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按语：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成立于2010年，是一个关注和服务基层流动女性的非盈利社会服务公益机构。今年是木兰和打工姐妹们一起成长的第12年，在木兰筹备已久的月捐计划终于启动之时，我们邀请您，来倾听机构创始人之一齐丽霞的个人自述。
我的名字叫齐丽霞，出生在河南开封兰考的农村。很多人会叫我“木兰”，我很喜欢“木兰”这个称呼。每次自我介绍，我会说：“我是木兰丽霞，木兰是机构简称，丽霞是我的名字，大家可以叫我木兰，也可以叫我丽霞。”
自木兰2010年正式成立，我就吃、住、睡在木兰的任何一个活动中心之中，它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十几年。木兰像是我的一个孩子，也像是另外一个重生的我。
不甘心，让我成了村里的“秀才”
我们出生的时候，奶奶是家里的“当家人”，特别重男轻女。我和姐姐一出生，她就对邻居说，“唉，是俩丫头！”。但是父母都还算疼爱我们，虽然条件很艰苦，我还是比同时代的大多数女生，多了一个读书的机会，让我有走向远方的可能。
在80年代，女孩子上到初中毕业，已是家庭条件不错，父母相对开明的了。当时中专和中师是可以分配工作的，所谓的“铁饭碗”。大部分成绩好的女女孩儿，都选了中专或中师。父母也希望我和姐姐都报中专或者中师，给他们带来些荣耀，也能有自己的出路。但我不甘心，特别想去读高中，考大学，就偷偷地报了县一中，然后告诉他们我报的是中专。县一中是乡亲们眼中的最高学府，进了县一中读书的孩子，会被称为“秀才”、“半个大学生”。女孩子是很少有家人支持去读的。
县一中通知书下来，我又编了第二个谎言，告诉他们我的确报了中专，但是一中的校长写了信，请他能破例录取我。父母根本不懂，只说我人小心大。那会儿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读书了，父母说我们兄妹三人，谁考到哪儿，父母就供到哪儿。他们觉得没有太大压力。于是我就以“半个大学生”的身份，被称赞着送到了县一中。
刚上高中不久，一个老师给我们上课，他的教课辅导书突然不见了，就认为是我们拿走了，在班上大发脾气，要搜书包。我愤怒地说不行，和他对拍桌子，“你就是没有权搜查我们，你没有搜查令。老师说我们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把他气得不行，气吭吭地走了。
不想麻木地活着，我离开了女儿
后来我读书工作，结婚生子，然而怀孕的时候，我还没准备好做母亲。离开女儿的时候，她只有三岁。我虽然有千般不舍，万般不放心。但比起对新生活的向往，我还是狠心把她留给老人。
当女性在自我和母职里徘徊的时候，她该何去何从，真是两难选择。但是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是倾向先选择自我成长和发展，然后肩负起母职的。做什么样的母亲和如何做母亲，可以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学习，慢慢能做得更好。
我离开她，去到遥远的、我从未到过的南方。是因为我的精神世界找不到寄托和温暖，看不到生活中有一星一点的希望之光。我像在雾茫茫的旷野中行走，没有同行的人，看不到方向，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甚至，我要努力忘记自己是个有思想的人，才能度过乡村女人每天的日常，让我可以麻木地活着。
这期间也承担了非常多的社会压力。有朋友直接说我“只管生不管养”，亲戚也有劝我回家照顾孩子的：“你还不回来照顾女儿，你看她的小手小脸都生冻疮了！”。我回应：“生冻疮是天气太冷了。奶奶照顾得那么好，还生冻疮，我回去照样也会冻伤。”虽然理直，却感觉气并不壮。但我觉得没有我的新生，就没有她未来好的发展。
《我是范雨素》里写道“抛弃儿女的母亲都是抱着滴血的心在活”，这句话刺痛了我。我的心虽然早已不再滴血，但也从未愈合。那种刻骨铭心的痛，依然存在，任何微风一样的刺激，都会掀起滔天巨浪般的痛，而且一浪接一浪，绵绵不绝。
辞工理由：工厂不适合我
南下的时候是10月份，还不算太冷。我们一路看着变换的景色，开始觉得热，随行的人一件一件往下脱衣服，憧憬着未来生活的美好。
我之前读过一个名叫“安子”的工厂女工写的书，叫《青春驿站》，内容都是工厂女工的各种生活经历。我特别想效仿她，书写自己和身边工友的故事。就想从最底端的流水线做起，填了小学毕业，顺利成了一名普通流水线工人。
头两三个月，我和工厂的其他工人是有些不一样的。当时精力不错。早上，别人还在睡，我就悄悄地起来，在工厂区可以自由活动的地方，跑跑跳跳，背唐诗宋词。晚上，我在小本子上记录我观察到的车间状况和事情。混熟了的工友会和我开玩笑，“你不嫌累啊，你是不是个卧底作家？”
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就赶上了加班，每天都加班。从8个小时，到11、12个小时，周末也没有了。最长的一次，一个月只有发工资的那天放了半天假。我们都像放风一样，像鸟一样飞到小镇上，在街道上走，看看热闹。更多的人去奔邮局，把钱寄回老家。
最艰难的其实是刚进厂，从家里带来的300多元钱，我们一分一分都要计算着花，很快就用完了。南方的冬天，阴冷潮湿逼人。我们以为南方暖和，带的衣服都不够厚，到了大概12月份的时候，已经不能御寒，稍微有点刮风下雨，就冻得瑟瑟发抖。
在这个工厂过得太痛苦，钱也没有挣到多少（第一个月工资300块不到），人累得失去了梦想和动力，苦闷得很。我想离开，回家又不甘心。最后有个朋友说深圳情况更好些，我们想着去深圳看看。当时底层员工离开工厂，只有“自离”，就是自己主动离开工厂，拿不到最后几个月的工资。
那么辛苦的血汗钱，凭什么不能拿到手？我每天追着班长要辞工书。我告诉他：“你只要给了辞工书，剩下是我的事情。”最后被我缠得没有办法了，给了我辞工书。我写的辞工理由是“这个工厂不适合我，我要离开。”我真的受够了，坚决要离开，像离开监狱一样，再也不回头。
我们很像“花木兰”，应该被看见
在南方折腾了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做了一个公益机构的志愿者，然后像是黑暗中看到了曙光，认为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方向，也开始关注基层打工群体。后来的后来，我带着女儿到了北京，开了“木兰”，改变了我和她的人生方向。
我们当时4个女性一起创办木兰花开，我们都身为流动女性，都关注女性，特别是基层女性的弱势、面对的挑战与不公。最后机构定名为“木兰花开”，是因为我们认为“花木兰”和流动女性有很多的相似处。都是女性，都是远离家乡，都是为了支持家庭，都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很多姐妹是被迫做这样的选择，不像花木兰那样积极主动；花木兰有强大的自我，我们的姐妹很多人没有“自我”，连自己都看不见；还有，花木兰的贡献被传颂，流动姐妹的劳动却常常不被看见。
在工厂流水线做工的时候，我感觉生命是那么的黑暗，找不到生存的意义。长长的流水线上，充满着流动女工的血泪和绝望。我和女儿都有留守和流动的经历，我们将各自的伤痛埋在心底，几乎从来不正面谈起。
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和众多的流动姐妹是非常相似的。我生长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离乡别井，到处打工。但我又有幸多读了几年书，没有过早地嫁人生子，有机会离开农村。我当过老师，做过小生意，南下寻梦的几年，青春在工厂的流水线上疾飞。我有幸走到更广阔更精彩的世界中去，让我的人生变得厚重。
因为我和姐妹们相似的人生经历，“木兰花开”从诞生之初，它的定位和价值观就有其内生的基因。比如：以人为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争取外部平等，推动性别平等，践行内部平等民主；看见每个人，以优势视角发挥每个人的力量。
木兰花，开出野草
机构刚成立半年，就面临着生存挑战，没有任何资助了。是各奔前程，还是继续坚持？最后几位伙伴做出了留下来，一起面对挑战的决定。春芬说：“只要有馒头吃，我们就要做下去！”然后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吃“馒头大餐”，睡“贵宾桌”、“贵宾地”的日子。
我们在几乎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继续做我们认定的事情。我们就像一棵野生土长的小草，在贫瘠的土壤中发芽，有点水就能活，给点阳光就灿烂。我们一边大口大口就着馒头咸菜，进行义卖；一边在简陋的只有几十平米却挂满了衣服、摆满了图书的空间里，和姐妹们一起创作排练我们自己的歌曲，真的就像一棵土生土长的小草。凭着对我们所做事情的认同，我们坚持过了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慢慢越来越有起色。
2015年的时候，机构到了瓶颈期。有内部问题，大家投入太多，没有上下班概念，经常没有时间休息。好像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是也看不到工作的成效，找不到前行的方面。外部也充斥着各种对公益的论述，和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最刺激我们的就是所谓“老小树”，成立了好几年还长不成大树。我感觉“木兰”甚至还不能说长成了树，我们还是一棵在艰难生长的小草。随时一个危机，就可以让这个小草活不下去。
与此同时，我个人也陷在泥沼里，困在婚姻中找不到自我。丧偶式育儿的苦闷，让我苦苦挣扎着寻找爱和出路。挣扎中，我深深的陷入了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像是行尸走肉，没有任何价值，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像是时间永远处于黎明前的黑暗。
我们决定，一起面对不确定
2011年的木兰旧址
好在有众多朋友以各种方式陪伴着我，有长长的电话，有相拥而泣的共情，有持续不断的支持，最终艰难地结束了近20年的婚姻。自由需要争取，也是需要适应的。我慢慢地才得以从泥泞中拔出腿来，一步一步向前迈。我发现，一个人的日子真得像飞翔一样，充满了快乐、自主、自由！
机构层面也得到了社区伙伴的支持，打了枚强心剂。我们同事慢慢认可木兰的“小而美”，我不再对“老小树”感到有压力，甚至想通了，认为我们本身就是一棵倔强野草，自有草生存的价值。
我们坚持深深扎根在我们姐妹们生活的城边村，我们鼓励姐妹们书写自己的故事、用镜头拍摄自己的生活；我们在这里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我们创作自己表达自己挫折、希望、梦想的作品，我们一起唱歌、跳舞、排练；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展览演出，和更多的人对话，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理解我们，尊重我们。我们成不了树，更成不了参天大树，就让我们好好做一棵“春风吹又生”的野草吧！
我们就这样彼此扶持着，从不知道能存活多久，走过了10年。回顾来时路，有感慨，有泪滴，更多的是挑战。我们熬过了疫情，进入到了后疫情时期。不知道是不是人和机构都到了一个成年期，不惧怕变化和未知。我们不再怕机构“死亡”，选择向死而生，就能从容地做更多想做的事情。
做公益的十几年里，有挫折，有困顿。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我们用义卖和小额个人捐赠的钱支付机构的房租和水电费；最冷的那个冬天众筹了2000块钱用来买煤烧；有合适的项目我们就去投，很多石沉大海，我们又再接再励，去慢慢找寻和我们价值观一致的合作方；但是目前经济形势越来越差，能支持我们的合作方越来越少……12年中，我们经历了6次搬家，每次搬家都是我们和姐妹们、志愿者们亲力亲为，整理、打包、肩抗手抬，几乎可以成立搬家公司了。
今年是我也是木兰的本命年，木兰12岁，我48岁。回望这有晴有雨的48载，感谢生命，也感谢相遇的每一个人。我们不追求高大上，就认真平凡地做我们能做的事情，和我们社区姐妹一路同行，面对未来的坎坷路途，我们决定一起面对更多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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