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7日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在东莞扫街12年受邀参加阅兵观礼的环卫女工韦金香，而就在同一天媒体也曝光了另一则令人心酸的故事：武汉佛祖岭街道的环卫女工艾春香因工资被扣而服毒自杀。韦金香与艾春香都是底层社会“4050”群体(40岁以上的女性劳动力和50岁以上的男性劳动力的俗称)的一员，这一群体距离退休不足10年，事业的上升渠道基本丧失;工作不稳定，随时面临被辞退的风险;而且，一旦遭辞退，再就业就相当困难。吃苦耐劳，12年来只回老家一趟的韦金香被领导肯定，受邀观礼阅兵，“不听话”的艾春香却因工资被别人领取而和上级大闹，最终服毒自杀。韦金香与艾春香看似不同的命运却显露出“4050”工人相同的无奈，在工资只够糊口、工作无保障的普遍就业情况下，要么像韦金香那样随叫随到、从不请假，要么像艾春香那样用死亡做最后的控诉。
2015年9月7日，两位环卫女工成为了当天的新闻人物，她们分别是在东莞扫街12年的51岁环卫女工韦金香和在武汉佛祖岭街道办事处从事保洁7年的41岁艾春香。前者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被邀观礼阅兵而成为新闻;后者因工资被拖欠扣减，服毒自杀成为新闻。
报道称，韦金香在东莞做环卫工12年，只回过一次老家。12年间共清扫道路面积共计1993万平方米，清除垃圾1800多吨。笔者依此计算了一下，按照正常工作日来计算的话，韦金香每天清扫道路6643平方米，清除垃圾600公斤，真算得上是吃苦耐劳。更重要的是，韦金香和丈夫以厂为家，12年只回过一次老家。韦金香所在的环卫公司对韦金香的行为赞誉有加：“她干活从来都不惜力，从来也不抱怨，随叫随到，虽然是个女工，但干起活来比男工还强。节假日，别的工人要请假，她和丈夫就替人家顶班。多少年来都是这样的，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做到的。”在环卫公司眼里，韦金香是名副其实的公司好员工、好模范。韦金香对此也非常认同：“老板安排我扫哪里，我就扫哪里，订了什么样的标准，我就按标准完成，我要像打扫家一样打扫东莞。大道理和什么好话不会说，就知道把工作干好。”在去年韦金香到了50岁退休年龄的时候，她走上了管理岗位，负责对一线环卫工人的调配和监督，作为管理层，她的月工资涨到了2500元左右，而且有机会在今年观礼阅兵。她很满意，并表示“我只能更拼命地做好环卫工作”。
而服毒自杀的环卫女工艾春香则是另一番人生光景。报道称，艾春香在武汉佛祖岭街道办事处从事保洁工作已有七年多，从她遗书上我们得知她已经被拖欠工资两个多月，而且不久前还被单位扣了400多块钱。而艾春香的丈夫叶某还回忆道，不久前妻子跟他说，自己的工资被别人签名领走了，她为此和领导发生过争执。9月6日，阅兵假期后上班的第一天，叶先生到佛祖岭街道办事处查看妻子最近一年领工资的记录，发现有多张单子上，并不是艾春香的签名。
作为环卫工人，自杀的艾春香与参加阅兵观礼的韦金香，她们做一线环卫工的工资相当，都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武汉与东莞两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也非常趋同。但缘何一个有机会成为全国模范观礼阅兵，另一个却被拖欠、冒领、扣减工资而被逼服毒自杀?难道是一个勤快，一个不勤快?观礼阅兵的韦金香肯定是勤快的，否则也不会得到老板的肯定。而艾春香就不勤快吗?我们无法得知更多，但是一个确凿的事实却是艾春香生前因工资被冒领而与领导发生争吵，接着就是两个月工资被拖欠，而且就在死前不久还被扣罚400块钱。从因果逻辑来看，我们看不到艾春香生前偷懒怠工的迹象，她之所以遭到工资拖欠和扣罚是因为她“不听话”，竟然因工资被冒领的事情而去跟领导吵吵闹闹，有失体统。而韦金香则是“识大体”的人，因为吃苦、耐劳、驯服而获得提拔，不仅到退休年龄时不必退休，而且工资翻了一番，涨到2500块，并转变角色成为监管一线环卫工人的人。
当个体选择了一种行为方式的时候，你就选择了一种人生命运。个体的谈判筹码只有命，要么将命依附于他人，等待雇主的可怜与恩惠，你不能争;要么如自杀的艾春香，和杀人的刘汉黄。难道没有别的途径吗?如依法维权?
这让我想起了我代理过的一起北大环卫工人与北京大学的劳动争议案。我的当事人李荣翠大姐对我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如果你没有本事当官，剩下的就只是贱卖自己了。”
李荣翠30岁正式进入北京大学做后勤。41岁那年，在北京大学后勤工作11年的李荣翠被北京大学公寓中心罗织了一些“罪名”将其非法辞退。生性倔强的她不服，于是将北京大学告上了法庭。历经两年，虽然终审胜诉，拿到了一些经济赔偿，但与北京大学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李荣翠也就永远与北京大学脱离了劳动关系。而且，在李荣翠起诉北京大学期间，北京大学公寓中心为了报复她的诉讼行为，将与她同在北京大学公寓中心打工的丈夫调岗到了一个工作更脏更累、工资更低的岗位。
自此，李荣翠的养老保险中断、失业保险也没有办法领取。她所剩下的就只有到处打临时工。
在全国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中，有很多像李荣翠这样的人。他们散布在社会各个角落，为城市的运转提供着后勤保障服务。所有城市人的生活都离不开环卫工人，哪怕你从没有正眼看过他们一眼。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维持了城市的正常运转，而他们的工资却仅仅徘徊在最低工资标准的边缘，工资遭拖欠和扣罚，劳动合同缺失，社保缺失，甚至很多人只是短期雇用。这一群体中，高达百分之八九十的是“4050”人员(40岁以上的女性劳动力和50岁以上的男性劳动力的俗称，这个年龄段群体距离退休不足十年)。他们极少享受过年终奖、带薪年休假;即便因病请假，这本是合情合理的诉求，却得不到上层批准，因而得不到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80%的病假补贴;而遭受工伤后不但得不到赔偿，反而有可能被罚款或扣发工资。今年4月底，北京大学学一食堂的一位厨师就遭遇工伤拒赔，而且工伤停工期间被食堂视为旷工从而扣发他的工资。凡此种种，他们虽遭遇不公，却无力抗争。因为抗争就意味着丢掉饭碗，就意味着这个年龄“被辞退”后(基本都是单位逼迫这些人自离)，再难找到稳定的工作。
随着中国劳动力呈现老龄化，除去少数管理人员，“4050”劳动力都在从事着最底层的一线劳动。他们距离退休不足10年，事业的上升渠道基本丧失;他们家庭压力最大，上有体弱的老人、下有上学的子女;他们劳动保障率低，权益经常遭受侵害，工作不稳定，随时面临被辞退的风险;而且，一旦遭辞退，再就业就相当困难。简而言之，这个群体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廉价、灵活、驯服，而且可以随时被替换和抛弃。
这是一批逐渐走向劳力枯竭的人，这是一批不断在贱卖自己的人。
今年五一节前夕，国家统计局一份《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继续下降，由2010年的65.9%下降到2014年的56.5%，下降了9.4%。而年龄在40岁以上的这一家庭压力最大的劳动力群体，在四年间所占比例从2010年的34.1%，增长至2014年的43.5%，上升了9.4%，总量达到1.2亿，比四年前增加了3600余万，年均增长900万人，超过同期全国农民工总量的增加数量和增长幅度。而仅仅一年间，50岁以上的老年农民工人数就增加了600万人，总量超过4600万人。
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没有养老保险，有养老保险的人缴费年限也不足15年，毕竟用人单位是在近几来年才开始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因此，这一群体最担心的就是退休后如何养老的问题——农村已然无法承担他们的养老。
2015年4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讲话指出，不论时代怎样变迁，不论社会怎样变化，我们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都不能忘记、不能淡化，我国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动摇、不容忽视，重申“劳动最光荣”。然而，在对普通劳动者的走访中，我们发现，“劳动最光荣”这样的字眼愈来愈被人忽视或调侃，很多从事建筑、环卫等一线基础行业的工人也不认为“劳动最光荣”，他们会说老板光荣，当官的光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认识和理解，关键一点是普通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他们的劳动已经不被这个社会所尊重与理解。
因此，从尊重劳动价值、守卫劳动者底线尊严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加大对“4050”人员的劳动保护力度，防止被随意辞退和克扣本已很低廉的报酬。而作为“4050”人员，个体的抗争几乎是没有出路的，即便个体抗争成功又能怎样，拿到赔偿丢掉饭碗或因一时之意气而被雇主穿小鞋，日子就会好过吗?正如我的当事人李荣翠大姐起诉北大时被领导训斥一样——“也不称称自己有几斤几两”!“4050”人员一旦遭到辞退，比其他年龄段劳动力更难获得就业。所以，要么趴着活，要么站着死。要想有活出点人样和尊严，或许就得效法过去两年间广东部分城市环卫工人的抱团取暖，用集体的力量来获得生的尊严。假若我们还有信心，还可以从制度上推动落实劳动者民主参与企业管理，保障工人工会结社且不会遭受打压的权利。多方联手，避免悲剧的不断重演，让亿万“4050”人员劳有所获、活出人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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