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对于拾荒者群体并不了解。事实上，现实中生活在城市缝隙的大量垃圾清理工，并非同质化的群体，其内部早已形成了不同的分工与分层。数量众多的拾荒者仍怀着逐渐积累、并向上流动的期望，然而社会流动的机会尽管存在，却也十分脆弱，一场天灾人祸，就足以使他们数十年的奋斗落回原点。
在河南中南部的一个村庄，我们反复听闻村里、以及周边地区大多数人都曾出去收过废品，且有村民因收废品而发家致富，遂请村干部介绍了一位拾荒时间久、对整个废品收购行业都了解的村民。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方振业。65岁的方振业从80年代就开始拾荒，在废品行业一直干到2010年，近30年的时间里，他一步步从拾荒、定点收废品，走到办废品收购站，每一步都深深烙上城乡关系变迁的印记。
（一）错失发展良机，走上拾荒之路方振业个子瘦小，但眼神机敏，善言谈，且表达清晰，逻辑性强，不乏文采，可知年少时读书的功底十分扎实。
1970年他初中毕业，此后在家务农了一两年，1972年下半年入伍，在成都当了4年兵。1975年，他成为部队第一批入党的党员，并不久后成为班长。在部队的第四年，他以优异的表现，进了干部教导队。这意味着被重点培养，将来非常有可能留在部队，前景广阔，不过却阴差阳错地失去了机会。方振业的未婚妻当时不放心，怕他级别高了以后，就不要自己了，于是到了方振业家，没想到刚好在那里生了病，家里发电报给他，部队于是让她来治病。方振业当时正在教导队，被上级找去谈话，部队的意思是，方振业的爱人生病，将来是拖后腿的，所以不能再培养他了。他就此错失了发展机会，退伍回到了家里。
1977年，方振业回家以后，继续务农，直到1985年开始外出拾荒。他外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躲计划生育的罚款。因为超生，他那年被罚款120元，由于农业收入有限，他无法交上罚款，只好想办法躲出去。
最初，刚当兵回来的方振业无法拉下脸面来去收破烂。然而，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不得不放下身段，走上这条不需太高成本的道路。他说，那时为了避免碰上熟人的尴尬，他每天一大早就拉着人力车出去，直到夜里看不见人了再回家。就这样偷偷摸摸地拾荒，从1985年一直干到1992年。那时，拾荒的收入一天能有5块钱，远高于教师、村干部的工资，当地人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改变，到这一时期，村里50%的人都投入到拾荒行业。
（二）外出拾荒：遭遇收容遣送为了查看废品市场行情，方振业在1992年到安阳的弟弟家住过十来天。他弟弟是大学生，弟媳是护士长。在弟弟家住的十来天，他觉得十分不自在，怕被弟弟尤其是弟媳看不起的自卑感，让他最终放弃了安阳，并一气之下跟着亲戚去了洛阳。在洛阳待了3个月，一心一意地收废品，方振业说，那时已经不觉得那么羞耻了。从洛阳回来后，他在家待了20多天，找了5、6个脾气相合的亲戚，一起去了大连。大连正是当地很多村民收废品的一个主战场，直到如今仍有一些村民在大连做废品生意。
方振业对大连的记忆并不好，他说，“大连人和河南人性格不一样，性子暴烈，特别是对捡破烂的看不起。”在大连期间，他经常被打伤，同去的几个人皆是如此。在大连坚持了半年左右，与他同去的5、6个人陆续回来了，方振业自己也回来了。在大连的半年，方振业被收容了3次。一般是派出所插手管理的，到了派出所，先揍一顿再说，最多过一夜就送到收容遣送站，送去之前，要表态再也不收废品了，再也不到这儿来了，才会被放走。然后收容遣送站会用被遣送人员的钱买好火车票，把他们送到火车上，直到火车启动，负责遣送的人才会离开。方振业有2次在收容站逃了，有1次被遣送回家，住了5天又去了大连。之所以要逃，是因为他们被逮到派出所，再从派出所直接送往收容遣送站的期间，都无法去住处拿自己的行李、证件。前2次出来，是因为有人出钱来保释，一般需要500-600元才能保释出来;而那时收废品的收入也不过一个月200-300元，“要是出来一两个月又被逮进去，那就完蛋了。”第3次被遣送却因为大连要清理外来人口，一律遣返。方振业说，他的身份证、退伍证都在这次丢了，钱、衣服就更不用说。因为丢了退伍证，方振业十分恼火，因为退伍证无法补办，后来领退伍补贴的时候，他没有退伍证，不被承认。因被遣返，无奈之下，方振业只能回到老家。
方振业提到，那时村里也有人外出打工，每年春节回来，人们都聚在一起议论做什么能赚钱。他说，“(那时候)当官的一个月100多块钱，村干部、小学教师一个月几块钱，捡破烂的一个月能赚500块，比县长都赚钱。”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一商议，还是觉得收废品比较可靠。“(从大连)回来以后，受钱的诱惑，又想去，又怕。”这时方振业的爱人与丈夫商量说，她去大连收废品，丈夫在家带孩子、种地，她认为，“一个女人在外，人家多少会有些同情，至少不至于挨打。”就这样，他爱人去了大连，并在大连收废品将近1年时间，直到方振业通过另一个亲戚介绍到北京。1994年，方振业和爱人带着17岁的大儿子一起去了北京，自此，从1994年直到2011年，方振业一家人都在北京收废品。尽管艰难，靠自己的勤劳、运气和聪慧，方振业在北京打开了局面，也历经了诸多波折。
（三）拾荒者的黄金时代：“能捡3年破烂，给个县长也不干”刚到北京的时候，找个安稳的地方待下来就是件困难的事情。那时候居委会为了安全，不让收废品的进去。方振业想办法找了个小区，免费帮小区清理卫生、看管自行车。他们每天凌晨3点开始清扫卫生，到早上7点吃早饭前，一天的清洁工作已经做完了，白天他们去收废品，不耽误时间。从1994年到1995年，方振业一家经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才逐渐被社区认可，从1995年开始基本固定下来。
方振业一家刚到这个小区的时候，处处小心，也花了很多心思跟小区居民搞好关系。1994年麦收季节，方振业没让大儿子跟他一起回老家收割，让他留在那个小区继续工作，并特意嘱咐儿子，不要光顾着收废品，得给人家把活干好。大儿子也懂事，工作做得很好，加上长得讨人喜欢，居委会的老太太喜欢这个孩子，就让方振业一家住在了小区里，废品也直接送给他们。为了方振业一家一个住处，居委会把原来放垃圾车的小房子清理出来，另建了一个棚存放垃圾车。于是这个8平米左右的小房子就成了方振业一家的住处，他们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年。方振业说，“我的三个儿子全部是在那小区里成长起来的。”
方振业告诉儿子，一定要跟人搞好关系，“我们是最底层的，人家是上等上的，在人家面前站着，人都嫌脏，怎么跟人有接触?只能给人帮忙。”方振业所在的小区是市委家属楼，他说，“各个单位的头都在那，这主任那主任，这经理那经理的。当官的有个特点，愿意出钱，不愿意出力。买的花盆、米，上几斤的东西，他不拿，让我们拿。我们送的(次数)多了，等他从楼上再下来，就有废品带下来，或者吃的。如果我们不在，他们就直接把吃的放在我们摊位上。”方振业说，那时候，他们家一半的吃食都是居民送的。对他来说，这解决了他们的大问题，几个儿子都是大小伙子，不会做饭，他们住的地方也没法做饭。
这个小区的住户一共1000户左右。方振业当时收去卖的废品从纸张、纸盒、易拉罐，到废塑料、废铜烂铁等。那时他们一个月能轻松获得两三百元的纯收入，如果运气好，一个月的纯收入能有五六百元。所以1990年代中期，河南曾流行一句话，“能捡3年破烂，给个县长也不干。”整个废品收购行业的最高峰，大约就是在1994年到2000年前。90年代早期，收废品的收入是每个月200-300元，90年代中期每个月的收入达到400-500元，而同期一个乡党委书记的月工资也只有100多元，教师月工资更只有几块钱。
从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初的十年左右，收废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不固定点的，俗称“扒垃圾堆的”，这些人拿个棍背个袋，串大街走小巷。这类人在收废品群众中占大多数。另一种是固定点收废品的，这一类就必须得到居委会和居民的认可，人数很少，方振业就属于这一类。
方振业解释说，尽管他从1995年开始，在小区里固定下来收购，但完全占领这个小区是在1997年以后。1997年下半年，方振业回老家盖房子，1998年再回北京时，已经不再是开放式小区，各小区都用栅栏封闭起来。这一时期，由于收废品容易赚钱，各行业的人都去收，“收的人一多，东西还是那么多东西，收入就少了。年轻有脑子的有开始走歪门邪道，去偷。”方振业说，建封闭式小区是北京市统一规划的，他所在的小区，治安室的房子还是他们父子去盖的。从建起封闭式小区开始，一个小区的废品收购被一两个承包下来完成成为可能，于是逐渐演变成后来的一种废品收购类型——“包小区”收废品。
对方振业来说，尽管1997年他所在的小区也封闭起来，但那时他仍以免费给小区打扫卫生的方式作为交换，不用交承包费。然而，到2000年左右，居民开始意识到，收废品的都是有钱的，有居民提出来，“别看是收破烂的，他们有钱，他们得‘出血’。”方振业说，“刚开始居民把收废品的看作是要饭的，夜里被(我们清理卫生)吵醒了，把窗子关关;后来发现收废品的不简单，(对我们)卖废品也有意见了，不让夜里收卫生，(凌晨)5点之前不能收卫生。”也从这时起，如方振业这类固定点收废品的人开始需要向小区居委会交一定的承包费。
拾荒者地位的变迁，其实也隐匿在社会分层所带来的城市人焦虑中。拾荒者本是生存在城市的缝隙，被城市人所同情，然而，1990年代城市的变革，加上拾荒者收入的不断上涨，他们开始成为地位日益不稳定、前途日益不明朗的城市中间阶层的威胁。
（四）国企改制、工人下岗与拾荒者的被驱逐2000年以后，收废品行业还发生了另一个更重要的转变，因为这时候国企改制导致的城市工人大量下岗，使城市保洁成为“4050人员”就业安置的一个重要渠道，原先生存在城市缝隙中的拾荒者此时必须让出位置。对方振业来说，转变是从居委会换届开始的。从2001年开始，大学生开始进入居委会工作，而原先在居委会工作的老太太，但凡年龄在55岁以上的，都要退休。刚从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在街道办事处培训半年以后，就到居委会工作。2004年前后，与方振业打交道多年的居委会主任、副主任都换掉了。不到3个月，事情就变了。
有一天，新上任的大学生主任来找方振业谈话，谈小区的新政策。聊到这里，方振业苦思冥想了好一会儿，才想到当时那个让他十分头疼的词：“规范”。他说，“我都不能听见这个词，听见我就头大。”居委会主任来表达了两个意思，第一，小区工作现在要“规范”，对收废品的要收摊位费;清理卫生要成立专门的保洁公司，每天要在白天的固定时间段内清理。“就算早上7点前清理干净了，白天一刮风，树叶又下来了。要让居民看到保洁员在清理。要是夜里收卫生，居民只看到你们在收废品。”第二，如果本小区有无业人员找不到工作，要撤换原来的清洁人员，优先给本小区的无业人员安排工作。方振业说，“社区大学生给解释的，‘保洁员’，‘保洁’，就是要随时保证清洁。你看人家这解释，所以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很快，新的规定就开始实施。方振业说，“作为安排失业人员的理由，把我们清理了出来。但突然把我们清出来，我怎么办?”他去找几个老太太说情，但几人都说不行，必须“规范”。正在方振业犯愁的时候，新安排来接手他工作的居民来找他。“我说你该干啥干啥，我不耽误你。我找到地方就走。他说他不会干(清洁工作)。我听他这话我就明白了，我问，‘(这个工作)你卖不卖?’最后我们商量好，我给他钱，我还继续做我原来的事情。”没想到，不久之后的一天，居委会的人突然狠狠训了方振业一通，强行让他离开。方振业说，“当时大学生凶得很，说发火就发火，说捯饬你就捯饬你!”无奈之下，方振业只能另谋出路。
（五）从拾荒者到“废品回收员”：交钱“包小区”从2004年到2008年，方振业父子三人应聘到另一个小区物业的保洁部门，负责清理垃圾，每人工资是700元/月。方振业向物业部门提出，他不要工资，只要让他收卫生的同时把废品清走就可以。那时，他们一个月卖废品的毛收入能达到5000元，交给物业1000元。
方振业说，清理垃圾是件需要经验的工作，并不是谁都能干得好。他当时所在的小区，每栋楼28层，每层一个垃圾间，每层12户人家的垃圾都放在垃圾间里。早上8点开始，保洁员工用垃圾桶的套袋将垃圾运出，一层一层往下收。由于从垃圾间到电梯有一段距离，而垃圾袋里往往有酱油瓶、醋瓶、剩饭等，缺乏经验的员工常常因为垃圾漏出而耽误时间，也让居民不满。物业部门规定，学习阶段的保洁员需要在2小时内收完一栋楼。成熟员工可以80分钟收下来，技术高的50分钟可以收下来。方振业一般是在1小时内下来，所以尽管物业中间换过其他人来收，却因居民投诉，最后不得不仍将方振业一家招回来。
从方振业的角度，选择进什么样的社区，有几条原则。第一是看小区内商品楼多还是家属楼多，商品楼比家属楼的收购员收入要多一倍，因为商品楼住的都是富人。第二是看这个小区开几个门，门越多越不划算，因为门越多，外来混进来收废品的人就越多。第三是看住户的多少。方振业和同乡曾议论出一个大致的规律，收购废品的人每天从每户居民处平均可以赚1块钱。
自小区封闭化和废品收购“规范化”以来，小区的“废品回收员”归物业部门管理，并向物业交承包费。随着废品收购的竞争日益激烈，物业把承包费不断上抬。方振业说，按现在的行情，一个1万人左右的小区，废品回收员一年要向物业交7万元。
（六）经济危机下的短暂转机：承租废品收购站2008年奥运会结束后，下半年突然出现了经济危机。方振业说，当时有的废品收购站一下子赔了几十万。一个废品收购站通常需要上百万的成本，收购站通常会存到一定量的废品后才去销售，突然到来的经济危机，让这些存了几十万货的收购站一时之间大量亏损。有人是贷款经营的收购站，看不到希望，又被催债，仅仅在方振业所在的片区，就有3个办收购站的人自杀了，都是河南固始县人。
多年的行业经验，方振业对信息的把握和分析能力极为敏锐。经济危机后，废品价格在2008年下半年降到了谷底，此时，看准了形势的方振业将本钱都砸上，又借了一些钱，凑了30万左右，和3个儿子一起租了个收购站，做废铜废铝的生意。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废品价格已经不可能再往下降了，一定会回升。结果不出所料，2008年年底后，废品价格果然开始回升。方振业当时承包的收购站租金是4000元/月，如果经营得好，一个月纯收入能有6000多元;经营一般，纯收入只有2000多元。
办收购站2年多以后，再次出现了经济危机。方振业说，他看到石油价格不断下跌，就赶紧撤出了。以他多年的经验，石油价格涨，则物价涨;石油价格下跌，物价也会下降，废品生意也会走弱。在这样的敏锐判断力和分析能力下，方振业在废品收购上并未吃过大亏，避过了大的价格波动。直到回到老家，方振业也一直关注着废品行业的行情，只是这几年行情一直不好，所以一直没有再次出手。他估计自己将来也不会再做废品生意了。
（七）风雨骤来：癌症耗尽多年积蓄2010年下半年，方振业的老伴胃疼，查出来是十二指肠癌，在北京一家医院住了二十多天，花了4万多，但医院研究了3、4个星期也没研究出结果来。最后让方振业拿活体标本去肿瘤医院化验，化验的结果是癌变的可能性大，于是医院让他们赶紧转院。
2010年春节，方振业带着老伴回家过年，年后又返回到北京治疗。他花了几万元，通过各种关系，转到了一个有老乡在那里当副院长的医院。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不动手术，老伴最多还有3年寿命;如果动手术，有可能在手术台上过世，但也可能能活下来，再活二三十年，医生有75%的把握。老伴的意思是，如果只要1万元，就动手术，如果超过1万，就不做了。几个儿子无法做决定，最后方振业作了决定，做手术。前后一共花了近20万，总算是挺过来了。方振业说，本来老伴生病前，他手上有十多万，当时已经筹划着在北京市郊给儿子买房子，结果老伴的病，几乎花完了原来的积蓄。
方振业夫妇从废品行业撤出，回到老家后，几个儿子仍然在外谋生，只是不再做废品生意。大儿子买了个大货车，运渣土，干了1年多了。二儿子和儿媳妇一起，承包了一个饭店的卫生。三儿子在大连办了个杂货店，因为刚开始去开店，关系不熟，进到过假货，还被骗过，2年多下来，赔了5、6万，今年刚开始有所回转。
阿涅斯·瓦尔达《拾穗者》中的一幕(图文无关)
方振业的故事，仅仅是河南无数拾荒者人生悲欢的一角，却也清晰地烙印上了收容遣送制度、国企改革等重大社会变革的印记，城乡关系的变迁形塑了拾荒者人生的重大转折。自我定位于“社会最底层”的方振业，事实上无论智商还是情商都极高，在废品收购市场上打拼多年，能准确地把握形势，分析行情，适时出手。他所缺的，只是一点运气。在河南这个人口众多、资源稀缺的地区，这样隐匿于众人之中，实则能力出众者大有人在，他们只是缺乏机会。偶尔有少数运气好的，也能实现社会流动，脱离“底层”标签。
在方振业所在的这个近4000人的村庄，如今年收入100万以上的10户(占村庄全部户数的1%左右)中，有3户是从废品收购起家，如今自己办废品收购市场;年收入50-100万的30多户(占村庄全部户数的3%左右)中，约有10户从事与废品收购相关的工作，主要做废品加工或二手货品生意，其中一部分是后来从其他行业转向废品行业。也就是说，在全村收入最高的5%的近50户农户中，约有四分之一是从事废品相关工作，在全村约占到1%，且其中有一些并非从废品行业起家，是将其他行业的积累投入进来。相较于当年全村近90%的人都投入收废品行列，却仅有不到1%彻底改变了命运，拾荒者的社会流动实为艰难。
即便高智商、高情商如方振业，挺过了下岗潮的挤压，避开了经济危机的冲击，却依然因为家人的一场大病而退回原点。三个儿子尽管都在城市小区长大，却依然难以留在城市，代际流动的希望仍然未知。
(文中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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