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民间三农问题研究学者何平在昆仑策和红歌会网站
发表了《官僚主义是乡村振兴的最大障碍》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昆仑策手机版上两天点击量过万，留言137条。
该文尖锐地指出，人民公社解散，不是体制本身的问题，而是官僚主义的祸害；分田到户一刀切分明也是一种官僚主义；如今存在的三农问题，实质是官僚主义长期误导所致；全国百强村镇的成功，“不仅在于坚持集体所有制，还在于乡村治理模式由以往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走向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官僚主义是乡村振兴的最大障碍。何平的批评言论可谓振聋发聩。
我赞同何平的观点，从我国农村工作七十多年的历程来看，凡是官僚主义盛行的时期，都会给工作带来重大的损失。大跃进刮五风是如此，普及大寨县也是如此。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否定，但学大寨运动中，特别是在普及大寨县的阶段，好大喜功，官僚主义特别严重，全国各地到处上马了一批华而不实的花架子水利工程，比如，我所在的县建起42座扬水站，可只有2座发挥了作用。可以说，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时期造成的损失远比大跃进时期放卫星多得多，有的地方生产队把积累下的资产底子折腾光了，损害了社员群众的当前利益。有的地方官员只从自己的政绩出发，打着高大尚的革命口号，不顾当地实际情况，不顾社员的正当利益，一味追求脱离实际的美好虚幻奋斗目标，劳民伤财瞎折腾，这也是造成人民公社解体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人民公社制度虽然也有缺陷，但体制的优越性不容否定。当时党中央国务院陈永贵副总理分管农业工作，陈永贵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他虽然是一个农民，却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的人，口才极好，他抓全国农业工作，有一套自己的治国理念，而且真抓实干，他不是花瓶式的人物。这个人的党性品行也是不容怀疑的。但就是在人民公社优越体制下，在陈永贵这个忠诚社会主义事业人的主持下，却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导致了事与愿违的结果，这是值得后人深思总结的问题。
官僚主义为什么会承产生呢？我觉得可以从上层和下层两方面来分析。
官僚主义首先是高层领导造成的。比如陈永贵一心大干快上，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出发点是好的，但在他领导下作出的决策，严重脱离国情实际，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在他主持全国农业农村工作中，没有坚持按照有人民公社宪法之称的“六十条”原则办事，强行推广大寨大队一级核算的办法，违反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值得指出的是，是毛主席维护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没有让陈永贵大队核算制度在全国推行。在社员劳动报酬上，六十条规定的是按劳取酬的原则，而大寨推行的是社员自报公议的劳动记分评工办法。如果，社员们都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这种评工记分方法当然好，可推行大寨记工评工的实际结果是，严重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比如有的社员一天可以割2亩地的麦子，有的社员使出吃奶劲只能割半亩地，却记同样的工分，因为评工首先要看社员劳动态度，劳动效果成了其次的东西，这样生产队劳动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呼隆”“磨洋工”场面。由此可见，上层领导制定的工作规划和指导方针不管是否出于良好愿望，只有脱离实际、脱离了人民群众愿望和要求，就会产生官僚主义。
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有的下层干部为了追求自己的政绩和前途，明知即使上级领导的指使是错误的，也要按照领导的意愿去办，不从当地实际出发，不首先为当地人民服务和负责，而是首先要对顶头上级领导负责，这样官僚主义就盛行不衰了。
包产到户的改革打破人民公社已经形成的僵化体制有其历史的积极价值，但把包产到户制度视为不可变动的东西，就不是实事求是了。如今小岗村也开始把大批土地流转出去，也开始搞合作社集体经济，村民也已经从集体经济组织组中分红了。据何平文中介绍，就连小岗村也曾三次派人到南街村参观，并在留言簿上写到：“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富裕。”包产到户实行了四十多年，已经产生了很多弊端，一些村民因各种原因丧失了承包地，新生人口被剥夺了承包地的权利。原始承包土地的村民，起码有70%已经不在种地，而是把承包地转包出去，坐吃土地流转费。农村中有很多人要求对包产到户制度实行改革，2016年，内蒙古商都县甚至发生了几千农民涌进县政府大院闹事，引发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可我们有的干部就抱住包产到户制度不能动的陈腐观念，这也是一种严重的官僚主义。
一切
参考资料：智广俊著《麦颂》一书，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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