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湖北武汉430074)。
中国农村地域辽阔，不同区域农村差异巨大。总体来讲，从村庄结构上看，当前中国村庄可依据经济发展水平与历史文化差异进行两个维度的类型划分。历史文化的维度是指在数千年历史中形成的村庄文化与结构的差异，这样一种文化与结构的差异既与历史偶然性有关，又与经济地理等因素有关。这一差异最典型的表现是南中北的差异，其中，南方地区村庄多为团结型村庄;北方农村多为分裂型村庄;而以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为代表的中部农村多为原子化村庄，我们称为分散型结构的村庄。南中北地区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主要与村庄内是否存在超出农户家庭的强有力认同与行动单位有关。中部分散型结构村庄缺少超出农户家庭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南方团结型村庄，农民聚族而聚，宗族与村庄往往同构，宗族认同与宗族组织在维系村庄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华北为典型的北方分裂型村庄，村庄内存在着若干竞争型的小亲族，小亲族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决定了村庄基本的治理与秩序。
经济发展水平也对村庄社会结构有着巨大影响。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村庄，就是经济社会结构的视角，与前面讨论的历史文化视角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差异。历史文化视角的村庄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南中北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区域开发历史和经济地理状况有密切联系。经济发展视角的村庄社会结构主要表现在东中西的差异。本文重点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讨论村庄社会结构的东中西差异。
一、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两种理想类型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科目中有一个重要的划分，就是东、中、西部的划分。东部一般指沿海发达地区;西部一般指西南、西北地区;其他为中部地区。总体来讲，东部地区城市密集，经济发达，是中国经济的重心所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是中国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东部沿海地区远较中西部地区发达;从人口数量上看，东部地区人口较中西部密集;从地域广阔程度上看，西部地域极其辽阔。近代以来，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改革开放也首先从沿海开始。
东部沿海地区发达的经济、便利的交通、改革开放的先机等因素使得这些地区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快速增长。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便利的交通也为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带来了更多工业化的机会。以苏南乡镇企业、浙江个私民营企业、珠三角“三来一补”为典型的东部沿海农村快速工业化，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沿海地区出现了城乡一体的城市带，村庄被纳入到城市带中发展。与东部沿海地区不同，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也有比较大的发展，但到了1990年代，中西部绝大多数乡村工业都消失了，农民收入越来越依靠进城或到沿海地区务工经商。此时，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两类：一是农业收入;二是外出务工经商收入。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或到沿海务工经商，农村人财物流出农村流入城市，农村出现的空心化问题越来越普遍。
基于此，可以形成一个关于农村地区的二元论述框架，即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和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的农村，分别简称为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虽然经济地理位置是划分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的重要依据，但并不是唯一依据。东部农村可以包括中西部高度工业化的发展区域;中西部农村同样也可以包括东部沿海工业化不足、以一般农业为主导的区域。这个意义上讲，本文所讨论的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是两个相对而言的理想类型。
二、东部地区的村庄结构
（一）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
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因其工业化的路径差异，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以苏南为代表的由村社集体兴办工业的模式;二是以浙江为代表的个体私营企业兴办工业的模式;三是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三来一补”工业化模式。三种模式都带来了农村快速的工业化，农业收入和就业占比越来越低，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在很短时间就完成了由农业向工商业的就业转变。需要说明的是，苏南集体性质的村办企业在1990年代进行了企业改制，仅有极少数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保留下来，绝大多数集体性质村办工业改制为民营企业。
东部地区农村的工业化与东部地区城市的快速发展联为一体，互为因果，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形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城市经济带，已经工业化的农村融入到由区域性大中城市带动的区域经济中。东部地区农村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而且形成了一个办厂经商致富的企业家阶层。经济发展带来土地升值，不仅集体土地上所建厂房可以出租收取租金，而且农民住房也越来越具有财产性功能。概言之，东部地区农村因为工业化而产生了三个重要的结果，一是非农就业机会大量出现，不仅本地农民大量进入非农就业，而且有大量中西部地区农民来东部地区寻找就业机会;二是农村形成了一个富裕的工商业主群体;三是集体性质村社土地大幅度增值，土地成为重要的资源。
以土地增值收益为典型的集体利益如何分配?村民自治如何实现?基层秩序如何保持?这些都会影响到村庄社会结构，同时，这些基层治理的问题又受到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与制约。村庄社会结构成为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村庄社会结构又尤其受到村庄社会分层的影响。
（二）工业化背景下的社会分层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层比较简单，主要原因是经济未分化，所有人都是公社社员，都出工挣工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虽然有政治身份，承担管理职责，但他们与一般社员经济收入差异不大，他们同样不脱产挣工分。分田到户之初，所有家庭都按人平均获得了承包地，因此也都有相差不多的农业收入。随着快速的乡村工业化，东部地区农村开始形成一个工商企业家群体，这个群体人数不多，收入很高，能量极大;大多数农民则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逐步脱离农业，成为了依靠务工获得收入的群体。
以经济收入和社会位置来对东部地区村庄中的农民进行划分，大致可以划分出六个层次的群体：第一层，工商企业家群体;第二层，企业中层，技术骨干;第三层，个体工商户，副业，规模种养业;第四层，普通务工群体;第五层，进行农业生产的老人群体;第六层，贫弱、边缘群体。此外还有村干部群体，村干部群体大致介于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因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路径的差异，村干部的位置结构略有差异。
东部地区农村的工业化发展产生了一定规模的乡村企业，形成了工商企业家群体。企业的经营活动虽然对接全国市场，但企业的经营场所在村庄内，生产行为发生在村庄内。工商企业家群体要与地方政府部门以及村干部打交道，要办理营业执照，要纳税，要环评，要信贷以及需要土地和厂房。他们与村庄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的生产生活行为对村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具有极强的社会能量和动员能力。因为经济发展路径的差异，东部沿海地区有三种不同的村庄企业，一是个体私营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以浙江为典型，这些民营企业规模不大，数量众多，其主要生产场所和企业家的生活世界都在村庄;二是由村社集体企业转制而来的民营企业，以苏南为典型，这些民营企业规模巨大，相当部分已经搬至城镇，其主要生产场所和企业家的生活场所已经脱离村庄;三是以“三来一补”为主要特征的外来资本，村庄主要提供厂房招租，企业家不是本村人，村干部在对接企业资本方面起到主导作用，典型如珠三角农村。
乡村工业发展带来了大量中层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这些岗位收入比较高，工作也相对体面，一部分村民进入到这些中层管理和专业技术岗位，获得较高收入和相对体面职位，成为村庄中上层。因为依托于企业，这一层次村民具有一定依附性，要受到企业家的支配。
第三层的个体工商户、副业从业者、规模种养业主，收入可能与第二层相差不多，但远较第二层自由自主。第四层是主要靠务工来获得收入的村民群体。因为已经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本地劳动力也要与外来农民工一起竞争工作岗位，工资收入不可能太高。第五层是仍然从事自家承包地种植的老年人群体。这个群体往往不是一个独立的层次，因为他们的子女一般都有其他就业与收入来源。第六层是村庄贫弱、边缘群体，主要是家庭劳动力严重不足，尤其是家庭成员有重病、残疾导致收入不足、经济困难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数量比较小。
（三）社会分层态势下的村庄结构
在东部地区，工业化浪潮下，乡村企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流入寻求工作机会，土地价值攀升。因为土地属于村社集体所有，村庄不仅是集体土地的所有者，而且是最基层的行政单元。以村干部为主体的农民集体享有管理支配土地的权力。此时，村干部位置的含金量就非常高，谁来当村干部就变得十分显眼且重要。在村干部人选的激烈竞争下，以浙江为代表的东部农村逐渐形成了企业家群体替代传统型村干部的趋势，呈现出“富人治村”的局面。在苏南农村，集体性质的村办工业负责人往往就是村干部，1990年代企业改制，这些村办企业负责人的村干部同时也成为了改制后的企业所有者。珠三角地区，村干部掌握着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分配权，在招商引资的背景下面，个人有机会通过参与工程项目致富。简单地说，东部地区村干部基本上都已经企业家化了，或富人化了。无论是企业家当村干部，还是村干部变成企业家，在东部地区农村，企业家与村干部身份出现了明显的合二为一，甚至出现了“富人治村不可逆”的情况。企业家竞争村干部职位最基本的途径是通过村委会选举，富人之间的竞争垄断了富人成为村干部的机会，一般农户既缺少竞争村干部的实力，又缺少竞争村干部的愿望。
企业家之所以要当村干部，主要目的并不只是要掌握集体资源的分配权，而是更希望通过当村干部来建立更加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有助于企业发展。对于企业家来讲，村干部身份是很重要的信用资源，也是与政府部门建立联系的最佳通道。企业家因此更愿意在竞选村干部时投入资源，甚至贿选。富人之间的贿选，谁出钱多谁就更可能选上。激烈竞选会将村庄各种关系动员起来，全村村民都参与到村庄选举中来。以选举为契机，村庄不同群体之间形成联动。
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富裕的企业家阶层通过求异来获得更高声望。尤其是全村村民参与的人情上，企业家群体可能办豪华婚娶，支出高额人情。规模巨大、规格很高的红白事会带来巨大的声望上的优势。富裕的企业家也有经济实力举办这些仪式。但同在熟人社会参与人情往来的一般农户，不仅举办红白事的仪式规格难以达到企业家的档次，而且人情支出也会因数额太大而感到吃力。家庭经济收入比较多的农户通过模仿“求同”来保持作为村庄一员的基本体面感。村庄贫弱农户越来越没有保持“求同”的能力，逐步退出村庄人情往来，从而变得越来越边缘。
由此，东部地区村庄逐步形成四大社会阶层，一是人数比较少、能量极大的富裕的企业家阶层，主职村干部往往出自这一阶层。这一阶层是村庄主导阶层。二是中间阶层，包括前述二、三两层。村庄经济越发展，就有越多的企业中层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就有更多村庄获利的个体工商业机会、副业收入机会，从而就有一个更大的中间阶层。这个规模比较大的中间阶层与中西部农村往往只有很小规模的“中坚农民”构成了鲜明对照。这个中间阶层有能力跟上富裕企业家阶层的消费，在村庄治理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三是中下阶层，主要是缺少较高收入机会、以进入劳动力市场来获取务工收入的农户家庭，这个群体人数比较多，一般要占到全村一半左右的农户，其收入相对有限，而支出压力很大。他们努力跟上越来越高的由村庄企业家创造、中上层跟从的消费潮流，但明显越来越力不从心。在村庄治理中，这个群体显得被动。四是村庄中的贫弱群体，这部分农户的人数很少，且往往会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也会有中层农户因为天灾人祸而落入到贫弱群体中。他们很难有能力参加村庄中的消费竞赛，他们甚至退出村庄人情往来。
东部地区的村庄，经济发展带来经济分化，带来社会分层。社会分层进一步发展为社会排斥机制，村庄贫弱群体被排除到结构以外。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角度看，东部地区的村庄形成了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这是一种高度分化的结构。村庄熟人社会背景下，富裕企业家阶层在村庄的主导地位及其竞争机制，使这样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仍然变得紧张。
三、中西部地区的村庄结构
（一）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剩余
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的村庄，我们简称为中西部村庄。这些村庄的主要特点是，村庄缺少工业以及其他非农业收入，农民主要收入来源有两类，一是农业，二是外出务工经商。这样的村庄要占到当前全国村庄总数的70%左右。相当部分地处沿海的村庄因为缺少二、三产业机会，也可以看作是中西部村庄。
分田到户以后，中国农村普遍形成了“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格局，农户家庭经营面积比较小，分田到户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沿海乡村工业的发展最终引发全国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在1980年代末，乡镇企业产值占到全国总产值的1/3左右，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农民也有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务工经商机会。1990年代开始，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状况不佳，甚至纷纷破产，农民开始跨地区流动，到大中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经商，从而形成了当前中西部农村普遍存在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
（二）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分层
因为缺乏乡村工业，当前中西部农村几乎没有企业家阶层。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其中部分农民通过承包工程、经营生意而有较高收入，成为村庄中的富人。不过，因为中西部村庄基础设施普遍不好，有能力进城的高收入农户大都全家进城，在城市生活，脱离了村庄。先富起来的农民在城市获得收入，又在城市生活，他们在发财致富以后就脱离了村庄，很少参与到村庄生产生活中来。这个意义上讲，在村庄以外发财致富的村民群众与村庄本身的关系不大，不能算作村庄内的阶层。
由此来看，当前中西部村庄中普遍存在的阶层大致有以下四个：
第一层，外出务工群体。这个群体是有能力进城务工经商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的父母、子女往往留守农村，且父母仍然耕种自家承包地，从而形成了典型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在当前已经形成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务工收入的多少与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成正比。有的家庭有较多劳动力，且可以离开家乡到务工收入最高地区务工，这个家庭的收入就最高;若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比较少，且因为要照顾家庭，无法远离家乡外出务工，他们的收入就比较低。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因为有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收入，有老年父母留村务农收入，同时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就使得这样的农民家庭每年经济上都可以做到收大于支、经济有节余。这是当前中西部农村最典型的农户家庭收入模式。
第二层，中坚农民阶层。一般来讲，仅靠种自家承包地，中西部农民家庭很难维持体面生活。尤其是当绝大部分农户家庭可以获得务工经商收入时，对比之下，仅仅耕种自家承包地的农户家庭，其收入就会处于村庄贫困水平，甚至无力参与村庄人情往来。有一些农户，父母太老或子女太小，或不愿意外出务工经商，他们要留在村庄且保持体面的生活，就必须有其他农村收入来源。这些收入来源包括，通过流入其他农户耕地扩大耕种规模，从事养殖业，购买农机提供农机服务，开小作坊，跑运输，开商店，种经济作物，当农村经纪人等，从而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水平的收入。这样一个主要收入来自农村、社会关系全在农村、未离开村庄、保持了家庭生活完整的年富力强农民家庭就是我们所讲“中坚农民”家庭。这样的“中坚农民”家庭在中西部农普遍存在，比例不大，约占农户总数的10%左右。
“中坚农民”家庭的产生缘自农村仍然存在的各种获利机会。城市提供的务工经商机会吸引了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这些进城务工经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将一些本来的农村获利机会让出来了，从而使留村青壮年劳动力可能获得这些机会，成为“中坚农民”。相对来讲，资源越是丰裕的地区越是容易产生“中坚农民”，比如，人均耕地越多，留守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就越有机会扩大自己的耕种规模，以及越有机会通过农机服务来获得农业服务收入。相对来讲，资本下乡会极大地挤占“中坚农民”的获利机会。
第三层，贫弱农户。除以上“半工半耕户”和“中坚农户”以外，中西部农村还有部分贫弱农户，这些农户既无外出务工收入，又缺少除自家承包地以外的其他农村收入来源，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种自家承包地，虽然收入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却很难有积蓄，也难以维持村庄人情往来，成为村庄贫弱农户。
贫弱农户之所以贫弱，主要是家庭缺少有能力外出务工经商的青壮年劳动力，或家庭中有父母卧床、子女残疾需要留守照料，从而无法获得务工经商收入，同时又缺少在村庄获利的能力。这样的贫弱农户占比不大，且一般都可能随着年幼子女长大成人而改变贫弱格局。
（三）去分化机制之下的村庄结构
中西部农村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是村干部。一般来讲，村干部是不脱产干部，拿误工补贴。因为真正工作的任务不大，误工补贴也不高，要远远低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因为当村干部，就不可能外出务工经商。这样，村干部家庭收入中就可能缺少外出务工收入，而只有种自家承包地的农业收入，这个不多的农业收入加上村干部误工补贴，其收入水平就远低于“半工半耕户”和“中坚农民”，极有可能落入到贫弱农户的层次。但村干部都是农村社会精英，若只有家庭农业收入和不多的村干部报酬，这个村干部是当不下去的，结果就只有两种，一是村干部想方设法在不离村的情况下获取其他农村收入，从而“中坚农民”化;二是辞职进城务工去，由有能力在村庄获得收入的“中坚农民”来担任村干部。中西部农村村干部“中坚农民”化是必然趋势。
当前全国中西农村，农户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半工半耕”户，二是“中坚农民”，三是贫弱农户，其中有一些“半工半耕”户在城市务工经商运气特别好，具备了在城市安居的条件，甚至成了大老板，他们就离村全家进城安居去了，这样一个主要依靠城市务工经商机会成长起来的富裕农户很快就脱离村庄，成为了城市一员，他们的收入机会和生活状况都与村庄无关，因此不再计入村庄内的分层。村庄贫弱农户也很可能因为家庭周期的原因，随着子女长大成人可以外出务工经商，从而改变家庭收入状况。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广大的中西部农村，村庄内存在着一个去分化的机制，农户之间的分层不明显，某种意义上，村庄中还没有产生出分层出来。中西部农村村庄缺少分层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农户之间的平面竞争。比如办红白事、建房子、买小车等方面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只涉及到面子，而可能有更实质的内容，其中之一是年轻子女婚嫁问题。在当前普遍存在青年男女性别失衡的情况下面，适龄男青年要娶上媳妇，就要有相对优势的条件，比如出得起彩礼、建得起或买得起房子。男多女少，婚姻市场上女方要价越来越高，一般农户就只可能借代际剥削将压力向家庭中老年人转嫁。因此，农村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后就可能成为家庭“拖累”，从而可能受到不公平对待。年轻人成家后也可能继续剥削父母。在相对贫困的山区和一般农业型地区的贫困家庭，婚龄男性错失婚期成为光棍。因为缺少对未来的预期，这样的光棍家庭可能放弃人生努力，今日有酒今日醉，在外面打工一个月，回家吃一年，时间不长，便在智力和体力上都变得迟钝起来，这样就成为了农村最无希望的贫弱群体。
与东部村庄不同，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不仅青壮年劳动力普遍进城务工经商，而且村庄高收入群体在具备进城安居能力后大都全家进城，由此出现了农村人财物的流失，村庄缺少可供分配的资源。在村庄缺少资源且村庄缺少需要以村干部身份来获得办厂经商资本企业家群体的情况下面，村庄选举就缺少参与者，激烈的贿选也就不大可能发生。
四、村庄社会结构的东中西差异
笔者过去的研究中，通过对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考察，将中国农村依南中北进行了区域划分，分别是南方团结型的宗族村庄，北方分裂型的小亲族村庄，中部分散型的原子化村庄。这个划分是依据历史文化因素落实到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上进行的，对于理解中国南中北三大区域村庄社会结构，认识村庄结构的南北差异，理解农民行为以及乡村治理，都具有重要意义。
以下我们试图在前面讨论的基础上，对因为经济因素带来的村庄社会结构差异进行讨论。经济因素首先表现在村庄内农户职业及收入上面。一般来讲，村庄社会分层不是按个人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因此，我们以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对东部和中西部农村农户社会分层及其之上的社会结构进行讨论。
表1中，我们将东部和中西部农村的农户均按收入分为五个层级，但在不同地区，这五个层次人员构成及其占比差异很大。
（一）上层结构的差异
东部地区的上层是由企业家群体构成，且这些企业家的生产与生活大都仍然依托村庄，是村庄生活的参与者，是村庄政治的积极分子，是村庄象征性符号的主导者。理解东部地区村庄社会结构的关键就是理解村庄富裕的企业家阶层。企业家阶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决定了村庄政治的基本格局。比较而言，中西部农村，村庄中即使有农民致富，他们也往往是在村庄之外办厂经商承包工程致富。一旦有能力进城了，他们大多会搬到城市安居，而不会在村庄生活。也就是说，中西部村庄中的富人，无论是收入来源还是生活场所都缺少与村庄的联系，富人基本上不参与村庄政治，缺少与村庄的联系，是村庄中的外人。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富人基本上不在村庄社会结构之内，不构成村庄社会结构的一个部分。
东部地区中层包括两个群体，一是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岗位，某种意义上也包括村庄雇请的工作人员和一般村干部;二是个体工商户，规模种养户。这两个群体的收入相差不多，差异有两点：第一，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岗位都受制于村庄企业家，因为正是富裕的企业家雇请了这些人员。某种意义上，一般村干部也是由主职村干部所决定聘用的，而主职村干部大多是由村庄富裕的企业家担任。个体工商户和规模种养户则相对自主。且发达的东部地区，因为经济发达，村庄有着众多各式各样的获利机会，而在村庄中形成了一个数量比较大的个体工商户群体。第二，前一个群体是被雇佣，后一个群体是自雇。
（二）中层结构的差异
中西部农村中，因为富人进城了，不参与到村庄社会结构的型构，村庄中层就对村庄社会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收入来看，中西部农村有两个群体的收入相差不多，就是“中坚农民”与“半工半耕户”，“中坚农户”人数不多，但因为留守农村，且保持了家庭生活的完整，而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正是中坚农民为中西部农村提供了村干部的主要来源。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中坚农民是中西部农村治理的主导者。不过，中坚农民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规模太小，实力与“半工半耕”户相差较小;二是“中坚农民”不稳定。实际上，“半工半耕”户与“中坚农民”之间很容易形成转换。进城务工经商青壮年劳动力若在村庄找到获利机会，他们就返乡成为了“中坚农民”，而“中坚农民”破产了，他们就可能进城务工经商，从而转化为“半工半耕”户。因为村庄获利机会有限，不可能容纳太多“中坚农民”，在“中坚农民”和“半工半耕”户之间虽然会有转化，“中坚农民”却始终只占较小比重。“半工半耕”户是以年轻子女进城和年老父母留守为代价的，虽然“半工半耕”户的家庭收入可能超过“中坚农民”，却因为年富力强家庭成员的进城，而无力在村庄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无力在村级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无论如何，东部地区中层的平均收入要远高于中西部农村的中层。但在村庄治理方面，东部地区的主导阶层是富裕的企业家阶层，中部地区则是“中坚农民”。
（三）中下层结构的差异
再来看中下层。东部地区中下层主要指除务工收入以外缺少其他收入来源的农户，这样的农户数量不是太大，因为村庄中有着较多其他获利机会;但这个群体的规模也不能算太小，在东部地区村庄，依靠务工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下层占比在30%—70%之间。之所以将这个群体列为中下层，一是这个群体的收入水平普遍比上层和中层要低，二是这个群体要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此外，这个群体还会在村庄熟人社会中感受到强烈的由富人主导的仪式性人情竞争的压力，高额人情竞争等象征性仪式费用与相对有限收入形式巨大落差，他们感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被结构甩开的压力，他们必须努力工作、精打细算，以保持在村庄结构中的位置。
中西部农村中下层主要是缺少外出务工收入且缺少种自家承包地以外农村收入的农户，这样的农户缺少强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又缺少村庄其他收入机会，仅仅种自家责任田，在附近打点临工，收入仅够维持温饱，甚至缺少参加一般村庄人情往来的能力。在中西部农村，这样的农户数量不多，因为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都有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而将承包地留给中老年父母耕种。只有那些家庭缺少青壮年劳动力、或因为父母卧床不起、照顾孙子女而无法外出的农户，才会在一个有限的时期落入到这样的下层处境。随着子女的成长或卧床父母离世，这个家庭很快就可以通过进城务工进入到村庄的中层。
（四）下层结构的差异
最后是村庄下层的贫弱农户，无论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都存在着一个人数有限的下层群体，这个群体的主要特点是家庭缺少劳动力，家庭成员有重病残疾人员，因此需要依靠低保来救助。村庄贫弱农户数量都很少，但构成往往比较复杂，且可能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面成为村庄治理中的难题。比如，对于东部地区来讲，贫弱农户被排斥在村庄社会生活层面以外，从而不再顾忌村庄基本规范而成为上访者。
简言之，东部地区村庄已经高层分化，村庄治理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均与这个分化的结构有关。中西部村庄则存在去分化的机制，经济社会结构缺少分化，是低度的分化，中西部村庄治理状况也与村庄经济社会结构的低度分化密切相关。
五、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和村庄的未来
我们再来比较东部村庄与中西部村庄，其中大部分内容已在前面讨论过，在前面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列表如下(见表2)：
其中，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问题;二是东部村庄是中西部村庄的未来吗?
（一）村庄治理的基础
东部村庄高度分化的村庄社会结构，使占据村庄主导地位的富裕企业家阶层成为村庄治理的主导力量，富裕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与结盟决定了乡村治理的基本面貌。东部地区村庄富裕的企业家之所以要当村干部，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村庄密集的资源，二是村干部的象征性地位，三是村干部职位可以为企业发展带来的各种便利。村庄富人通过竞争象征资源，以举办高档婚礼等等仪式和送高额人情积累社会资本，将一般村民排斥出村庄权力的竞争。富人之间的竞争又会在村庄中形成对各种现代的传统的关系的充分利用，甚至形成派系。派系竞争不是表现在不同的社会分层之间即不是表现在上层与中层或中层与下层的竞争，而是上层富裕的企业家分成两派相互竞争，从而将全体村民卷入到村庄政治中来。如果上层有了合谋，村庄政治就不再存在竞争。总体来讲，东部村庄富人治村不可逆，一般村民失去了村庄政治的效能感。
中西部村庄分化程度不高，村庄也缺少资源，村干部职位越来越与村庄“中坚农民”密切联系起来。要么村干部“中坚农民”化，要么由“中坚农民”来当村干部。村级治理的主要目标也是基础性的维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在当前越来越多国家转移支付的背景下，中西部村庄治理的一个重点也是难点是保证国家资源的顺利落地。相对来讲，东部地区的村庄治理正变成发展的目标，比如美丽乡村建设。村干部如何动员全体村民参与到改善他们自己生活环境的事业上来，成为当前东部村庄干部的一个挑战。
（二）村庄的未来
很多人以为，未来中西部农村的社会结构会向当前东部地区演变，东部地区的村庄结构和乡村治理为中西部农村提供了预演。这是完全错误的。当前东部地区的状况得益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之初乡村工业的快速发展使东部农村工业化了，其中之一就是村庄形成了大量的经营性建设用地;二是东部农村已经融入到沿海城市经济带中。所以，东部地区农村成为了人口流入地区，村庄已经具备与城市相差甚少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
而中西部农村因为失去了工业化的先机，农民不断流出农村进入城市，农村逐步变得萧条，最终，大多数中西部村庄会消失。只是中国数亿农民进城一定是一个漫长且反复的过程，在农民尚未能完全在城市安居，进城农民可能失败而返乡，及仍然有大量农民留村的情况下，中西部农村治理就必须以保持基本秩序为目标。在中西部大多数农村消失的过程中，总是农村精英首先进城，而进城失败农民返乡，村庄因此不断地产生一个去分化的机制，村庄治理因此就需要有更多国家资源的支持。
【贺雪峰：《论中国村庄结构的东部与中西部差异》，《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请见谅。阅读带注释的原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请点击上方蓝色的“学术月刊”，或扫描文末的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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