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前些年《中国青年报》做过一个调查，说是45.9%的人反对用灵活的带薪休假代替拥挤的黄金周，原因是带薪休假“不切实际”。而几年过去，带薪休假又成了热门话题，中央今年内五次提及带薪休假，最近又出台了推行两天半小假期的建议。这首先自然是刺激经济发展、转变增长方式的需要，而背后相信也有改善民生、维护劳动者尊严的努力。然而同样，这样的尝试也受到不少网民的戏谑。这不禁让人感觉到休假问题背后的复杂性，为何会不休假不满，休假也不满呢?本文回顾了休假制度的历史，从工人运动的角度讨论了休假问题。
休假在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法定行为，近些年来多是以经济问题的面目出现的。从1999年出于刺激消费的目的设立黄金周，到2008年黄金周因为经济上严重的负外部性而被部分取消，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这一系列的政策变动的叙述，无论是赞同还是否定，更多都是基于经济学理论的功利主义考量。
然而如果我们回顾休假制度的历史，可以发现休假制度的确立最早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说主要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我们忽略基督教传统中的“安息日”“礼拜日”传统，那么最早的公休假期可能出现在瑞士。而作为条文的明确规定，则可能是出现于1919年的《国际劳动宪章》。此后，单休日或者双休日逐渐被各国采用，成为某种通行的规范。然而这样的叙事背后却隐藏着鲜血和汗水的抗争。19世纪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和芝加哥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无不是带有暴力抗争性质的运动，显示了工人争取个人自由发展的诉求与觉悟。而对带薪休假的诉求则主要是在二战后开始被广泛提出，也同样与工人组织的抗争相伴而行。
只有明确这段历史，我们才能意识到，谈争取休假权，就不能不谈工人运动。休假制度不是一项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国民福利，也不只是一项单一的“经济刺激计划”，而是与工人阶级地位的变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密不可分的。法国作为目前休假时间最长的国家，与法国至今依然蓬勃发展的罢工运动关系密切;而美国缺乏一个统一的全国性带薪休假法律，也与美国劳资关系的相对缓和有关联。
然而具体到中国的工人阶级与中国的休假制度，这个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对象从一开始就是多个维度的。既有来自国际市场的压迫，又有国内资本家的剥削，还受到很多前现代力量的干扰。这就使得单一的工人运动难以成为实现诉求的主要手段。而中国革命胜利的特殊路径，又导致工人阶级几乎是一夜之间被“安置”在国家领导阶级的地位。直到中国初步完成工业化，工人阶级的队伍才得以真正成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可以说是先有法理基础而后有事实确认，与其说是天经地义的，不如说是被召唤与被建构的。
在49年以前，中国工人运动主要表现为争取生存权的斗争。这与中国工人悲惨的境遇密切相关，在生存权还未解决的时候，休息权自然不会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而49年以后，工人的休假权利也是被“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赋予的。建国后，国家先后规定了不同类型企业的最高工时，废除了出入搜身、强迫劳动等工厂恶习。用国家强制规定的形式，保障了工人的基本权益。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人阶级并没有普遍经历同国外工人依靠运动争取休息权的阶段。工人通过流血斗争和和平罢工来争取休息权，对新中国的工人并不成为问题。相反，具有身份自豪感的国营职工甚至会把“以厂为家”“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主动加班加点，看作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因为牺牲并不全部意味着损失，相反，有意义的、主动的牺牲实际上是领导阶级(或者自诩的领导阶级)才拥有的“特权”。前不久热映的好莱坞电影《美国狙击手》中，四次前往伊拉克进行战斗的主人公说：“人分为三种，羊，狼和牧羊犬。我们不能做任人宰割的羔羊，也不能做凶狠杀戮的恶狼，我们要做保护羊的牧羊犬。”这种担当牧羊犬的意识，支撑了主人公的奉献行为，这其实与过去我们话语体系中的主人翁意识颇为接近。
而当中国开始市场化的转型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工人与企业，都发生了身份上的转换。
广义的工人，或者今天所说的企业职工，经历了角色转换的过程。以“国营”体系为经济基础的“领导阶级”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转换成了法律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者。与此同时，新的作为雇员的道德也自然代替旧的作为“主人翁”的道德。
这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似乎不仅难以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激发人们对“公民社会”的参与热情，亦或是产生强势的工会，人们的视野和行动的触角反而再次退回到家庭中去。舍小家顾大家的这种“主人翁逻辑”不仅不再崇高，甚至还显得荒唐。在利益分化的背景下，社会上孤立的个人也开始怀疑国家与社会整体福祉的提升注定是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的。
而企业，则在对外竞争和经济发展中充当了主角。于是社会进步的逻辑很容易就被简化成企业利润的逻辑，市场英雄和国家英雄也开始变成同义词。媒体不断塑造着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与企业家们在全球市场进行的大扩张、大冒险的奥德赛之旅。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创业者成功故事”这类广泛存在的媒体报道中，普通工人的缺位和企业领袖决定论，成为了主流的基调。而新工人组织和工人集体行动的发展，则成为国家和企业共同担忧的新动向。
我们可以发现，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单位-个人”同构关系被取代之后，一种还不稳定的新的互动关系正在生成。在经济增长的目标下，国家与企业形成目标共同体;而在和谐社会、维护稳定的背景下，国家又必须在劳动保障问题上充当劳资关系的裁判员。国家面临一种尴尬局面：在需要快速发展的时候，国家会对假期、福利等政策比较谨慎，而需要提振消费的时候，国家则又会通过各类手段试图增加职工福利以发展假日经济。政策制定者们不仅希望二者不发生冲突，甚至还希望普通人收入和假期的增多恰好能够刺激经济发展。
然而这种相辅相成的效果并不容易难达到。因为企业总是乐见前者而本能地反对后者，企业家与一些专家教授总是乐意鼓吹最低工资是如何违背市场规律，以及政府强制性规定带薪休假如何降低“国际竞争力”。虽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美国1929年开始经济危机期间，面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的过剩危机，企业家们却经常将问题归咎于工人：“许多劳工竟被冠以消极怠工引发隐性危机的罪名，这是由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E·埃杰顿提出的：许多对工作提出诸多要求的人，要么想罢工，要么就是根本不想工作，他们就是想利用这种境况鼓吹共产主义……亨利福特宣称，失业保险只会加剧失业。他的这个逻辑被认为无懈可击。财富杂志的一位思想前卫的编辑解释说，企业应该拒绝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原因是引入任何非经济因素都只会破坏自由市场的良性运作。”(以上引自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不也时常听到关于富士康工人心理素质差，第二第三代农民工“想法多”“太娇气”的指责么?强势企业与弱势工人之间的微妙平衡只有靠政府政策向弱势一方的倾斜才能达到，然而我们看到在这一点上政府的执行力还远不够。
为何普通雇员休假也不满，不休假也不满？这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他们的无奈了。话语权缺失的群体会本能地反对任何前景不明的改革，哪怕这种改革从理论上说是对自身有利的。这不是大众冥顽不灵，也不是简单的群众不信任政府，而是在多方博弈的时候，任何改革都不会自动满足弱势一方的利益。弱小的中国工人阶级曾经依靠着他们的先锋队的引领，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而如今面对企业巨头的压力，工人群体依然呼唤先锋队的保护与扶持。
在可预见的将来，在劳动者的福利与休假问题上，国家还是会继续在多种诉求、多种力量之间走着钢丝。在这种时候，多回望一下历史，多想一想休假与福利的终极目的，或许有助于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在芝加哥工人大罢工中流行的《八小时之歌》这样唱道：“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他们或许没有想到，一百多年后，闻花香与晒太阳，依然是一种值得羡慕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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