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近日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是在过去9年的积累过程中笔者写的“中国新工人”系列的第三本书。这本书记录了34位女人的生命故事，附录是笔者的生命故事，合起来就是35个女人的生命故事。这是一个契机，让笔者回顾这三本书的历程和宗旨，也是一个历史时刻，社会状况的驱使让我们必须思考新工人群体何去何从。
从皮村开始：“新工人三部曲”的历程
我和新工人一起奋斗是从皮村开始的。我认识北京工友之家并做打工者调研始于2003年，而正式成为机构的志愿者是在2008年1月份。入住皮村之后，我切身体会到了打工者聚居区生活的艰苦。打工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现状如何?未来如何?或只是得过且过?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席卷全国，一些工友懵懵懂懂地返乡，风暴过后又背着行囊回到城市。作为为打工者服务的机构，当工友困惑的时候，我们就清晰吗?正是基于上面各种疑惑，我开始了“打工者居住状况与未来发展”的调研，这个调研是“中国新工人”系列的开端。
《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认清现实
调研中，我问皮村工友：“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152名受访者中99人(65%)回答：“回老家”;我又问工友：“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其中143名工友中只有13人(9%)回答“回老家”，53%的人都打算继续打工生活。
一方面，我在思考工友这种无奈选择和主动选择之间的断裂;另一方面，我进一步思考，把“回老家”当作退路。但是，真需要走那一步的时候老家还回得去吗?就这样，我开启了城乡对应和对照的调研，汇总的发现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
现实让人不乐观，但无论现实多么残酷，如果不去面对就更无法改变。我发现，让大家可以过下去的重要原因是“过客心态”，而支持这种心态的重要基础是一种 “臆想”的退路。如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可以让读到的人打破臆想的退路，进而反思“过客心态”，才可能有开创未来的前提。
《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认识自己
工友们之所以可以在“过客心态”中生活的确是出于无奈，同时也是因为内化了被资本压迫和剥削的逻辑。为了体会这一文化及其内化过程，我去工厂流水线做了女工，虽然时间短暂却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其中一个让我非常沉痛的体会就是：本地工人对外地工人的歧视和欺凌;稍能立足的工人对新来的工人的压迫传递。
在这本书中，我希望通过真实的故事来描述工友在工作、房子、婚恋、生育、消费和业余生活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和想法，进而去分析工友是如何生活和选择的，并和工友一起反思我们是如何被资本的逻辑牢牢拴住无法挣脱、甚至主动投降听任资本文化的摆布。
如果我们对目前的境遇不满，除了顺应之外，有没有想办法去创造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者，我们是否认同了那些欺压我们的人们的生活方式?
《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寻找出路
书里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有出路吗？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如果普通人大多没有出路，那么社会只能畸形变态和恶性发展;如果普通人都找不到或者不认同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出路，那么大多数人都只能受煎熬。当政策是为着普通老百姓着想的时候，社会更容易走向上下互动、健康发展的道路;当社会价值观被资本逻辑所俘虏的时候，普通人只能通过自救来挽救自身和社会。
女工传记：个体故事和社会历史
“1951年出生的三婶：曾经的主人翁” 我的亲三婶年轻的时候是辽宁省岫岩县的国企工人，她经历了一个小县城国企的兴衰，经历了工人地位的起落。被命运裹挟，曾经在工厂车间平等的地位和欢声笑语都落上了厚厚的尘埃。这个故事也许可以告诉我们，鲜活、接近真实的生命故事也许可以阐述折射接近真实的历史，了解历史才可以继承和批判。
“1972年出生的丽英：这一辈子做了这一件重要的事情” 丽英在广州S电子厂打工了10多年，2012年为了争取社保和其他几位女工成了维权带头人，经历了各种里外冲突和内外交困。即便如此，丽英觉得，这一年让她觉得这辈子没有白活，起码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新书发布会上有读者评价，说我写的女工都太正面了。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丽英很普通，普通无所谓正面或者负面。丽英的“不普通”只是因为她“遭遇”了维权经历。其实每个普通人在被给予机会的时候生命都可以发光。
“1976年出生的老赵：二十年” 老赵在广州S电子厂打工20年。我问她，在同一家工厂，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生活20年，这20年有啥变化?她很坚决地说，没有变化!后来，我们两个分析之后认为，周围其实发生了很多变化，只不过这些变化和她没有关系。
“1978年出生的艳霞：离婚的代价” 一个女人离婚以后，没有了家、没有了房、见不到女儿，但是，为了某种尊严，艳霞对离婚并不后悔。
“1976年出生的晨玉：自由与安全 ”、“1986年出生的凤霞：说不清的性与爱”和“1987年出生的玉雯：糊里糊涂到现在” 这几个故事中有关于性的对话，访谈情感与性的动因源于阿慧的情感经历(“1968年出生的阿慧：人生的一场场苦恋”)对我的震动。性与爱是永恒的主题，真情、伤害、无知、懵懂、欺骗、宽容，等等交织成最触目惊心的故事。
“1988年出生的珠珠：奇女子在人间” 珠珠是留守儿童，上到小学三年级辍学，2002年14岁开始外出打工，四处游荡，在一个地方打工逗留的时间越来越短，她离开和选择的原因和工资没有关系，她要去寻找一种东西，虽然她并不知道她要找的是什么。2009年珠珠参加工人大学，然后在工友之家工作了4年，她说她终于找到了自己一直追寻的东西。带着收获、知识和技能，2014年珠珠返乡创办乡村图书室，最直接的希望就是，家乡的孩子们不要像自己小时候那样早早辍学。
也许有人会问，讲了这一大堆的故事，出路在哪里？回答是：出路在每个人身上。我觉得我写这几本书的最重要的一个收获是，我改变了我自己。一个人最难改变的是自己，如果自己改变了，世界也许就改变了。如何改变自己，进而去改变世界呢?认清现实、认识自己、从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体验中学习历史和把握未来。这个世界没有一条统一的道路，但是，有着可以沟通的信仰、思想和精神。
从皮村出发：都市折叠下的新工人
我很少读小说，但是，《北京折叠》让我陷入沉痛的思考。若将来人工智能时代来临，别人不再需要我们的劳动力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如同垃圾一样需要被清理，该怎么办?每次，当一个新事物和新问题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会要求我自己回归本源去思考。这个信息和人工智能的时代的确改变了很多，但是，改变不了的是植物生长需要太阳和土壤;改变不了生命的周期，一年生的作物必须通过一年才能生根、长叶、开花、结果;改变不了的是人类的幸福需要情感。
新书发布会上，有读者问我为啥扎根在皮村?我说，这是我对出路的认同。在我看来，普通人有出路，社会才有出路。如果人们通过剥夺底层人而爬上去，而底层因为被剥夺而没有了根基，那么爬得再高再辉煌也会倒塌。出路在于普通人和所有人可以过上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劳动创造了人，劳动者应该去创造一个有主体性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
如果说，“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是重大的问题，那么出路就是“待得下的城市、回得去的乡村”。在广东东莞，我看到我们的学员在打工者聚居区开办儿童图书室和工友公寓，希望创造一个为打工者服务和互助学习的空间，让大家有一个安全和温馨的住处。在江西宜春，我看到返乡青年姚慧峰扎根家乡7年种植生态稻米。他说：如果一个人连吃的东西都是不安全的，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现在，他们的合作社有60多户农民，1000多亩生态稻米。
住上房子、吃上安心的食品都是最“简单的”生存需要，但是，在今天却难以实现。障碍不在于我们没有钱，也不在于我们没有技术，而是，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出了些问题，而是不少人都屈从了对自己和所有人都不利的那些价值观，甚至内化了这些价值观。新工人是城市和乡村的支柱和桥梁，新的时代需要走入生态文明和城乡互助。我们看到，从皮村出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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