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最近，我们又看到很多对于东北经济进入困境的论述：《东北经济到底有多糟糕?》、《东北经济两年全国垫底，共和国如何拯救自己的长子?》、《东北经济失速之后》……东北又一次引起了人们关注，上一次如此被关注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下岗潮。社会经济变革的背后，有多少家庭和个人受到冲击?他们又是如何度过艰难岁月的?本文作者讲述了一位东北女性的人生故事，那些为了家人摆脱贫困生活而奋不顾身的过往，感人肺腑，也引人深思。
本文的主人公，是我的大姨，一个东北三线小城的退休工人。五十年代生人，家中长女。“家本位”的中国文化和持家立命的“长女情结”，使其六十年的生命受制于家庭;传统女性的三从之外，“从国家”、“从单位”的时代束缚，又成为了其身上新的枷锁。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探视这个花甲女人的岁月故事。
长大
她是长女，生于五十年代，经历“三年灾害”，长于文革时代。文革末期，上山下乡。她的成长经历和时代政策息息相关，她的个人抉择也诠释了什么是“长姐如母”。
大姨生于1955年，属羊。外祖父家穷，姥姥是家庭妇女，姥爷是厂里工人。子女七人，仅靠姥爷一人的微薄薪水度日。大姨是家中长女，自幼被灌输的长女理应有担当、要顾家的角色定位，让她操心家中的大事小情，辛苦持家。
“我是家中最大的女孩，上面两个哥哥，宝贝着呢，爹妈还指望他们呢!我呢，天生的劳累命!我能扛事儿[1]能干活呀，闺女不就是要多为家里张罗嘛。我从小就开始看孩子。那时候家家都这样，孩子多，大的看小的是正常。小子[2]自己不惹祸就不错了，还想指望他们看孩子?你三舅、你妈，下面的你小舅和小姨，都是我一手带大的。四五岁开始就领着弟妹满大街跑。我那时候后面背一个，前面抱一个，可能手里还领一个。有时候哭了闹了打架了，还得受你姥埋怨。”
作为大姐，大姨忙里忙外，带大一个又一个弟弟妹妹，日复一日操持家务，也被视为理所应当;相比之下，男孩则拥有自己的空间，作“甩手掌柜”似乎合情合理。可见女性的顾庭职能在这一时期的大众思想中根深蒂固，正是因为这种规训，家庭中的女孩任劳任怨，也使得中国传统家庭的重男轻女“合理”了起来，而其实这恰恰成为多少“女儿悲”的根源。
“那时侯供应短缺，买菜还得靠“抢”，我十几岁开始去抢菜，后来都出名了。小个儿不高，力气却大。家里那么多张嘴呢，我要是买不到全家就没饭吃。有时候得去南阳供销社买，我又舍不得花五分钱的车票钱，一个多小时走着去走着回。那大包小裹的呀，胳膊累得都伸不直。但是下次照样去，大姐嘛。”
计划经济时期物质的极度匮乏，使得一个女孩子在十几岁的年纪，为了全家老少的口粮拼尽力气。“大姐”的角色认知，让她无论多苦多累，都觉得是在为大家庭谋福利而变得合情合理。在半个世纪以前，一个晒得黝黑的黄毛丫头，就是这样在疯狂的人群里挤来挤去，末了拖着装满蔬菜的大袋子，艰难地走在家乡那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却毫无怨言。
“我十岁才上学。因为走不开啊，带孩子，干家务活儿，哪样能少了我?好在那时候上学也不像你们现在那么累，每天就半天，就去玩一圈的功夫。回来照样不耽误家里干活。”
繁重的家庭负担推迟了大姨的上学年龄，也使其无法专心学业。她不长的学习生涯充满动荡。文革末期，大姨初中肄业便被要求上山下乡。就这样，“没文化”成了她日后自嘲的口头禅。
持家
二十岁至四十岁，她活得疲惫。下乡、丧母、返城、主家、工伤，直至四十岁成家。寥寥数字，却是二十载冷暖自知。
“我是初中毕业吧，快二十的时候，赶上上山下乡。从小到大没离开过家呀，放不下。家里弟弟妹妹多，天天担心他们冻着饿着，怕你姥累着，总怕过不好。”
下乡的时候，大舅因为是长子，姥姥最疼，担心到陌生的农村吃苦，于是费尽周折地转了农村户口，躲过了去人生地不熟的乡下受罪，而初中毕业的大姨就不得不替上去。在乡下，大姨还是惦念这一大家人，生怕弟弟妹妹哪里受了委屈，也担心姥姥一个人操持辛苦。
“很多知青都娇气，不会干活，一天挣得公分都不够养自己，家里面还得倒贴他们，我不一样啊，家里那么穷，哪里有多余的粮食给我?而且我觉得吧，在农村啥也不缺，咋就不能靠力气挣呢?脏活累活我都抢着干，挑粪、搬砖、种地摘菜，下雨天我都不歇着。我们生产队的那个督察员还以为我是本村的丫头，说没见过城里来的这么能干。等到年末啊，生产队开始清算，公分可以兑换成钱，除去我这一年的口粮，还剩了一百多块钱，我都带回家给你姥了。当时我们组那些姑娘都是负数，过了年还得从家带钱回来补缺。”
大姨身上有一股敢干的蛮劲儿，为了家庭舍得花力气。当时姥爷已经逝世，家里没了主心骨。而这个刚满二十岁的姑娘，在乡下的黄土地上浑汗如雨，挑粪扛梁，刚强地支撑着一大家。
“我在农村呆了三年多，79年的时候回来休假，你姥这时候没[3]了。那可咋办，我说啥也得回来啊。国家政策那时候其实也松动了，七十年代末知青就都回城了。我就提前了一点回来了。但是那么多人你说国家怎么解决就业，先待业了一段，后来就是厂办大集体了。”
1979年姥姥突发脑溢血离世，大姨获准提前回城。带着弟弟妹妹料理了后事，一大家子，父母双亡，无亲无故。长姐由此挑起大梁，开始主家。国家宣扬能顶半边天的妇女，就这样撑起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家庭的整片天。
“你姥没了呀，家里大大小小就你二舅成家了。这一大家子没爹没娘的，我是大姐，得扛起事儿来。起码得等他们都成家，我才能嫁，不然带着这么大一家子也拖累婆家。你小舅说话不利索，工作又是集体，我们家还穷，当时都以为他找不到媳妇，我想这样的话我就带着他过，咋的也不能给他自己扔在家。”
因为有大姨，家才没有散。从返城到出嫁，大姨一守就是十六年。待到最不放心的小舅也娶妻生子，这才离开。返城时大姨就服从国家分配进入了厂办集体，成为国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可不想，正是这份不起眼的工作使其坎坷的人生雪上加霜。
“你说我总是要攒钱带着他们过日子呀。在厂子里我就抓紧一切时间，能多干就多干。那天中午，我想多锯点木头，下午好干活。是那种通电的机器，一下没弄好，锯到了手。当时，就是一秒钟的事情，我一看，完了，左手食指哗哗的留血，已经感不到疼了，当时我就知道这根手指保不住了。赶紧到医院，大夫说直接锯掉吧，接上也废掉了。我想不行呀，我还有一大家子要照顾呢，缺根儿手指头哪行呢?就说，还是接上吧，接的弯点，有个手指的样子，别耽误我干活就行。你看，就现在这样，像假的一样。亏了是左手，后来也没耽误我干活。这属于工伤，九级伤残。厂里照顾，就给我调岗了，调到木器厂做出纳，也当保管员和材料员。”
工伤，明残。残缺的手，自二十五岁起便成了这女人肢体的一部分。大姨讲到这里时，面色平静，仿佛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习惯性的用另一只完好的手捊了捊头发，却让听者心惊。
“我的工作?就是大集体臭工人呗。好歹是个公家人儿，稳定，好说歹说饿不死你。我手出事了以后，厂子里给我分配的就都是比较轻巧的活了，写写算算的也累不着。哎呀这个国企工人嘛，都是这种有一搭无一搭的干着，不累，但是挣得也少。那是03年的时候，单位换领导了，就给我们这些到岁数的先内退了，当时我48了，一个月300块钱。后来过了两年，我就正式退休了。
大姨是国营企业中的集体工人，工作不累、薪水微薄。单位制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典型特征，七八十年代能进老国企，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是求之不得的“铁饭碗”。可后来国企数次改革，效益每况愈下，工人待遇愈来愈低。在九十年代中期，国企大幅裁员增效，人人自危。这一家的七兄妹中，加之各自的丈夫、妻子，有十几口人工作在这家国企中。吃过苦的人往往努力肯干，所以一大家子在各自的单位中基本都是少不了的骨干，即使大姨受了工伤，但是她工作不含糊，眼里有活儿，因此也没有下岗。大姨保全了自己，又开始担心弟弟妹妹。舅妈当时因为在家休产假，起初被列入下岗名单之中，大姨得知后，动用一切关系，求熟人、找领导，好说歹说才保住了舅妈的工作。对此大姨颇为自豪，毕竟保住了舅妈的工作，就是保住了弟弟一家的生活来源。
出嫁
四十岁，终于出嫁。她用二十年的青春守护家族，义无反顾。即使成家，依旧牵挂，谁家的大事小情都少不了劳烦她。因为她是“老大”，所以弟弟妹妹习惯了有她。
“和你大姨夫呀，也没啥感情基础。那时候我也四十了，守了半辈子的娘家，该有自己的家了。你大姨夫比我大十岁，丧偶，有三个闺女。你妈说我，你傻啊去他家当牛做马，当后妈?我想我一辈子就是劳累的命，做女人嘛到哪里都要操持呀，不然你的价值是啥?”
大姨的这桩婚姻，在我看来，并不对等。十岁的年龄差，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只不过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罢了。可大姨嫁了人也是大事小情的忙碌，她坚持这才是女人的价值。她自始至终都为家庭所捆绑，从娘家、到夫家，却自认理所应当。中国传统女性对于家庭的认知，在大姨身上一览无余。
“你大姨夫懒，从和我结婚起就没干过活儿，连我们家厕所下水道都是我掏。有时候想想真是娶了个保姆。可转念想想，好歹他给我了个家。做女人，就是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三种做全了，一生就圆满了。我没有孩子，想想也是十羊九不全。可看着你们这些侄儿侄女的，也挺好。”
大姨没有生育，甚至没有为了生孩子而寻医问药做任何努力。结婚几年一直没孩子，也就作罢了。但她是喜欢孩子的，从她对我们这些侄儿侄女的宠溺即可见。她一生要强，无论工作、生活，都不肯轻易认输，对弟弟妹妹也是万事都安排妥当，可偏偏到了自己，无法求全。自己无子，却对三个继女视如己出，说来可叹。
“我这个人吧，好相处，事儿又不多。所以后妈当得还行。 我嫁过去的时候呀他家老大老二都快成家了，就老丫头[4]小点儿。真心换真心嘛，当时过门我就说了，我嫁过来是后妈，但是你们放心，我能做到的都会尽力去做，不会给你们一点儿委屈受，你们对我好，我势必会回给你们十倍的好。后来三个姑娘就都嫁出去了，年啊节啊的回来看看，我伺候伺候给他们做顿好的，就这样呗也挺好。”
作为后妈，大姨从来没有和继女们发生过什么矛盾和纠葛。用她的话说就是自己心大，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从不放在心上，因此也少了些无谓的烦心事。如今，三女儿的孩子时常由大姨帮忙照看，七八岁的小男孩，每天姥姥长姥姥短地叫个不停，大姨喜欢得要命;大女儿定居英国，其女每每回国，都忘不了给大姨带好多东西，大姨让她别乱花钱，这孩子却说，姥姥不容易，这些是心意。
“你说你小姨夫从得病到没，也有将近三年。一个家都给耗空了呀。我天天跟着，伺候着，不为别的，不想让妹妹想不开。忙里忙外，天天长在医院里。你大姨夫也有意见，可是我不能看着我妹妹不管。可就是这么倾家荡产也没留住，可我们也算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你小姨夫相信我。知道你小姨没经过大事儿，也放心不下他闺女。临终时逼着你姐(小姨家的表姐)跪下认我作妈。我说这是干啥，人家闺女自己有妈。我这是大姨妈，不也是妈?这才作罢呀。就算他不托付，我这个妹妹，我这个外甥女，我也会一直记挂啊。”
说来小姨也是命运不济。四十岁时小姨夫被查出白血病，倾家荡产地为其治病，可还是没能留住。自小姨夫得病起，大姨便帮着忙里忙外，床前陪护、寻医问诊，哪儿都离不了。小姨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因此自幼受宠，遇事便没有主心骨，大姨处处帮她拿主意。十岁的年龄差，却是充当了母亲的角色。小姨夫的病用尽了大姨多年的私房钱，甚至可以说是养老钱，大姨不在乎，因为她舍不得妹妹受苦。姨夫撒手人寰至今已有十年，大姨始终陪在小姨身边，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如今，表姐成家，小姨依旧单身，可有大姨，就不会孤单。
花甲
如今，她的第五个本命年悄然已逝。花甲之年，幸她依旧康健。半路夫妻，无儿无女，百年后的孤单，她不以为然。
“今年都六十了，我这身体还不错。就是腿不太好，可能之前冻得受了病。我没事儿打打麻将跳跳广场舞，没孩儿没崽儿的清净。你大姨夫身体不好，我每天伺候伺候他，自己出来玩玩，也挺自在。等再老点，我就上养老院，我自己有退休金，看病有医保，啥时候都饿不死。我都想好了，等我死了，我连坟地都不要，直接把骨灰给我撒大海里，来去无牵挂!”
大姨一直看得开，活得阳光。一路走来因为责任而承担的这一切在我看来艰难而沉重，可她却觉得理所应当。如今六十岁，每天照顾已经七旬的大姨夫，然后打打小麻将，跳跳广场舞，时不时到兄弟姐妹家坐坐，给侄儿侄女买点儿好吃的好玩儿的，看着悠闲、自在。妈妈说，你大姨为了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到头来没儿没女，老了可得你们来养活。大姨笑笑，“瞎说啥，我身体好着呢，以后瘸了拐了聋了哑了就去养老院，你们的孩子还得照顾自己的家!”然后，习惯性得用右手捋了捋头发。对面的我，心疼得要命。
大姨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女性，她经历了社会中的系列变革，文革的动荡、下乡的历练以及侥幸逃脱的下岗风波，无形中数次改变了她人生的方向;她作为家中长女，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的双重规制下，肩负起了义不容辞的责任与重担。长女、大姐、贤妻、后母，包括女工，她受制于各种身份角色，并努力担负起个人认知中的“理所应当”。仿佛从出生起，她便深深地卷入了家庭责任之中，彻头彻尾地将家庭利益置于个人之上，哪怕因此牺牲婚姻甚至更多，在她看来都是分内之事。为女一生，她在家和国的要求中，竭尽所能。
通过这次访谈，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正视大姨这大半辈子的历程，那些传统、坚韧、热情，当然，还有苦难的生命故事。有些故事竟有些残忍，就像说到那根手指，大姨平静依然，而我早已泪流满面。末了，她开玩笑要死后骨灰撒大海，这女人的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却舍不得别人为自己费一点心。
可也别怕，因为我们都爱你呀。
谨以此篇记述，献给我的大姨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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