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最近，南街村因为工人维权闹得沸沸扬扬，某些左派也对它大事攻击，我觉得有必要将前年写的一个访后感原封不动地在这里发一下。当然，我在这个随笔中对它对工人权益的侵犯是估计不足的，但我还是认为它在这方面并没有超出社会平均水平，只是贯彻了外圆的原则。我支持工人维权，但不赞成脱离社会大环境而针对个别企业。一些人因为理想幻灭攻击南街村，却没有反思自己的理想是否脱离现实太远。南街村的优越性在于组织起来、克服了单个农民在市场中难以生存的局限性。至于民主管理，好像体现得不是很明显。对外，就是集体资本主义，外圆内方，这是外圆的内容之一。南街村毕竟是一个经济组织，它很难在理想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南街村访后感
从7月17日晚入住南街村宾馆，到7月19日中午离开，我们一行在南街村参观访问将近两天。主要有以下收获和感想：
首先，初步澄清了一些误解和歪曲。(1)有些人说，南街村本来计划修建一道长城，将本村与外村隔离开来，只是因为缺钱，才被迫停下来。接待办的段主任告诉我们，长城是作为一个景点建设的，朝阳门是原来临颍县南关城楼。我们认为，这个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实在看不出南街村将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的必要，它实行外圆内方的政策，不仅深深卷入市场经济大潮之中，而且有1万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在本村工作，还有面向全县招生的南街村高中。如果说建围墙是出于治安的需要，那也是说不通的，因为现在围墙没有建起来，可是南街村村民住房以及职工宿舍并没有装上防盗网。相反，作为景点是说得通的，而且为什么把这个景点设在面向临颍县城的一面，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只要你到朝阳门那里望望长城内外，就会发现南街村的整洁有序与外面东街村的脏、乱、差简直有天壤之别，这难道还不是一个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展示南街村优越性的理想场所吗?我们曾经登上朝阳门外的谯楼四下观望，周围的乱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顺便说一句，这谯楼里面也供有一尊毛主席像。当然，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长城这个景点为什么没有开放，以后再去一定问个清楚。
(2)有些媒体说南街村在2004年已经股份化了，其中王宏斌本人持有9%的股份。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段主任告诉说，那是为了上市需要进行的包装。2004年经济形势大好的时候，有证券公司上门，要给南街村包装上市。村党委认为，一上市，就不可避免地要服从资本的利益，坚决不干。2008年，南街村经济形势不好，特别是资金紧张，证券公司又找上门来。村党委本着外圆内方的方针，准备将调料厂上市。证券公司认为以集体的名义上市不利于融资，所以才做了股份制包装，实际上是属于集体的。而且，上市最终没有做成，因为手续比较繁琐，村党委嫌麻烦，就放弃了。我们认为这个解释也是说得过去的。当然，有人会说，如果当时调料厂上市成功，会留下化公为私的法律隐患。但我们认为，只要王宏斌在，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
(3)有学者对南街村的财务情况与整个国民经济的财务情况进行了对比，发现南街村的经济效益明显低于整个国民经济，却可以得到农业银行源源不断的贷款，南街村一度负债达16亿元，因此他认为南街村的奇迹是政治支持的结果。还有媒体就南街村个别企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大造舆论说，要不是政治支持，南街村早就破产了。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根据段主任以及另一位年轻干部的介绍，我们得知，南街村获得银行贷款始于1995年，当时朱镕基副总理在考察南街村之后说，南街村农副产品深加工搞得好。于是银行贷款就来了，不仅提供贷款，而且希望南街村只给利息，不还本金。当时南街村效益好，其实是不需要贷款的，但是银行找到一个可靠的客户，巴不得多贷点，甚至为此托关系、走后门。因此，南街村敢于负债经营，不完全是王宏斌敢想敢做的结果。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南街村整体上从未达到资不抵债的程度。至于个别企业资不抵债而可以不宣布破产，那是南街村内部治理结构导致的：南街村所属各个企业虽然名义上实行独立核算，但实际上是只负责生产，不负责经营，个别企业即使资不抵债，也有村集团总公司兜着，除非它认为没有维持的必要了。南街村的债务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据说一部分贷款是被冲销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2008年以来，银行紧缩银根，对南街村也变了脸，不仅不再想法设法给贷款，而且连本金都要收走。南街村认为不合理，说：过去你们想方设法塞贷款，所以我们才铺这么大的摊子。现在你们又要把资金抽走，这不是坑人吗?况且我们又不是给不起利息，为什么不让我们慢慢偿还?于是，双方僵持不下，这就是欠款不还的由来。在此期间，南街村资金极度紧缺。流动资金不敢以集体名义存入银行，害怕被收走冲账，只得以干部个人名义分头存入。后来，作为妥协，南街村偿还了部分本金，支付了利息，而银行也放弃了部分本金。目前了解的事实大致如此。可见，南街村的债务问题虽然不无政治因素，但决不仅仅是政府支持南街村的结果。况且，小岗村得到的政治支持还少吗?为什么稀泥巴扶不上墙呢?至于南街村经济效益低(2014年总资产20亿，利税1.5亿)，这个还需要研究，以农副产业加工为主显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另外，据南街村的干部说，南街村从2013年起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坚持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这与经济效益较低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访谈的过程中，还形成和强化了几点关于南街村的认识，主要是：
(1)南街村并非完全的集体所有制。首先，南街村一度有四个合资企业，包括与外商的合资。现在有一个合资企业的日资退出了。
其次，南街村的集体经济显然具有集体资本主义性质。尽管某些一贯宣扬不问姓资姓社的人提到这个事实时总带有酸不溜秋的怪味，但南街村的集体资本主义成分是无可争辩的：在南街村集体经济就业的本村村民只有1000多人，而外来务工人员高达1万多人;这1万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是按市场价格决定的，而且原则上不得享受本村村民的福利。但也必须指出的是，南街村的这种资本主义是温情脉脉的：它给所有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免费的吃住，包括宿舍的水电费也都是全免的(当然，来自临近村庄的务工人员一般不愿意在这里住);它授予工作满10年以上、获得先进工作者的外来务工人员荣誉村民称号(工程技术人员不受工作年限限制)，荣誉村民享受村民福利待遇，听起来条件苛刻，但迄今为止已有20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获得荣誉村民称号。如果再考虑南街村利润率较低，这种集体资本主义的色彩就更淡了。
第三，南街村村民内部实行以福利为主、工资为辅的分配制度(工资福利三七开)，福利制度带有按需分配色彩、平均色彩(比如两代人住75平米的房间、三代人住92平米房间)，高层干部和在本村入党的党员都领取250元的月工资，带有某种共产主义色彩或平均主义色彩，与集体经济的按劳分配有明显不同。
(2)南街村模式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很可能在王宏斌之后发生演变，甚至向股份制蜕变。南街村模式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是“250群体”，包括主要干部、本村党员，大约500人，他们在经济发展中、在全村治理中的作用大，权力也大，但工资明显低于村民职工(月工资3000左右)，属于明显的利益受损群体。当然，村委会对他们也有一定的补偿，对外交往费用包括一部分私人性质的交往费用都由集体报销(比如有的干部去外地探亲，村委不仅报销路费，而且发一份产品作为礼物)，但这毕竟只是补偿，而不是对其劳动成果的适当报酬。因此，为了维持这种分配制度，必须大讲“政治挂帅”，大讲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应该说，大多数干部都达不到王宏斌的境界，所以这种分配制度的维持最终要靠王宏斌的个人权威。一旦这种权威不在，这种分配制度也很难维持下去，“250群体”必然要求调整收入分配。如果在不触动各种隐性补贴的情况下把他们的工资增加到3000元(这里且不考虑经济发展和职工收入增长)，则每月将增发工资150万元，每年增发1800万元。但更可能的是比这个标准翻一番(不要求补偿过去的物质损失已经不错了)，届时对经济必将产生很大的冲击。如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则干部有可能要求流动就业，以及对存量资产进行股份化改制。必须指出的是，就是在目前，南街村的“政治挂帅”也已经在退潮，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画面是：广场上“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的标语中“光芒”两个字不通电了，晚上看不见，也没有得到及时修理，被我们这些外来参观者目击了。还有，传说中的民兵24小时为毛泽东塑像站岗的现象也没有看见，一问才知道南街村现在根本就没有民兵，费用太高，负担不起。另外，原南街村二把手、村委会主任王金忠贪污巨款、养情妇的丑闻，也说明南街村现有制度的脆弱。(顺便指出，有干部认为，二把手的丑闻在一定意义上是王宏斌造成的：二把手贡献很大，但荣誉却被归于班长一人，所以心理失衡，于是在物质方面寻求补偿。可见，王宏斌虽然也是250一族，但他只是物质利益受损者，不算真正的利益受损者)
除了“250群体”以外，有些村民也有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南街村虽然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村容村貌等方面做出了远远超出农村水平的成就，但它到底只是一个城镇化的农村。受大中城市明显高出一截的经济文化诱惑，许多青年学生用脚投票，选择了离开。到一定年龄之后，部分父母可能因为要投奔子女而提出股份化的要求。就是在目前，也有部分村民嫌工资低，要求出去谋职业，现在村里已经对此有所变通，规定：一户只要有一个劳动力在村里上班，住房等家庭福利就可以享受。如果在王宏斌之后发生来自上层的股份化革命，村民中肯定会有部分人起来响应的。更为重要的是，据我们目前的观察，南街村村民在本村事务中总体上属于消极服从角色，王宏斌的政治挂帅主要是在对干部进行群众路线教育，两参一改三结合总体上是在走形式，大多数村民没有也很难被组织起来参与管理。到上层闹股份化的时候，大部分村民虽然没有外出就业的想法，但未必会有反对股份化的自觉，反而有可能因为短期利益而选择盲从。
简而言之，南街村模式的不稳定性，在于它利用政治挂帅和个人魅力扭曲价值规律，实行脑体倒挂的分配制度，利用福利制度约束村民的流动，以及用以福利为主的分配制度限制村民的消费选择，因此它在王宏斌之后一定会发生演变的。至于是否会股份化，如果届时合理地调整收入分配，并对村民的流动给予适量的补偿，这种前景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3)不管未来发生什么变化，南街村模式的历史意义都是不可磨灭的。如果南街村未来发生“250群体”一定幅度的涨工资现象，以及提高工资在分配中的比重，我们认为这属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正常调整，不会对南街村的经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如果能够在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还有可能进一步做大做强。但是，股份化将开启追求眼前利益的潘多拉魔盒，驱使人们把注意力转向变现或资本运作，生产和长远利益将被轻视。在这种情况下，南街村经济(不仅仅是集体经济)走向解体，也不是没有可能。考虑到南街村的产业结构低下、利润微薄，这种风险就更大了。
即使发生这种最糟糕的事情，也无法掩盖南街村模式曾经的辉煌。而南街村之所以能够创造这种辉煌，最基本的一点是因为它走了集体经济的康庄大道，避免了单个农民和单个农民工在市场中苦苦挣扎、被零割细剐的局面，单就是这一点，它就远远地胜过小岗村的羊肠小道;而以王宏斌为首的南街村干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目光远大，立足长远，并且善于抓住机遇(抓住乡镇企业发展的机遇，抓住农业银行送贷款的机遇)，适时做大做强，可谓快马加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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