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美国知名中国问题学者傅高义先生去世，这引发人们对美“知华派”群体的再次关注。人们在哀悼的同时也在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新老“知华派”人士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首先，老一辈“知华派”大都有在中国进行学习、游历和交往的丰富经历，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有着系统深刻研究，并在对华政策讨论中坚守求真的“士人精神”。
在中美关系不同的困难阶段，沉浸中国问题研究数十年的费正清、鲍大可、傅高义等都坚持着学者操守，支持构建稳定积极的中美关系。前两者在冷战头20年里尽管遭受美国国内极端反共势力的诋毁，但始终主张与华交往的重要性。在上世纪60年代美对华政策大讨论中，他们的理性权威声音对塑造美改善对华政策舆论与政治氛围作用显著。在随后数十年里，他们坚持美对华接触主张，在政策群体中始终较具影响力。
傅高义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研究，切实纠正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诸多偏见，令相当数量的西方人对中国内外政策意图与实践有了平衡客观观念。之后的奥克森伯格、李侃如、兰普顿等“知华派”继承了前辈冷静务实看中国的风格，强调以共同利益界定彼此关系的重要性。扎根于历史看中国，大致是这个群体的共性。尽管他们大多或过世或不再活跃，但当下与他们观念相通的人士如费立民、江忆恩等人依然时常发声。
其次，尽管当前较活跃的“知华派”人数较多，但在涉华舆论与政策塑造中较具影响力者，大多是那些以意识形态异同与霸权兴替逻辑将中国视为对手的假“知华派”群体。他们大多缺乏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纵深理解，往往以美国作为“山巅国”和“霸权国”的逻辑强行解释中国政策。
他们反复鼓噪论证的“中国威胁论”，与美政府近数年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基调相当默契，这些假“知华派”在政策圈中很有市场。当下美国“知华派”人物中“骑墙派”也不在少数，他们比较了解中国，但在觉察美国对华政策国内氛围转变方面有高度灵敏，及时相应调整其政策主张，白邦瑞和沈大伟堪称典型代表。接触还是战略竞逐，他们会根据美国对华政策大形势及时做出“调整”，这些人在美对华政策讨论中从不落伍，始终处在“潮头”。
近年来，美国国内对华政治中“逢中必反”的氛围不得不说与此类“知华人士”盛行有关联。当下美国年轻一代对中国和中美关系多倾向于数据模型或理论分析，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对中国鲜活文化与历史传统的深刻把握，冰冷数字处理与预定结论论证，导致其很难理解中国的复杂性与中美关系塑造的多样性。历史分析受冷落，很可能会成为美国年轻一代“知华派”的通病，这或许导致其对中美关系形成固化认识。
第三，历史地看，假“知华派”当道，真“知华派”靠边，几乎成为美对华重大决策进程中的通病。
1944年至1945年，美国驻延安“迪西使团”成员普遍建议美决策者采取与中共合作政策，这被当时的美驻华大使赫尔利拒绝，直接导致美对华总体政策丧失了灵活性以及随后的对华政策大失败;1950年初诸如谢伟思、戴维斯等美国国内对华极富洞见力的“知华派”遭受清洗，直接带来上世纪60年代美对东亚政策的大失败。近年来，理性客观对华见解被屏蔽，扭曲极端对华观念在泛滥，我们不希望看到美对华政策失败再次重演。
理性客观的“知华派”人士有些失势，这的确很不幸。客观而言，傅高义的去世对中美关系而言是个不小的损失，但越是处于关键转折时期的中美关系，越需要呼唤涌现更多“傅高义式”的真“知华派”，以抑制当下美国不健康对华政治氛围的扩散。
(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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