能性，“条块分割”是无法避免的选择。对“条块分割”的弊端，已有诸多分析，如人为割断生产经营内在联系、重复建设和地区封锁等。在企业规模扩大、分化加剧的新形势下，“条块所有”至少又带来了两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条条”和“块块”越来越难以对迅速扩张的优势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特别是直接融资的支持，同时对在竞争中失败的劣势企业越来越难以在自己的行政势力范围内予以消化。二是“条条”和“块块”在自己的行政范围内越来越难以提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称职的企业家人才。撇开其他问题不论，这意味着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原有的所有者在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上都出现了“短缺”。如果说西方国家曾存在私人、家族及合伙人资本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的话，我们的经济中目前也出现了明显的“条块所有”与生产和资本经营日益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两种情况虽然在具体国情和所有制性质上有很大差别，但所有制形式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上却有类似之处。在西方国家，矛盾一定程度上通过企业股权结构的“公开化”、“社会化”，即通过对外扩股包括企业上市加以缓解的。我们所面临的“条块所有”所带来的矛盾，也需要而且只能通过股权结构的开放和流动得到解决。
矛盾三：
第三个矛盾是国有经济战线拉得过长与随着市场竞争的扩展而出现的“市场失效”问题之间的矛盾。准确地 关注国企改革说，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这个矛盾不可能突出，甚至不足以成为问题，因为当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时，不存在其“战线过长”的问题，当市场经济未得到大的发展时，也不可能存在“市场失效”的问题。这个矛盾一旦突出起来，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近来强调国有经济缩短战线、调整结构，就是以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资源配置中开始发生基础性作用，特别是竞争性行业的市场竞争加剧为背景的。在这一背景下，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并无确定的优势可言，虽然也可以找出具有竞争力、表现优秀的国有企业，但大多数企业却陷入困境。在另一方面，仅靠市场力量管不了、管不好和不愿管的事情大量增加，矛盾逐渐突出，如何把有限的国有经济资源按照优先顺序转移到最需要从而也是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去，就成为紧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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