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电视机里重复播放着香港回归的画面，整个中国社会也似乎都沉浸在期盼千禧年到来的喜悦中。
与此同时，一个叫做“下岗”的幽灵盘旋在这个宁静、祥和的小县城上空。
很快，这里的国企职工陆续收到“停薪待业”的通知。孙春，孙夏和孙秋是嫁到这个县城里的三姐妹，也都是千千万万待业大军中的一员。
原本安稳的日子，眼看着就过不下去了。这三姐妹的命运也被迫重新书写。
下岗后，我一直被生活追赶
大姐春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今年56岁的她，头发依然乌黑浓密，令人羡慕。在她看来，痛苦的不是失业，而是没有人告诉她：你的工作一去不复返了。
对每一个被下岗的国企工人来说，这并不是一次短暂的剧烈阵痛，而是有人在不断地向他们注射微量麻醉剂，直到最后，他们突然意识到：若再不掐醒自己，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死去。
大姐春就是在领了很长一段时间“饿不死又活不好”的每月100来块的补贴后(下岗前她每月工资为300多元)，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春的丈夫是2003年，企业破产后失业，图为春的丈夫失业后领的每月169元的失业救济金
上图为春下岗后，领的每月25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
“他(春的丈夫)刚下岗那会儿整个人都蔫儿了，成天在家闷闷不乐的，还对回到原来的岗位抱有期待，我就觉得不能再这样干等着，我有手有脚，难不成还能把自己饿死?” 春说。
下岗后的她尝试了各种谋生行当：
她曾推着架子车，在县城街边卖油米，什么好卖就卖什么，每天干劲十足。但是却不得不躲避城管的追逐，她只得放弃了。
在反映国企职工下岗的电影如《钢的琴》《耳朵大有福》中，推着小车在路边卖东西，或租个小亭子做个剪头发或擦皮鞋生意的场景，非常常见。当集体瞬间崩塌，她们一下子被拆分成一个个个体，春就是这些个体中的一员。
她曾开过电话亭，靠收电话费和卖一些日常品生活维生，后来因为移动电话的普及，电话亭也干不下去了。
无奈之下她又去租了个铺面，做起修补衣服缝拉链的小生意，不到几年，铺面要拆迁，她又一次失去了营生方式。
此时，已经45岁的她，无奈之下，只得和丈夫一起北上，去到北京的地下室做保洁，一直到50岁退休年龄才回到家乡。
春作为家中的大姐，理性而强势，失去稳定工作的她总能逼着自己学习新技能，找到谋生方式，却又总是因为各种“不可抗因素”而失去生存来源。
在动荡多舛的“职业生涯”中，她印象最深的是自己独自一人经营缝纫铺的时期。
那时候，一直在等待企业复工消息的丈夫终于意识到这份工作不会再回来了，于是他只身南下，去了东莞打工。
留下春在家里，面对柴米油盐和还在上学的女儿。
于是春就用仅有的积蓄，弄来一台缝纫机，又租来一间小门面，一边照顾女儿，一边做起了缝补衣服的生意。
巷子里的缝纫店
“那时候我并不懂缝纫，全是硬着头皮上。” 春一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她接的第一单生意时的情形：
当时有一个人拿来一件衣服，说要缝个拉链。春并不会，但是又怕露怯，于是跟顾客说：“我这活有点多，都是等着要的，你先回去忙你的，下午过来拿，我就缝好了。”
等那人走后，她赶紧自己摸索着，整整用了半天时间才赶在顾客来取衣服之前，缝好了这条拉链。
年近四十的她，硬是开挂般逼着自己学会了一项新技能。
那时候，为了能多接到生意，她的门面从早上6点开到晚上11点。为了方便照顾女儿，她在门面上面租了50元/月的小房子，每天就带着女儿在那里生活。
火钳和煤炉：春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买不起煤，就收集煤炭渣生火
就这样，门面里从开始只有一台缝纫机，到后来进50块的货，再进100块的货，终于被她经营成了一家有模有样的缝纫店。
“我一直到今天都不觉得下岗有什么，如果当时能早点通知我们失业了，我们就能早点出去打工，或许我们能更快地改善生活。”这是春对下岗的评价，她觉得自己手脚健全，脑袋灵光，又不怕吃苦，再怎么样，也能把日子过好。
如今，女儿结了婚，带了三年的外孙也上了幼儿园。春终于不用被生活追赶，过上了平凡安逸的退休生活。
那天，我真的去寻死了
今年50岁的二姐夏，拉直了头发，将头发染成浅褐色，纹着半永久式一字眉，留着齐刘海，穿着亮红色外套和紧身牛仔裤，一副少女心十足的装扮。
夏在还没和丈夫结婚的时候就住在了丈夫家里，那时候她的丈夫还住在单位分的单身宿舍，她则和准小姑子挤一个床，那时她也不能进国企工作，只在一些饭店做洗碗工，打杂。
至今还有人在住的国企员工宿舍
一年多以后，她才和丈夫领证结婚，有了国企工人妻子的身份，才得以找到一个“铁饭碗”。
然而安稳的日子并没过几年，1997年，夏和丈夫便双双下岗，一个家庭突然断了经济来源。
夏面临的困境除了失业，还有突发脑血栓瘫痪在床的婆婆，因为巨大经济压力与夏恶语相向的丈夫，和刚满6岁需要人看管的儿子。
在她还没来得及意识到下岗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家里的一摊子事儿便向她涌来。
她不得不待在家里日夜照顾没有自理能力的婆婆，自然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谋取其他生路。
丈夫和几位朋友一起在山里承包工程，很少在家。全家人一个月的总收入也就600块钱。经济拮据，夏需要一分钱当两分用才能勉强平衡开支。
房改后，被改造的筒子楼
瘫痪在床的婆婆脾气却越发暴躁，儿子不在家，婆婆便冲着儿媳妇吼，夏有时候忍不住了，也会顶嘴。
每次顶嘴后，婆婆就会哭天抢地，把儿子喊回来，叫他“好好管教自己的女人”。
甚至连不明就里的小姑子也掺和进来，要找夏打架。
咒骂，吵架，摔东西，撕扯，动手打架，变成这个下岗职工家庭的日常。
在国企职工普遍下岗时期，巨大的经济压力导致家庭成员，尤其是夫妻间的争吵、家暴、离婚甚至自杀的现象很常见。这座山城里的男人们普遍嗜酒，满腔苦闷无处发泄的时候，这些男人开始酗酒，在酩酊大醉后将自己的拳头伸向了身边的女性。
夏便是无数被暴力对待的女性中的一员。
有一个下雨天，在丈夫的又一次家暴后，她冲出家门，一路沿街寻找卖老鼠药的摊贩。
“那一刻，我脑子里什么顾念都没有，只觉得自己活不成了。” 夏至今提起，眼里依然泛着泪光。
原本街上有很多卖老鼠药、蟑螂药的，那天因为下雨，她寻了一路，都没找到。后来她发现，她的丈夫竟然不知何时出现在她后面，还一路跟着她。
她走，他也走，她停，他也停。
“他可能也知道我想寻死了，就在后面看着我。没办法，我只得又回到筒子楼下的公共厕所前哭泣。” 夏哽咽着说。
那场凄冷的雨，救了夏一命。
悬浮的厨房和卫生间：房改后，原本的办公室卖给了职工做住房，公共厕所被拆除，人们在走廊上放一块水泥板，悬在空中，在上面建起卫生间和厨房
“如果那时候我还有工作，那我可能不会遭受那么多的暴力。”夏感叹，“这辈子，我明白一个道理，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收入，这样就不用依附他人。”
后来，夏的婆婆因病去世，她又做回了结婚前干的老本行，找到了一份在酒店里洗碗的工作。
这些年，夏辗转于县城不同的酒店和饭馆，也适应了工作的不稳定。
如今，夏已经从厨房的洗碗工做到了酒店的领班。
“姐妹们有时候喜欢调侃我，管我叫孙经理，我就臊得不行。” 夏一直喜欢用姐妹们来称呼工作中的同事，这是她在国企工作时养成的习惯。
说起现在的工作，她的脸上逐渐明朗起来。
夏做领班没什么上下级的架子，洗厕所这种最脏的活都是她干，平时她负责传菜，划单，在生意好时，她也要上菜。
虽然夏现在工作的酒店和国企的性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她总将“公司发展得好，我们才能工作得好”挂在嘴上，所以她干活特别卖力，经常替人顶班，每天到下班时间，她都是等同事都离开后，确认关好灯和门窗后最后一个回家。
夏以前上班的工厂，现在已经变成了仓库。其他工厂已被拆除
虽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是夏依然每天上班，因为她的养老金还没着落。
夏在下岗时，工厂负责人“忽悠”她们先垫付养老保险金，等工厂破产进行财产清算后，帮她们补缴，然而，这一等就是20年。
而且当时单位通知她们待业时，没有给她们买断工龄的钱，没有经济补偿，更不见养老保险金的踪影。
2008年，距离失业已经十年过去，工厂当初的承诺眼看就要变成空头支票，夏和工厂里的姐妹们一起到信访办、县政府、市政府门口要求补缴社保，都被一纸冠冕堂皇的书面答复堵了回来，她们没办法，只得堵到厂门口，但最终以一位姐妹被捕入狱结束。
夏以前工作的国企厂房
又一个十年过去，夏把当年的申诉材料保存得整整齐齐，希望有朝一日能拿回属于她的赔偿，但是当她再拿起自己当年亲手写的材料时，却因为老花眼，怎么也看不清楚具体内容了。
与此同时，她也只能默默地一年接着一年自费全额补缴养老保险。
在激烈的反抗和挣扎都被盖章为无效后，从此面对无奈的生活现实，夏都习惯了把生活的苦往心里咽。
积攒在内心的情绪无处宣泄，她喜欢上了看悲情女主角的电视剧和小说，常常看到痛哭流涕;她还用手机下载K歌APP，尽情欢唱，直至喉咙沙哑。
或许，无奈的现实逼得她只能在一些电视剧里寻找共鸣和慰藉，因为在这些电视剧里，受尽苦难的女主最后都会收获温馨和圆满。
生活太苦，得学会放松
“挂挡，打方向盘，踩油门，刹车，空挡，再拉起手闸……”三妹秋熟练地一顿操作，顺利将一辆货车倒进仓库内，然后下车和仓库里的工人讲完要搬哪些货后，自己也麻利地爬到车厢里清点货物，干练专业。
工作结束后的秋化着淡妆，将染成深橘色的头发高高扎起。她面色红润，说话时总是不自觉地浅笑，清爽中带着一丝羞涩。若不是亲眼所见，我很难将她与在货堆以及卡车间穿梭的女性联系起来。
在三姐妹中，秋是对“下岗”感受最浅的一位。
秋的丈夫原本就是在国企里开车，下岗后，因为有开车的技能，他便在一家商业公司找到一份送货的工作。
所以秋并没有经历很大的“下岗危机”，那时因为女儿还小，她就在家一边带孩子，照顾老人，有空才去盐厂里包盐，赚点外快。
后来孩子长大了，她就也去送货，丈夫开大货车，她骑小三轮车，车里都装满了酒，夫妻俩各自穿梭在县城的街道和小巷里。
2008年，秋也去学了驾照，夫妻俩也开始想着自己创业。
先卖掉一辆旧车，三万五千块钱，再把房产证拿去银行抵押了五万，这八万五就是全部的筹码，如果失败，他们以后的生活将不堪设想。
做生意十分讲究人际资源，虽然他们在送货的几年间认识了不少客户，但是品牌商并不信任他们，不愿意给他们货。
“我永远记得2008年6月份，当时我们只剩下120块钱，我们全家就靠这点钱熬过了一个星期。” 秋一直到现在都觉得做生意太累，不仅是身体累，精神压力也很大。
因为是中间商，他们需要在品牌商给货时全额付款，然后，他们再把这些货送到各个超市或门面，但超市和门面都是要在商品卖完后才给钱他们，于是在这期间，他们就需要向亲戚朋友借大量的钱来周转。
秋和丈夫的工作也有分工，即丈夫在外面负责谈生意，拓展客户，而她就在仓库负责搬货，运货，送货，当然还有做家务。
有意思的是，秋将这种分工形容为“男主外，女主内”，在她看来，能出去和人谈生意，拉订单是“外”，在家送货干体力活就是“内”。
她总觉得丈夫的作用更大，而自己还“上不了台面”。
“在国企上班时，没有经济压力，也没有精神压力，现在做生意了，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都大。有一天，我在外面搬了一天货回到家后，看着搬货时被磕掉的指甲，实在受不了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丈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问“怎么了”，秋不想解释，还是一个劲儿地哭，哭完后，擦擦眼泪，又像没什么事发生一样，继续做家务，带孩子，照顾老人。
在国企工作，各方面的福利待遇很全
秋以前很内向，不爱说话，在做生意后，才慢慢学会和人打交道。现在因为丈夫酒喝多了，伤了身体，不能再多喝酒了，她便开始上桌喝酒谈生意。
对于自己的成长，秋颇为自豪：现在我也能主“外”了，也能泰然自若地与别人谈生意了。
如今秋家的生意越做越大，已经是两个饮品品牌在县城里的唯一代理商，他们注册了公司，雇了包括业务员、驾驶员、会计、仓管、文员、导购员等十几个工作人员，已然是一间中小型企业了。
现在她不必再像以前一样需要自己搬货运货，但是招聘人员，公司的管理，货物短缺，人手不足……她反而有愁不完的事儿。
随着年龄渐长，以前巨大的体力劳损也开始体现在身体上，她的颈椎，胆囊都出现了问题。
“女人这辈子真的太辛苦了，得学会让自己放松。我现在不忙的时候，就找朋友聚聚会，逛逛街，还会每周定期去美容院做一个全身美容，缓解身体的疼痛，这些套餐并不便宜，但是值得。”现在的秋开始重视自己的身体，注重保养。
年近50的她，时刻都在想什么时候能退休不干了，但是面对面前的一摊子事儿，她又咬咬牙继续了，退休成了很遥远的事……
被历史遗忘的人
三姐妹当初都是“靠着男人”进入了国企。大姐春是先和丈夫领了证，才进了丈夫所在的国企，三妹通过大姐的介绍进了同一家国企，二姐也是和丈夫领了证，才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
国企的职位是可以从父亲传给孩子，但当然是优先传给儿子。女性只能通过和男性结婚，才能获得在国企工作的资格。
工厂里的福利制度也是以男性为中心。比如单身男人住单间宿舍，结了婚的男人可以分到一套住房，这些对女性是不适用的。如果女性结了婚，她就搬去和丈夫住一套房子，自己原本的单身宿舍随之消失。
单位分的房子面积小，在走廊煮饭，但是不用花钱
大姐春说：“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没听说过有女工要求离婚，如果女性要离婚，就算孩子是女性抚养，女性也只剩半间房。”
在下岗潮来临时，工人得到的待业理由通常都是：工厂效益不好。有一些工厂考虑到夫妻双方都下岗太残酷，通常都是让妻子先回家，而丈夫可以一直做到工厂宣布破产。
在这些“想当然”的制度和决策下，男性总显得比女性要“有用”。
我们看到的反映下岗职工的影视作品中，下岗后的女性形象或歇斯底里，控诉丈夫无用;或冷漠无情，跟随下海做生意的男人远走高飞……却极少能看见在男人垂头丧气、酗酒打架、家暴时，独自一人默默撑起家庭的女性角色。
电影《钢的琴》中，下岗男工的老婆和一个卖假药的商人好了，要和丈夫离婚
现实生活中，她们理解丈夫内心的苦闷，支持丈夫到外面做的各种尝试，同时，她们要独自应对家里老人和小孩迫切的眼神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
这些女性中有像孙春一样敢作敢为，有像孙夏一样坚强隐忍，也有像孙秋一样大哭一场后继续撸起袖子干……
因为有了她们，无数家庭在天塌了之后，依然生存了下来。
这座当年城区人口不过10万的小县城，80年代还蓬勃发展的国企和乡镇企业，在1997年到2003年短短6年间陆续停工破产，下岗职工高达数万人。
据2000年、200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记载，1995-1997年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变化不大，分别为10955万人、10949万人，10766万人。但从1998年开始，人数就开始暴跌：1998年，8809万人;1999年，8336万人;到2002年，这项数据已经滑落至6924万人。 6年间，国有单位职工减少将近4000万，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下岗潮。
与此同时，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也呈大幅下降之势，从1995年的3076万人变为2002年的1071万人，减少2000万。
这座县城的遭遇也是全中国被下岗潮清洗的城市缩影。
当年的筒子楼被改造成现在的居民楼
如今走在这座小县城的街头巷尾，已经很难找到国企时期的痕迹。人们似乎急于忘记这段历史，慌张地掩盖过去。
城市掌权者更是打算永远忘记这笔历史债，已经大张旗鼓地宣扬要将这座环境僻静优雅的的县城规划成旅游基地，致力于将这座城市打造为东部一线城市的后花园。县城通往高铁站的穿山公路修了一条，马上又将修成第二条，临近主街道的房子被统一刷白，城市中心建成了高大上的广场和人民公园，河道上的大桥建起一座又一座，昔日的工厂被拆建成了高级酒楼和高档住宅区……
我站在县城中心的人民公园中央，满目青葱，然而脑海里却挥之不去三姐妹居住的筒子楼的画面：阴暗潮湿的走廊，悬浮在空中的厨房，和摇摇欲坠的电线水管;还有夜深人静的时候，隔壁传来的夫妻争吵摔东西的声音……
注：本文名字均为化名，部分数据来自该县县志及《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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