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7年夏于浙江缙云举办的“从全球到村庄：乡村作为方法”国际暑期班，秉承“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学术模式创新理念，在立意的前沿性、安排的有机性、理念的跨界性、结构的嵌套性等诸方面体现出鲜明特色，从多个维度开掘了“以乡村作为方法”的理论深意、方法启示和指向价值。
关键词：乡村作为方法暑期班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民族志传播政治经济学
2017年夏，新闻传播学界数个高水平暑期班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风华荟萃，让人目不暇接。在这其中，让人尤为难忘的，是在浙江一个山区小县里的“起承转合”、摇曳生姿。
起
从2015年的“从全球到村庄：传播学如何落地”中加联合暑期调研，到2016年的“传播、文化与全球南方”国际暑期班，再到2017年的“从全球到村庄：乡村作为方法”国际暑期班，“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学术模式创新在浙江缙云进一步深化。最新一届缙云暑期班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由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和缙云县图书馆协办，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和丽水市瓯江文化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余名学员(从青年学者、博士生、硕士生到本科生)齐聚一堂，聆听真知，砥砺思想，走访乡村，更新认知，收获良多。
6月30日，各地学员陆续抵缙报到。当晚，整个国际暑期班活动在著名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曹锦清教授的演讲“土地制度、农民工与城市化”中开启序幕。
在演讲中，曹教授开门扣题，针对本次暑期班主题“从全球到村庄：以乡村作为方法”，指出在思想观念上，我们总是“以现代化为方法”“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方法”。在这样的语境里，农村往往处于“被而能动”“被而不动”乃至“被而反动”的被动境遇。将曹教授以疑问性质提出的点题放在认知正义和价值测度的角度来理解，那么，提出“以乡村为方法”，就具有纠正认知偏差，从历史和理论上重建中国学术主体性的重要意义。
曹教授梳理了国家土地制度的发展历史，指出土地制度作为现代化的逻辑起点对于上层政策以及底层现实的重要影响。曹锦清教授强调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抱持中国立场、民族情怀、百姓视角，高屋建瓴论及中国当下社会议题，为暑期班奠定了宏大的理论基调。正如赵月枝教授指出，这种高屋建瓴的历史阐释和学术主体性洞见，为整个暑期班“开了一个不能再好的好头”。
曹教授的点题开门见山，释题的则属本次暑期班的主要发起者和策划人中国传媒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浙江省“千人计划”专家、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赵月枝教授。
赵月枝教授阐释主旨的演讲“村庄作为方法?理论思考与实践意义”，作为对暑期班主题的开放性探讨，引领大家超越人类学家对仅作为空间的村庄(而不是将之视为一个分析单位)的刻板化经典阐述，以一种米尔斯所称“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心智品质，思考“村庄作为方法”的理论资源、内涵、实践、历史和现实意义。赵月枝教授从城乡关系、村落共同体、村庄有机性和多样性、“三农”主体性以及乡村作为“希望之源”五个层面对于“乡村作为方法”进行了阐释。她在倡导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与民族志、行动研究的结合时深刻指出：如何处理改革时代农民和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称之为“一场世界历史性的‘大转型’”)问题，是我们今天的使命、也是发展有全球视野与中国立场的社会科学的关键突破点。赵教授对“‘乡村作为方法’不是回到前现代或本土主义”的价值指向的楬橥，给人启发、引人深思。
正如本次暑期班招募启事的开篇所言：“全球”和“村庄”都不是简单的空间概念，而是隐含了文化政治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悖论逻辑;也正如赵月枝教授7月1日在浙江省缙云县图书馆举行的简短开幕式上指出的：此次暑期班提出“从全球到村庄”和“从村庄到全球”，旨在挑战资本主义现代化主流叙事，打开主流全球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之外的另类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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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这种“另类想象”，展示“以乡村作为方法”的理论反思、历史反思和主体性反思的，是随后在学员渴求的目光中相继登场的曼殊纳特·蓬达库(ManjunathPendakur)、艾伦·塞特(EllenSeiter)、吕新雨、卜卫等中外学者角度各异、精彩纷呈的演讲。
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的印度裔学者曼殊纳特·蓬达库(ManjunathPendakur)与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著名学者艾伦·塞特(EllenSeiter)以民族志为研究方法，分别考察了全球化了的印度村庄现状以及数字时代的美国女性主义。蓬达库教授的演讲题为《我的村庄全球化了：政治经济学和民族志2.0》(MyVillageGotGlobalized:PoliticalEconomyandEthnography2.0)，在演讲中，他将政治经济学和人种学的民族志方法相结合，从阶级、种姓、性别、村庄的国际化等角度对自己出生的村庄作了介绍和讲述，对长于宏观层面分析的政治经济学与长于微观层面考察的民族志方法的结合做了现身说法的阐释;艾伦·塞特以“家庭、工作与数字民族志：实施具有适恰性、想象力和女性主义的田野考察”(EthnographiesofHome,WorkandtheDigital:Doingadaptive,imaginative,feministfieldwork)为题，从理论和技巧层面展示了如何在传播研究中运用民族志方法。她认为，作为一种从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发展出来的需要长期参与式观察、强调描述性写作的特殊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在殖民主义渊源、时限和方法的严格性、政治视野的匮乏等方面的局限，要求研究者具有自反性。
与曹锦清教授着眼于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相互辉映，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教授“国际共运视野下的‘土改’问题：从列宁到毛泽东”的演讲，接续去年暑期班有关布哈林的论题，将视野转向国际共运史上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追溯社会主义土地问题的源起以及中国革命性质的论辩。作为对曹教授历史论述的维度补充，吕新雨教授展开论述的方式是从现代国家层面，梳理经典马恩列斯著作，以“国际共运”为视野，以“回到马克思”为理论姿态，进行引经据典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关照。吕新雨在演讲中揭示出的中俄(苏)之间存在的直接的不可分割的镜像关系、中国托派和民粹主义之间构成的比较视野，令人印象深刻。正如吕新雨指出的，今天之所以需要从国际共运的历史视野来梳理这段历史，是因为“它不仅关涉着如何重新理解和判断今天中国的国家性质问题，也直接联系着今天中国乡村正在进行的新‘土改’究竟要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
而与蓬达库对政治经济学关键问题的追问(谁有权力，为什么;权力是如何获得利益;谁受益于这些政策?换言之，被问到的中心问题是“谁的利益?”“这些机构及其政策是否存在?”)以及艾伦·塞特运用民族志方法时所特别指出的“对性别的挑战”“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等论述相承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卜卫教授对“民族志研究的研究政治与伦理”的深入展开。
卜卫的演讲，涉及民族志的研究政治、研究技术、批判的社会科学研究架构、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与伦理、民族志研究的挑战等议题，意在从自身丰富的民族志研究经验中提炼出关于研究政治与伦理的批判性思考，以一种强烈的和难能可贵的自反性达到对民族志研究的超越(以及对一种新的社会变革传播学的倡导和力践)。她所提示我们的“研究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没有建构”(相反，每一个研究都有政治，都有建构)，以及她所提出的处理研究政治要问的六个问题(包括“利益群体对研究目的的影响”“学术资源来自哪里?”“研究问题来自哪里?是谁的研究问题?研究要为谁解决问题?”“收集数据的过程：研究者找谁去收集数据，以及在观察或调查时关注或陈述哪些事实或数据?”“如何解释事实和数据?”“如何使用和推广研究结果?”)，对每一个民族志研究者都有积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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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画风、让暑期班在缙云这方热土上更接地气，也让演讲内容往基层经验、方法、传媒和主体性领域进一步延伸的，始自暑期班第三日后虞晓雄等风格各异、各有专攻的专家学者带来的精彩演讲。
缙云县发改局虞晓雄局长以一名地方官员身份带来的讲座“缙云历史文化源流及乡村发展初探”，以大跨度的历史视野和上天入地的广度，在短短两小时内就将缙云历史文化的重要层面为同学们做了有深度成体系的概览。虞晓雄不仅分别从缙云概况、缙云文化以及乡村发展初探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还对“从全球到村庄：以乡村作为方法”暑期班的田野调查主题寄予厚望。无论是从精彩演讲内容还是在演讲中显露出的基层干部的视野、学养、勤勉、担当，都让学员为之刮目。
缙云当地文史专家项一中先生，为学员带来题为“乡村与乡愁”的精彩演讲。在演讲中，项一中从“种子何来”“种子落地”“取名规律”“建设与繁荣”“天灾人祸”“繁盛时代”“黄昏现象”“全面溃败”“回光返照”“乡愁兴起”十个层面，娓娓道来，以一种具有地方感的含蓄抒情和柔软关照，妙趣横生地谈了他对乡村·乡愁的理解。相对于人类学家对村庄的视而不见，这显然是一种带有诗意和温情的反驳;这种以缙云本地乡村历史为切入点，对乡村文明的生动讲述和人文思考，与前述赵月枝教授在释义“乡村作为方法”内涵时强调的村庄有机性和多样性显然不谋而合。
同样别开生面的来自缙云地方文化研究者的娓娓道来，是缙云民俗与乡土文化专家麻松亘先生以浙西南典型山区县缙云为例带来的讲座“古代浙南山区耕读文化初析”。麻先生细致梳理和详实阐释了“耕读传家与耕读文化”“缙云古代的耕读文化”等论题。在总结部分，他指出以亦耕亦读、耕读结合为核心的“耕读文化”具有自身产生、发展、提升的历史传承，是我国乡村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优秀传统文化;“耕读文化”的本质就是不断自强进取，自我提升，追求丰盈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故耕读精神的传承，是家庭、宗教，乃至国家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动力。
基层干部、河阳乡村研究院副院长周春光的讲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问题”，旗帜鲜明地将“社会主义”作为思考农村发展道路和土地问题的关键。其演讲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概念和四项原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四个阶段”“道路问题的讨论为何仍然重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问题”四个部分，以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宽阔视野和既体现文化政治敏锐性又具有时势针对性的思考，使“乡村作为方法”获得基层思考的共振。
四位地方学者的深入参与，让暑期班学员切身感受到缙云的文化绵延、文脉繁盛以及缙云基层干部的见解、思考、坚守和探索。体现了从三届河阳论坛延续至国际暑期班的重要组织原则和理念：基层参与和跨界实践。
而吴飞、邱林川、李其芳等学者/记者围绕传播民族志、个案研究和媒体实践的讲解，进一步拓宽了“以乡村作为方法”在传播学研究方法层面的丰富意涵。
著名传播学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吴飞教授在“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传播民族志研究”的演讲中，分享了自己多年前有关独龙族传播民族志的研究案例，他从“火塘”“教堂”“电视”这三个物的隐喻切入，从“研究问题”“田野对象和地点选择”“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做了总结提炼。在对传播学与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讨论中，吴飞教授回溯了民族志研究方法的谱系，对传播民族志在国内外的发展和现状、为什么要提倡民族志研究、民族志研究的适用范围等问题进行了精炼的带有反思性的梳理介绍。这种凝练的体会分享，帮助学员对于民族志这种“让研究者按照被研究者自己的主张或逻辑去阐释为什么被研究者的生活对他们自己而言是有意义的”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使用快速建立了综观的认识。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邱林川为暑期班学员带来一次内容干练、形式生动的“个案研究工作坊”。在理论解析部分，邱林川教授通过对“什么是个案研究”、个案研究的应用领域等方面的讲解，在短时间里带领学员进行了理论储备;在案例分析部分，邱林川以《十年之城：南海市互联网发展分析》为例，以可观可感的方式，从理论框架、个案界定与研究设计、分析单位、数据采集等方面对这一案例进行细致分析和解读，并为学员总结了个案研究准则。应用个案研究方法要能达到“一叶知秋”而非“一叶障目”的效果，科学的方法固然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邱林川在最后意味深长指出的：个案研究不但是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做人的方法。一个丰富的充实的人生，往往是我们超克了自己成长的经验和包袱。
对于推进“三农”问题解决和新农村建设，涉农媒体扮演重要角色。“以乡村作为方法”对于三农媒体来说是一种日常实践。正因为此，央视农业军事频道记者李其芳博士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涉农报道经验的媒体实践者，其演讲“电视传播中的乡村中国”就有了特殊地位和意义。他从新闻业务角度出发，以局内人的身份和丰富材料，围绕当前乡村电视传播的问题，做了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和实践指针意义的阐述，是对大众媒介与乡村这一重要论题的尝试性解读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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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要渊永”。
本届暑期班有着好几重意味深长的收尾——
7月5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梁君健副教授，作为授课部分的最后一名专家学者，为暑期班学员带来“从田野经验到大众传媒：人类学电影的文化困境”的演讲。演讲着眼影像、技术媒介以及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对文明与野蛮的人类学电影视角的媒介审视。在知识的高度统合性上，用主持人赵月枝教授的话讲不啻“把整个课都过了一下”。梁君健的讲述让大家看到娱乐工业、大众媒介、视觉的娱乐性和叙事性背后的其他要素，以及这些要素是如何与媒介、技术、文化和科学之间发生关联的。人类学电影的不同样貌，正可被视为技术和知识相遇的结果。
“在最彻底的意义上，‘方法’就是主体形成的过程。”如招募启事所掷地有声昭告的，对主体性的审思作为一条强烈线索，贯穿此次国际暑期班课程——无论是曹锦清强调的“不能把中国经验作为西方注脚，而应把西方的理论概念按照中国经验进行语义学上的重新阐述”，吕新雨强调的“在新的拿来主义的基础上回应中国问题”，还是卜卫强调的“找到局内人自己的问题“和”建立中国传播主体性“，更不必说活动发起人赵月枝教授近年来反复强调并身体力行的“在城乡关系视野中建立中国传播研究学术主体性”……在学术与生活合一的意义上，把“方法”所内涵的主体性问题收束和落实在生活抉择和工作方式上的，是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生、西村乡建实验志愿者白洪谭在授课阶段最后一天下午所做的分享“在希望的田野上：一个博士生的乡建实验”。这位乡建行动者现身说法，朴实而生动地讲述了自己在家乡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实践行动。在与我们有着类似处境，但以勇气、决心、热情回到乡村、谋福乡里，同时锤造自我的选择上，白洪谭或是我们许多人关照自我的一面镜子。
7月7日上午，2017批判传播学工作坊作为“从全球到村庄：以乡村作为方法”国际暑期班相对独立的重要环节，是对暑期班的又一重意义上的总结。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的王逍教授为工作坊所做题为“社区营造视野下的中国乡村发展”的主旨演讲，以“社区”和“社区营造”为基本概念，极具建设性地将“乡村作为方法”导向社区营造视野下“涵盖着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等多重关系和谐发展”以及“有赖于社会多种力量的有效整合和高度参与”的中国乡村发展，为社会知识力量参与乡村社区发展指出了有效的理论和实践路径;主旨发言之后，十几名论文作者参与的三场朝气蓬勃、热忱如荼的学术讨论和圆桌讨论、观察分享，包括安徽师范大学马梅、陕西省社科院韩伟、华东师范大学刘一川、中国传媒大学张志华等年轻学者的评议和主持，在井然有致中对此次国际暑期班主题进行了多维度的活泼开掘。工作坊闭幕式上，中国传媒大学龚伟亮提出“对象—目的—方法”序列，指出如果“以乡村为对象”存在弊端和不足，那么“以乡村为目的“是对”以乡村为对象“的克服，而”以乡村为方法“又是对”以乡村为目的“的超越，为本次暑期班主题的阐述打开了另一个层面的纵深。
整个活动的尾声是安排在最后两天的别开生面的田野调研。7月8日，由赵月枝教授带队，暑期班学员和领队一行30多人，进入缙云县三溪乡三溪村后吴自然村考察。座谈会上，吴明军书记生动讲述了自己做村支书这些年治村理政的心得体会，充满实践智慧，令人叹服;7月9日，暑期班学员来到缙云县舒洪镇仁岸村，考察仁岸美丽乡村建设。座谈中，何伟峰书记以朴实无华的语言，介绍了在村双委带领下仁岸村打造美丽乡村、守护青山绿水的经验思路，展示了一个基层村干部的清晰头脑、自信姿态和高尚境界。座谈会的最后在仁岸村会议室里举办的简短而特别的结业仪式，为整个暑期班活动划下了圆满的句号。
纵观此次为期十天的“从全球到村庄：乡村作为方法”国际暑期班，突出的特点之一，在于立意的独具机杼。“以乡村作为方法”作为具有深刻思想性的传播学前沿命题，对于传播学研究的学科重构和研究者的自我反思，具有不容低估的引领意义和指向价值。对于那些孜孜以求于“传播学前沿理论”的好事者来说，今夏缙云这个浙西南山区小县所上演的，正是体现着“巨大的开放性和想象力”(赵月枝)的传播学研究的“尖峰时刻”;其二，在于安排的别出心裁。一种内在的有机性体现在演讲者身份和视角的各不相同、彼此勾连和相得益彰，体现在演讲内容和活动环节设置上的相互对话、彼此辩难和前后呼应;其三，在于理念的不拘一格。其核心仍在于“跨界”：跨越学院派、实践者、媒体人、地方学者、基层干部的界限，在“乡村作为方法”的主旨引领下，共同完成方法的总结和重思，理论的深化和拓展，文化的反思和自觉，并使理论潜力的开掘与基层群众的实践重新结合;其四，在于结构的顾盼生姿。将批判传播学工作坊嵌套于暑期班日程之中，使得学员们不再只是被组织者居高临下安排的、吸收知识和消费学术明星的角色，而是有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就乡村问题提出见解、相互切磋的机会。由于这种独特的连办/套办结构，学员们既是活动的参与者，又是活动的主人翁。
回顾短短十天的历程，许多身影仍在眼前，许多话语恍在耳畔，许多情景驻留脑海，许多感动铭记心间。来自海内外各地的学员暂时抛却都市的繁华喧嚣、离却城市中心主义的理论教谛，在“从全球到村庄”跟“从村庄到全球”的知识与经验跃迁中，接受由乡村至世界再到自我的理论培基和精神洗礼，并像学员詹子琪在暑期班感言中所说的那样：对于村庄升起一种“莫名温柔的情绪”以及“我需要这样的村庄”的朴素情感。
这种情绪，这般情感，有如一粒种子，蕴含着改变的力量。
在暑期班大幕已经落下之际，让我们再来一次“未能免俗”的“温故知新”——正如本次“从全球到村庄：乡村作为方法”招募启事所言：
“以乡村作为方法”，不只是技术性的路径启发，更重要的——正如“作为方法”最初由东亚学者提出（作为方法的亚洲/中国/日本等）时意在强调对于主体性的追求一样——“作为方法”意味着对一种凝固的现成知识的跳脱和打破，意味着通过一种自反性的审视形成新的主体。在最彻底的意义上，“方法”就是主体形成的过程。因而，“以乡村作为方法”，超越作为知识分野的三农研究，更超越乡村传播；结合“从全球到村庄”和“从村庄到全球”的视域转换，以乡村作为方法，意义不止于认识乡村，还在于认识世界；意义不止于认识世界，还在于认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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