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专家知道，由于设计粗劣的福利计划和不利的人口结构变化，美国未来将面临严峻的财政形势。”美国凯托学会髙级研究员丹尼尔•米切尔近日在《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出这样的“预警”。70多年前为规划现代福利制度做出贡献的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如果还活着，他一定想知道：曾让欧美引以为傲的社会福利怎么就“设计粗劣”了呢?发达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福利政策曾让发展中国家看得眼红，但想要模仿这种“大跃进式”的福利制度真的很难。当福利国家开始诊治“福利依赖”时，很多新兴国家也在面对“福利改革之困”。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同样，公平和可持续性也是全球福利改革的大趋势。
“从摇篮到坟墓”的安全网开始晃动
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刊登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金的文章，提醒西方国家“我们正在接近西方富庶的尾声阶段”。在此情况下，“经济的诚实”十分必要，即承认“在繁荣时期许下的诺言”再也不可能轻易地兑现，这意味着延迟退休年龄等现象的出现。西方经济学家在反思，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奇迹激励富国们越来越多地寅吃卯粮，如何才能让这些最早“吃螃蟹”、建立高福利制度的国家能够可持续地搞下去?
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摸索养老、失业、就医等社会问题。20世纪30年代，英国推行的“人民预算”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都是在向“福利国家”发展。1941年，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发表的《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对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影响。报告设计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提出国家将为每个公民提供失业、退休、生育、伤残等九种保险待遇。
这样的福利制度构想对希腊等欧洲国家的影响极大。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专门研究希腊福利制度的檀柯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受二战及希腊内战等因素影响，希腊的现代福利改革数次被打断，直到1980年才真正快速发展，并在不到10年时间内达到顶峰。相对于福利制度大发展的上世纪80时代，进入90年代后希腊政府深陷财政赤字泥潭，急迫需要针对臃肿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庞大的社会开支数额开刀。但90年代的福利制度改革阻力重重，始终未能达成有效的社会一致，希腊两个主要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新民主党领导的政府都没有实现改革和重构福利体制的目标。
福利改革失败导致希腊财政隐患长久存在，这也给亚洲国家提了个醒，有的国家为此还放慢“福利追赶”的步伐。11月初的一期美国《时代》周刊刊文说，亚洲各国构建社会福利制度任重而道远，来自国内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使亚洲各国领导人想建立能同西方媲美的福利制度，但这无疑将会吞噬这些国家的财政支出。文章举例说，中国正试图修复不健全的医疗保健和养老保险制度，印尼要实施覆盖面很大的全国医保计划，韩国总统朴槿惠上任后也提出增加福利的构想。但面对国家紧张财政预算，朴槿惠不得不缩减退休金和延缓学费资助等计划。
“基本规则不公平，投入再多也没用”
泰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正遭受“福利改革之困”。在泰国，他信在10多年前上台时就开始采取积极争取下层民众的政策，让底层老百姓更多分享发展的红利。巴西也是这样，劳工党在2003年成为执政党之后，帮助三四千万巴西穷人脱贫。这也大体符合这段时期发展中国家社会政治发展的大趋势。但这些放眼“大趋势”的政策遇到了麻烦，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在劳动生产率和福利资源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些政策都不同程度地遭遇阻力，而且这种阻力现在越来越大。
11月下旬，认为“他信仍在掌控政府”的泰国反政府示威又一次骤然升级。曾在泰国工作过的《环球时报》驻巴西记者丁刚认为，他信当年之所以会被一场政变赶下台，就是因为动了中上层的“福利蛋糕”。他信执政后，推进国企转制，得罪了工会;取消高校教师公务员身份，得罪了教师;大幅降低军费预算，又得罪了军队。这些中产阶层的利益又直接与上层相联系，最终就引发了两个阶层的尖锐对立。丁刚说，巴西的情况类似，发展福利的负担转给了“老中产”，引发了今年6月的街头示威。这两个国家原本就没有建立起能体现公平分配的规矩，他信和卢拉只是努力要把福利多分点给下层穷人，就造成了原来已经占有优势的群体强烈反弹。
11月25日下午，泰国约有3万示威者上街游行
丁刚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制度向发达国家看齐，重要的不是去比较投入的多少，而是要看在公平性上的差距。一个是钱多少的问题，一个是基本规则的问题。基本规则不公平，投入再多也没用。而基本规则是公平的，即使减一些福利的投入，也不至于惹出大麻烦。所以，欧洲那些坚持高福利政策的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一直坚持的是一种公平的原则。
檀柯表示，只有从本国国情出发，充分意识到福利政策的刚性特点，避免走回头路，避免急功近利，才能避免“福利陷阱”。他以希腊为例解释说，过高的社会支出和为福利保障所实施的高税收严重拖累了希腊政府和社会的投资能力，加重了企业负担，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发展非常不利，希腊的成本优势被极大拉平，而国家投资又巧妇难为无米之坎，没办法引领产业升级换代，逐渐陷入了经济发展停滞状态。他认为，一方面希腊福利制度的“饼画得太大”，为选举政治服务，忽视了国家经济社会承受能力，另一方面保障效率低下，没做到真正的公平、公正和有效性。
《环球时报》记者前不久在莫斯科采访了列瓦达民调中心负责人古德科夫，他表示影响国民情绪的一大因素是分配公平和社会保障公平。很多俄罗斯民众情绪下降的原因是社会保障和退休金逐渐减少，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担心政府取消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列瓦达的调查显示，俄罗斯两个群体的观念不同、小城市人希望回到社会主义，而大城市人希望走欧洲模式。
欧洲拉开可持续性改革序幕
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也成为老牌福利国家的考量。据美国《国家评论》杂志10月报道，欧洲正尝试福利改革，走在前面的英国计划将一些传统的福利项目整合。英国就业与养老金大臣史密斯表示：“福利应该是一张安全网，而非用于给予申请人连许多家庭辛辛苦苦都挣不到的收入。因此，福利的工作重点将转向帮助失业者就业。”
丹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之一，有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安全网，但丹麦个人所得税比例也处于全球最高行列，年收入8万美元以上的人要纳税56.5%。鲜有专家相信政府能长期承担得起现有福利，因此丹麦正在重新调整、修改企业税率、考虑投资新的公共部门，并试图通过长远计划使更多年轻人和老人摆脱对政府福利的依赖。丹麦政府今年宣称，实行“福利国家现代化”的时机已经来临，福利体系“需要以新的方式划分优先顺序并尽可能为民众就业创造条件”。
今年8月，芬兰宣布延长有效退休年龄、削减助学金并改革产假制度。9月，荷兰国王宣布“20世纪下半叶典型的福利社会将被参与性社会所取代”，他还呼吁“每个荷兰人都应适应随之而来的改变”。瑞典也在实施包括使社保系统部分私有化在内的改革。挪威近期的调查发现，51%的民众支持为确保经济增长而降低福利。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今年的“北欧专号”评价北欧人推行的福利改革意义深远，抛弃恼人的“左右之争”，克服工会的困扰、消除行业游说，既可以把市场机制引入福利国家从而提高其运行效率，也可以在合理的基础上推行社会福利制度，避免把包袱甩给儿孙。欧洲福利国家的改革能否再次给发展中国家树个“样板”，值得期待。
(记者丁刚 丁雨晴 高丽 宋胜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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