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贺子珍》3.2 不安心当秘书
习惯于枪林弹雨的贺子珍，不愿意给毛泽东当秘书，闹起了别扭。毛泽东耐心地说：“你好不懂事。你知道这个工作有多重要吗? 你把秘书的工作做好了，不光是对我工作的支持，也是对特委、前委工作的支持啊!”他深情地注视着妻子略带愠色的脸，轻声说：“再说，我也离不开你啊!”
贺子珍回到井冈山后，与毛泽东在茅坪住了好几个月，然后搬到茨坪。
在茅坪时，贺子珍和毛泽东住在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
毛泽东、贺子珍在茅坪的旧屋。攀龙书院是当地地主豪绅为教育本族的子弟建造的学堂，八角楼是这里一栋两层楼的普通砖房。为了上下楼梯光线明亮，在楼梯的顶上用明瓦镶嵌了一个八角形图案，八角楼因此得名。
贺子珍同毛泽东住在楼上，朱德和他的爱人伍若兰住在楼下。楼上有一个小厅，厅旁是个盖有明瓦的小天井，他们两家人就在小厅里吃饭。警卫员住在八角楼的其他房间里。
贺子珍和毛泽东住的那间屋子不大，陈设十分简朴。一张书桌放在临窗的地方。白天，书桌上洒满阳光；晚上，桌上那盏小油灯的亮光，透过木制的窗棂，射了出来，与明月相辉映。
八角楼前，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茅坪河。八角楼的对面，是一片长得很茂盛的枫树。
毛泽东常常在工作之余或晚饭之后，到河边来散步休息。他有时也在枫树下看书、休息。
不过，贺子珍很少同毛泽东一起散步，一起出门。这倒不是他们俩不想这样做，而是考虑到周围群众的影响，不便这样做。因为在20年代末，在这偏僻的山区，群众的思想是比较封建的，部队的同志也不习惯这样做。
有一次，毛泽东要到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他深情地看了看刚刚给自己收拾好行装的妻子，柔声地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要走了，你送送我好吗?”
贺子珍爽快地答应了。马伕牵着马在前面走，他们两人在后面慢慢地跟着，一面走，一面谈话。僻静的山路上没有行人。走了一段路以后，毛泽东像发现了什么情况似的，忽然对贺子珍说：
“我先走一步，在前边等你。”
他上马走了。
贺子珍感到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得按他的意思，继续往前走去。
没走出多远，迎面遇到一个拄拐棍的伤病员。贺子珍又往前走，看到毛泽东果然在前边等着她。
毛泽东迎上来解释说：
“刚才要经过红军医院，我们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所以我先走了一步。”
贺子珍理解地点点头。
自从贺子珍回到井冈山后，便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就是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党给她的任务是，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当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
在八角楼他们的住房里，放着两只铁皮文件箱，保管好它，这就是贺子珍的任务。
贺子珍参加革命后，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现在工作性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成天待在屋子里，保管、整理文件，她感到别扭，闷得慌。
开始的时候，贺子珍心里很生气，甚至觉得自己挺倒霉，要不是同毛泽东结婚，也不会当秘书。
她心里不高兴，第一次同毛泽东闹起了别扭。
毛泽东耐心地说：“你好不懂事。你知道这个工作有多重要吗? 我们同中央的联系，中央对我们的指示，上传下达，都要通过你。打仗要有后方，干工作也要有后勤，这个工作没人做行吗? 你把秘书的工作做好了，不光是对我工作的支持，也是对特委、前委工作的支持啊!”
他深情地注视着妻子略带愠色的脸，停了停，轻声说：“再说，我也离不开你啊!”
深情的目光，真挚的话语，使贺子珍的心动了。她默默地“上任”了。很快，她就发现机要秘书工作的重要性。过去，由于部队处于初创阶段，一切后勤工作没有上轨道。机要文件没有专人管理，非常混乱，查阅起来很不方便。
她一上任，费了很大功夫，总算理出了一个头绪来。
几十年后，贺子珍回忆起她和毛泽东初期的这段生活时，话语中充满着柔情，眼睛里含着笑意。她说：
“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记得在1930年，红军一举攻下吉安后，我从陂头来到吉安与毛泽东会合。在吉安，我与分别两年多的父母亲和妹妹相逢了。他们在永新右派政变时逃到了吉安的清源山，父母亲当了斋工，掩护妹妹贺怡在吉安附近进行地下工作和游击活动。红军打下吉安以后，妹妹安排在特委工作，当时，我的父母亲还未参加革命工作，仍住在清源山，我想到爸爸妈妈那里住几天，同毛泽东商量，他就同意了。可是，我在妈妈那里呆了半天，毛泽东就来了。妈妈一看这情形，赶快给我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当晚便让我们回去了。出门后，我问他：“不是说好我在妈妈这里住几天，你怎么来了?”他笑着回答：‘我一个人挺寂寞的，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就来看你了。’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
贺子珍从道理上明白，当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十分必要。应该安于这个平凡、琐碎的工作。但是，她的认识却不是那么坚定、那么心甘情愿，曾经有过好几次波动和反复。她是个好强的人，看到有的女同志独立工作，干得很有成绩，或者在学习上有很大进步时，她是既羡慕、又懊丧。觉得自己作了重大的牺牲，埋怨毛泽东不培养自己。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总是心平气和地开导她： “你别以为只有上前线才是锻炼，上学才是提高。搞后勤工作同样锻炼人。我没有上过大学，我们许多军队的领导干部，也没有进过军事院校，他们带兵打仗，同样干得很出色。”
贺子珍终于安下心来了。
从这个时候起，直到1933年，她一直做这个工作。在井冈山时期，她为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到了中央苏区，她又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文件。同时，她又兼做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当然，对于她这种牺牲自己，默默无闻地把青春贡献给平凡而又琐碎工作的革命情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的。不时地有人说一些闲言碎语，把她看作是一个赋闲的人，无所事事的人。
对此，贺子珍是有过痛苦的，如果她不是处在如此特殊的地位，具有如此特殊的身份，她何尝不能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女指挥员?
从她早期在永新的革命活动，不是可以看到她是一个多么有胆有识、有组织能力的女子，巾帼并不亚于须眉。多年来她是多么向往这种独立的、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战斗生活啊!
在井冈山时期，贺子珍用她全部的心血和全部的热情，完成了党交给的平凡工作。
井冈山上消息闭塞，中央的指示、文件，来得不及时。毛泽东要了解国内外的大事和形势，主要通过报纸。他能够从国民党报纸上那些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大量掺假的报道中，分析到国民党的动向和意图，当前的形势和发展趋势，由此为红军的战略决策和策略制定提供参考。
毛泽东喜欢看报纸。这就像人离不开空气和水一样，他一时一刻都离不开报纸。这种心情就是在他给中央的报告中也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1928年11月25日，他代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写的报告中，就这样反映：“我们已能随时得到报纸，高兴多了，惟仍望你们随时将政治情况分析见告。”
1929年4月5日，他代表红四军前委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封锁，曾两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来，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得到亦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因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县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路(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
在井冈山，要看到报纸的确很不容易。国民党对井冈山实行封锁，报纸不许通过封锁线。红军每次下山打土豪，筹粮筹款，还要加上一个任务，就是到国民党的机关，或到邮政局里搜罗一批报纸，带上山来。有一次，毛泽东又有一阵子没看到报纸了，他非常需要了解国内外的情况。于是，他专门派了三十一团的一个营，去打大军阀谭延闿的家乡高陇，收罗了一批报纸上山。然而，军阀、土豪不可能天天打，红军也不可能天天下山，报纸只能时断时续地看，这使毛泽东很苦恼。
贺子珍担任秘书工作后，想方设法地多收集报纸给毛泽东阅读。
当时，常常有些小商小贩为了谋利，偷偷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带进一些食盐、布匹和工业品，卖给山上的老百姓。贺子珍设法同这些小商贩联系上，请他们下次来时，带些报纸来。她嘱咐小贩们说：
“各种报纸都可以，要是带来《申报》、《大公报》，价钱更高些。”
贺子珍所以要挑这两种报纸，主要是在当时这两种报纸比起国民党的其他报纸来，客观一些，参考价值大一些。不过，这个要求不易办到，带上山来的，经常是南昌、赣州等地方报纸。小商贩为了通过封锁线，拿报纸作包装纸，才躲过敌人的耳目。贺子珍通过这些渠道，艰难地建立起几条购买报纸的渠道。
然而，费尽周折带上山的报纸，都是过期的旧报纸，新闻变成了旧闻。而且日期也连不起来，当时报纸纸张本来粗劣，再加上包过东西，皱皱巴巴的，像一堆废纸。
虽然如此，每一张送到山上来的报纸，都被当成珍贵的宝贝一样，在红军的干部中传阅。每当毛泽东拿到报纸，脸上常常显露出异样的光彩，总是急切地把报纸接过来，迅速打开阅读。要是从报纸上看到有用的东西，他会高兴得一边看一边说：
“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天下大事尽收眼底呀!”
每逢这时，站在一旁的贺子珍，便不由得甜甜地笑起来。
毛泽东的高兴，是对她辛勤劳动得到了最好的报偿。
由于毛泽东的感染，贺子珍也喜欢上了报纸。见到从山外包东西带进来的一张或半张报纸，她都如获至宝，小心地把它展平，留待毛泽东阅读。
毛泽东看报看得很仔细。对有参考价值的材料，他常常在上面打个记号。贺子珍等山上的同志传阅过了，就按照毛泽东作的记号，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分类收藏起来，以备随时翻阅。
有时候，毛泽东特别忙，或者有事外出了，没有看报，贺子珍就把新到的报纸仔细看一遍，把那些她认为重要的圈出来，在重要的句子下面打上红杠，供毛泽东阅读时参考。从这个时候开始，贺子珍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一面读，一面把重要的地方圈出来。
纸张在井冈山是稀罕的东西，剪过资料的旧报纸，还要派很多用场。贺子珍把没有字的报纸边裁下，作为写字用纸，其他作为抽烟的卷烟纸。井冈山上许多同志，包括毛泽东，抽烟都是用旧报纸卷的。
在茅坪，毛泽东忙着为即将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一个决议。在决议里，他总结了井冈山和九陇山两个革命根据地，在全国白色恐怖的形势下站住脚跟，并不断壮大的经验。这个决议的一部分，后来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题，公开发表。
谈起毛泽东写文章，贺子珍后来曾兴奋地说：
“毛泽东写文章，喜欢一面写一面改。他为了写好湘赣边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大改了几次。他每改一次，我都用毛笔正楷誊清一遍。有时，我刚抄完，他有了新的见解，又大改一稿，我再替他抄一遍。
毛泽东写诗和写文章不同。他写诗比较快，改动不是很大。这可能是因为他写诗是有感而发，脑子里早已酝酿成熟了，才提起笔来。另外，诗是抒发感情的东西，怎么表达关系不大。文件就不同了，是要指导工作的，表达得不准确，就要出毛病，在打仗时那是要死人的。所以，他写文件、起草讲话稿，特别慎重，总是改来改去。
“他写文章，喜欢一面写一面读给别人听。写出一部分，就拿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有时还特地把老乡请来，念给他们听，问大家这样写对不对?好不好?能不能听懂？然后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他的文章除了见解深刻、文采飞扬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通俗易懂，口语化。”
贺子珍经常是毛泽东的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听众。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常常伏在案头写东西到深夜，以至天明。这时，贺子珍就坐在一旁，陪伴着他，看书、工作。有时，毛泽东写着写着，凝神思索一阵，放下笔来，说：“子珍，你来听听这段写得怎么样?”
贺子珍常常听不完毛泽东的朗读，便连声称赞起来：“好文章，好文章，你说得对!”
贺子珍在井冈山地区长大，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了解。她常常成为毛泽东作调查的一个对象。毛泽东写文章时，觉得有什么地方还不够清楚，就抬起头来，问贺子珍一两个问题．或核实他了解的情况。贺子珍知道的，就回答了，有些闹不太准确的，就记下来，以后找熟悉情况的同志了解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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