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神坛的毛泽东》09章 毛泽东很“土”吗
毛泽东很“土”吗？
土，加引号的土。
我以为，这种“土”包含了农民的生活习性与革命者艰苦朴素的主活作风这样两个内容。从毛泽东的“土”里，你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过去和延续，看到一个伟大革命家的品格与追求。
衣着总是首先表露出“土”或“洋”。我先讲儿个这方面的小故事。
毛泽东从来不穿新鞋。一双新鞋拿来，总是先叫警卫人员或是卫士代他穿一段时间。旧了，他就要回来自己穿。
战争年代，毛泽东不止一次将鞋让给没有鞋的战士穿。这是“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的表率和榜样。但是，不穿新鞋，让战士穿，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个人的习性。有人喜欢穿新，衣帽鞋子鲜亮是一种美。毛泽东不喜欢。他保持了农民讲求实际、实用的习惯，对于衣着以穿起来舒服为第一标准。
“你们年青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了穿旧的舒服。”毛泽东将新鞋交给战士，将旧鞋要回来穿在自己脚上，“我们各取所好。”
毛泽东的个人习惯和外表的落拓不羁，一半来自幼年时的农村生活，一半来自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这一切是适应中国这个农业国的社会环境和艰苦的战争环境的。他经常深入农村搞调查，各种农活难不倒他。记得1958年我随他去天津新立村参观水稻，一位中央首长和当地干部说一亩地产十万斤。毛泽东摇头，说：“吹牛。”他们用灯光照，用吹凤机往稻田里吹风，让小孩往上站。毛泽东说：“靠不住，站得高跌得狠。”他说那位中央首长：“你没种过地，你就会放大炮。我种过地，十万斤不可能么，堆也堆不起来。你骗不了我。”试想，对于一个经常下乡的人，田边地头随便坐，扶犁挥镰干两下，手提粪肥与老农聊天时，穿一身笔挺的衣服合适吗？
历史为毛泽东留下了很多很多带了一身补丁的形象。其实，他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而且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有时找不到布头还拿用过的医药纱布做补了。不同时期他说过这样一些不同的话：“没关系，穿里边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
“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做难做到的事。”
毛泽东对外衣的补丁还是“讲究”的。补丁尽量选用同衣服本色相同或相近的布，补丁的形状也要尽量整齐规矩。他这样提要求：“找块好布，帮我配合适了。外衣要给外人看，太刺眼了对人不礼貌。”
进城后，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要见张澜前，吩咐我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我在毛泽东所有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这就是毛泽东进城时的全部家当——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服。因为他说过进京赶考的话，所以我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了。”
毛泽东说：“历来纨挎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
“不要借了，补了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这样，毛泽东只好穿了补丁衣服见张澜，以后又穿这件衣服见沈钧儒、见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
可我心里总有些难过。我们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后来，毛泽东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才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为他做了一身新制服。
也许因为毛泽东生性“恋旧”？他从没扔过一件旧衣服。旧得无法补了，旧衣服就变成补丁布。
那是在陕北杨家沟，我拎着一件磨得薄如蝉翼而某些部位补丁捍补丁又厚似硬纸板的灰军装，拿给毛泽东：“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作报告，在台上一做手势它就会碎成布片了。”
毛泽东接过衣服。没有他批准，任何衣服不准扔。他将衣服小心翼翼放在大腿上，像抚摸伤病员一样抚摸那件旧衣，持平上面的皱纹。
“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毛泽东眼圈忽然湿了，茫然望着那件旧衣沉入静静的回忆。片刻，他又历数出旧衣的几件“功劳”。叹口长气：“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
他讲这些话时的语调，仿佛眼前看到的不是旧衣，而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
随着年龄增长，毛泽东身体发胖，许多旧衣服显小不能穿了，他便送给儿子毛岸英穿。
所以毛岸英身上也总是补丁捍补了，没有光鲜闪亮的时候。江青也是照此办理。到了60年代，她开始注意穿戴，毛泽东却仍然不变。外面的制服破了便送到王府井织补，内衣内裤依旧是补丁捍补丁。他接待外宾时，我总要事先提醒：“主席，坐沙发上要收回脚，一伸腿就‘露馅’了。”
因为他的粗线袜子上总是带者补丁，往出一伸腿，裤脚抽上来，袜子上的补丁就会赫然露出。久而久之，我将提醒的话精炼为一句：“小心，‘家丑不可外扬’。”
卫士们都负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责任。
毛泽东精于算大账。政治上、军事上算大账，生活上也算大账。
转战陕北。我来到他身边，发现他只有一条毛巾。洗脸擦脚都用那条毛巾。而且那毛巾也没有什么“毛”了。像个麻布巾。我说：“主席，再领条新毛巾吧？这条旧的擦脚用。擦脚擦脸应该分开嘛。”毛泽东想了想，说：“分开就不平等了。现在每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多了。我看不要分了。分开脚会有意见。”
我扑味一声笑。说：“那就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
毛泽东摇头：“账还不能那么算，我领一条新毛巾好像不值多少钱，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每人节约一条毛巾，这笔钱就够打一个沙家店战役了。”
毛泽东对床铺是很讲究的，他说过：“人生命的三分之一是在床上度过，我在床上的时间可能更多些，所以一定要搞舒服。”
毛泽东讲这个话，并不是他睡觉多。他睡觉时间比平常人大约少一倍，这话以后说，他在床上时间多是因为他有躺在床上读报看书，批阅文件的习惯。
他是怎样把床铺搞舒服些呢？也许我表达不准确，你听个意思吧。
首先要“硬”，要“凉快”。陕北都是火炕，他睡不惯，他怕热不怕冷，走到哪儿都是睡门板。记得有次走过河底村，房东的门板卸不下来，他不得不睡一次火炕。房东家的孩子在县里当干部，回到家里听说了，埋怨母亲一番，当即锯了门轴。毛泽东晚上回来听说了，连呼“乱弹琴”他急忙检查那两扇门，确信没有影响，才放心下来。夜里卸下门板做床，他比头一天少吃一次安眠药，便睡着了。进城后，他一直睡木床，巡视全国走到哪里都是睡硬木床，从来不睡那种柔软富于弹性的沙发床、席梦思。
夏日天热，他的硬木床上就尽量少铺东西。出汗多，他就在枕头上垫几张旧报纸。报纸常被汗水弄湿弄皱。年年如此，算是一种“讲究”和“浪费”吧。
其次，他还要求床足够大。陕北的炕足够大，门板放在炕上，这个“床”便很可观了。
进城后，他的木床有五尺宽，你们参观中南海都可以看到。为什么要大？为了看书方便。他有躺下看书的习惯，床的一半是留给书的。现在毛主席故居的床上摆的书还不算多。毛泽东在世时，床上的书比现在的多，堆得高出一尺。他不看书是睡不了觉的，不看报刊是起不了床的。第三，毛泽东对被褥也是有讲究的。什么鸭绒驼绒的他不喜欢，更讨厌的确良布。他喜欢棉布棉花，色调越淡越好。被褥是里外白布，用块白布包起来的养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睡衣和毛巾被，进城就是这些东西，逝世时仍然用着这些东西。每当我去参观毛泽东故居，常常触景生情，泪溢眼湜，不能自己。
毛泽东还有块旧军毯，很珍贵，外出也要带着。他习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个枕头，靠在上面办公批文件。我说过，他有躺床上批阅文件的习惯。宋庆龄知道毛泽东这个习惯后，便送给他一只挺高级的大枕头。毛泽东对宋庆龄是特殊尊敬的。他收下这个枕头，在床上摆了一段时间，毕竟享受不了，收到仓库里了。仍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了自己那个白布养麦皮枕头。他说：“我习惯了，不想变了。”
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就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从没用过什么“霜”、什么“膏”、什么“油“之类的护肤品，甚至也没用过牙膏。他只是用牙粉。他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发展不发展？不过，牙粉也可以用。我在延安就用牙粉，习惯了。”他的牙刷什么时候变成“不毛之地”，什么时候才肯换新。他一直使用毛竹筷子，大饭店里的象牙筷子他一次也不用。他说：“太贵重了。我用不动。”
饮食习惯也许更能反映毛泽东的“土”。
毛泽东离不开茶水，他睡觉醒来并不起床，湿毛巾擦过了脸就开始喝茶。一边喝茶一边看报。过一小时才起床。无大事，天天如此。用手指头伸入杯子。把剩茶叶抠进嘴，嚼一嚼吃掉。每天不论换几次茶叶，残茶必要抠到嘴里吃掉。这无疑是幼年时农村生活养成的习惯。
毛泽东喜吃粗粮和青菜，有时还馋野菜。进城后，他一直保持这个习惯或者说是传统。
他始终吃红糙米，而且里面还必要掺上小米，或黑豆，或芋头。这个习惯当然是战争年代在陕北形成的。
毛泽东正经吃饭，一般是四菜一汤。这四菜少不了一碟干辣子，一碟霉豆腐。这一汤，有时就是涮盘子水。但是，毛泽东这种正经吃饭的时候并不很多。他太“浪漫”。
毛泽东从来不愿事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个性。他工作起来不分钟点，吃饭也没有钟点，只以感觉饥饿为标准。一天吃两餐的时候多，也有只吃一餐的时候。若是连续工作几昼夜，还可能吃五六顿饭。他不愿意总是正经坐到饭桌旁用餐，他保持了“动乱年代的吃饭方式”。在我们卫士值班室有个电炉子，有个大搪磁缸子。经常是由我们在电炉上，用搪磁缸子为他煮一缸麦片粥或煮一缸子挂面。就着生活秘书叶子龙为他做的霉豆腐吃下去就算一顿饭。这是长年战争生活留在他身上的印迹。
他吃饭常使我联想到他的书法。他永远不会把字老老实实写在格子里。他是信笔写来，不拘俗套，洋洋洒洒，飘逸豪放，自成风格又无穷无尽地创造着新形式新内容。他的每一件作品都体现出他的个性，每一个造形都是独具一格。把他所有的造形合起来便一体天成，令人感叹不已。我跟随他15年，他吃饭始终是随随便便，随心所欲。一把炒黄豆，或是几个烤芋头，或是一缸子麦片粥，甚至只是一盘马齿笕（一种野菜）都可以算作一顿饭。
随便举个例子吧。
那是毛泽东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前夕。根据周恩来指示，我们卫士组提前开了每周一次的碰头会。
“这么说，主席两天没睡觉，只吃了一顿正经饭？”我皱着眉头问田云玉。
“还喝过两缸麦片粥。”张仙朋补充。
我的目光从几名卫士脸上划过，落在封耀松身上：“小封。下一班是你吧？”
“嗯。”封耀松愁眉苦脸，压力不小。
“想想办法，要想想办法。”我嘟嚷半天，也没说出办法是什么？总不能强迫毛泽东吃饭睡觉，那样毛泽东会发脾气。“你要机灵些，要抓机会，随机应变……反正就看你的了。”
我们卫士值班分正班副班，正班24小时不能离开毛泽东，封耀松面露难色地上了正班。他在埋头写作的毛泽东身边侍立六八个小时，除了换茶水，没敢多一句嘴。只是下功夫地观察着，寻找着……
凌晨两点，毛泽东忽然扔笔，将头向上仰去。以手按额，揉着、捏着。张开嘴、深深地、深深地呼吸。封耀松抓住机会，上前两步，小声劝：“主席，您已经十儿个钟头没吃饭了。给您搞点来吧？”
毛泽东拼命伸着懒腰，然后放下手，布满红丝的眼睛望住封耀松，倦容已法掩饰。刚张嘴，已经接连两个哈欠，他沉重地叹口气，摇摇头又点点头，勉强说：“不要搞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就行。”
封耀松还想劝，毛泽东已经将手一挥，便低头抓起笔。封耀松不敢言声了，这个时候多一句话也会惹得毛泽东发脾气。
封耀松来到厨房，自己动手烤芋头。在陕北时我们就是这样，毛泽东怕影响炊事员休息，夜里只让卫士烤馒头片或窝头来吃，不许惊动炊事员。
可是，侯师傅还是被惊醒了。他眨着两只朦胧的眼嚷嚷：“你胡闹！主席一天没吃饭了，你怎么就烤几个芋头？”封耀松摇头苦笑：“主席说让烤两个芋头么。你不胡闹，你做饭你送。”侯师傅便闭口无言。“交待了的就去办”，这是毛泽东的原则。侯师傅也懂，不照办才是“胡闹”。
封耀松烤熟六个小芋头。放在一个碟子里端去。一进门，听到鼾声响亮，毛泽东睡觉打呼嗜很响。他斜靠床栏上的毛毯，左手拿文件，右手抓笔，就这么睡着了。这种情况不少见，不能叫醒毛泽东。毛泽东睡觉极少极轻，一旦入睡不容惊醒，惊醒了必定发脾气。封耀松将碟子放在暖气上，便退到门口坐等。刚坐下眼皮就发沉，忙又站到门外。冷风吹着可以下打瞌睡。
毛泽东精力超人，他从不遵循大自然的一天办事，所以无法算计他一天睡多少小时。我们的值班日志计算他一周睡多少小时。我的记忆，毛泽东一周睡眠不超过30小时，有时睡了35小时，大家还喝酒庆贺。中央首长里，几乎没有人能与毛泽东比。以精力过人著称的罗瑞卿曾多次感叹：“哎呀，这几天累坏了，我陪主席来着。”他也对我们讲过：“你们很辛苦，我知道，陪主席是很辛苦的。他精力超人。我们都比不了。”
封耀松在门外站了十几分钟，听到毛泽东咳嗽一声，忙轻手轻脚进屋，捧起碟子小声说：“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噢，想吃了。拿来吧。”
封耀松将碟子放在办公桌上，毛泽东走过来坐好，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剥皮。轻轻摇晃着身子，吟诵过去作的一首诗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封耀松朝窗外望望。可不是吗？天快亮了。毛泽东剥出半个芋头，便咬下一口，边咀嚼边继续剥皮，嘴里嘟嘟囔囔还在吟。封耀松见毛泽东自得其乐，便悄悄迟出屋，继续吹凉风以驱走疲劳。
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屋里的呼噜声隐隐又起。封耀松轻手轻脚进屋，碟子里只剩一个芋头了。毛泽东头歪在右肩一侧已然入睡。
封耀松踮脚过去，端起碟子准备退出。忽然感觉呼噜声与往常有异。探过头去仔细打量，接着又揉一揉眼……
天哪，毛泽东嘴里嵌着半个完整的芋头！另外半个还抓在手里。嘴里那半个芋头随着呼噜声颤栗着。封耀松鼻子一酸，眼前立刻模糊，忙将手再揉揉眼，放下碟子，轻轻地、轻轻地去抠毛泽东嘴里的芋头。
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惊醒了。
“哪个？”毛泽东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迷茫而又温怒地盯住封耀松，气冲冲大声问：“怎么回事？”
“主席！”封耀松叫喊一声，嘎住了，泪如泉涌。他双手捧了那抠出来的半个芋头，嘴唇只是抖，再说不出一句话。
“唉，”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必须睡觉，必须休息了。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毛泽东勉强笑笑，抬起右手，手指在头顶上画两个圈：“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呷。”他望住封耀松：“好吧，小封，莫哭了，我听你的，我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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