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高举毛泽东主义旗帜
——再议“塘约道路”发展方向
乱云飞渡
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崭新阶段，自列宁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时间并不长，而且历经劫难。列宁逝世过早，社会主义实践没有几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没有几年，而且还存在错误;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28年，时间最长，实践内容理论成果最丰富。“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社会“主流”否定毛泽东“社会主义伟大创新实践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称也是“社会主义”，但是从来不提毛泽东“社会主义伟大创新实践与理论”的内容，而“妖魔化”毛泽东时代的宣传甚嚣尘上。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政策，就是“三权分置、土地确权、土地流转”，笔者认为仅批判这种错误观点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正面阐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只有讲清楚毛泽东“社会主义伟大创新实践与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客观性，才能够说明：“干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高举毛泽东主义旗帜”的道理。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
毛泽东这寥寥数语，就揭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政治结构;揭示了社会主义工业与农业经济主体之间的“辩证运动发展关系”，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伟大创新实践”，开创与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崭新阶段：“政治与经济辩证运动发展的特性”。(同时期毛泽东的讲话有很多，左翼人员可以自行求证。)
毛泽东指出：“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公有制，是以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为基础的。”“全民所有制与集体经济所有制”，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政治结构;“社会主义工业公有制，以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为基础”，这就是“全民所有制与集体经济所有制”的政治关系。笔者理解为：“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毛泽东对“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重视的程度，上升的高度，体现出毛泽东极其敏锐的“政治智慧”，深刻洞察到“改变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将会引发社会主义性质质变，也就是“改变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性质发生质变的初因。“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工业公有制的基础”，改变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就会诱发改变社会主义工业公有制，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公有制被改变，引发社会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渐变，最终导致社会主义性质发生质变。这已由“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引发社会主义性质发生质变的错误现实来反证。毛泽东揭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分裂的“反作用”，“改变经济基础，引发上层建筑渐变”的“辩证唯物主义运动原理”。按照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巩固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就是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保护“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就是保护社会主义的“命根子”。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政治结构，即“全民所有制与集体经济所有制”的基本矛盾差异，是由工业与农业“经济主体生产特性”决定的。因为工业是由农业剩余产品发展而来的，工业生产的特点：生产周期短，生产效率高，产品价值高;农业因为农作物的特殊性：生长周期长，生产效率低，产品价值低。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因为“生产的特性”，而造成的“价值差异”，是无人能够改变的。农业产品对于人们生存极为重要，“没有粮食吃，人们就无法生存”。但是社会发展也不能停留在“农业产品”的生产阶段，还需要发展“工业产品”。这样要解决好公有制政治结构的“基本矛盾差异”，就要解决好“工业与农业经济主体”之间协调发展的关系。毛泽东时代“工业与农业经济主体之间的发展关系”，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毛泽东把“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工业主导的服务对象，即指出了“工业与农业经济主体之间紧密的依赖关系”，又揭示了“工业主导为农业基础服务”、“经济发展的辩证法原理”。因为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生产的特性”，而造成的“价值差异”，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产业结构，农业需要工业的扶持，工业主导反过来扶持农业基础，这样国家经济发展才能形成一个“有机统一运动的整体，做到共同发展”，这也是“经济学补矮板水桶原理”。
毛泽东指出“主导为基础服务”的关系，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有机系统整体运动过程的原理。拓展开来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共产党产生于人民之中，反过来共产党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主导不为基础服务”;上层建筑不为经济基础服务;共产党不为全体人民服务等，任何违反这种辩证法运动规律的社会现象，都必定是失败与错误的。就像现代足球运动，任何一个足球队，都会存在“起着核心作用的队员”，如果“起着核心作用的队员”不能为全体队员服务，即不能发挥整体作用的力量，无疑都是失败的。
当今时代，各个国家仍然面临“工业与农业之间如何发展的问题”，这突出表现在中国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上。中国“三农”问题是国家发展的“薄弱环节”，从经济的角度讲：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如：“农业的水利建设、农业的机械化等都需要工业建设的支持。”这为工业主导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农业基础发展是工业产品的需求所在，是拉动工业发展，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农业是基础”，只有“建立牢固的基础”，才能够更好的发展工业。从社会的角度讲：农业人口多，文化程度低，生活艰苦，更需要国家集中“优势产业”给予支持。按照毛泽东主义指引的方向，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就是“工业主导为农村基础服务”。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政治结构，即“工业公有制与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存在的基础上，工业公有制(全民所有制)为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服务，最重要是给予广大农村人力与物力的支持。毛泽东时代大力提倡：“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大力支持“科技、医疗卫生力量下乡”;农忙季节全国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村;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为广大农村服务，为广大农民服务，”为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给予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持，这些主要措施与行动，全部违反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这其中战略发展意义极其深远。
毛泽东时代，也存在“工业公有制与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产品交换问题。因为工业产业独立的主导能力，自身也要发展，还需要与农村集体经济在“交换产品”中收取一些费用，收取这些费用的前提，是农业可以承受的，工业最大程度能够让出的价格。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工业不是最大程度让出的价格，那么工业与农业产品的交换，就是不公平的。所以毛泽东时代，在无偿给予农业巨大的人力与物力支持下，工业产品大都以“较低的价格”，或者“无偿调拨”支援农业基础建设，这即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辩证法原理”，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工农联盟的血肉关系”。“工业公有制与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的产品交换，其中核心要害是“违反价值规律”，“强者扶持弱者的关系”。(详见笔者《用毛泽东主义揭开经济发展历史的迷雾》一文)
那种认为毛泽东时代，工业与农业产品“剪刀差”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囤于局部表象，既没有看到全社会对农村“无偿支援”的主要力量，也没有看到，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帝国主义等反动势力封锁下、发展工业，除了“省吃俭用”利用农业剩余产品，没有别的办法。
所谓“现代经济学理论”，根本不懂“经济发展的辩证法原理”，这些形而上学的理论学者，只看到农业产业落后的表象，什么“农业产品结构调整”，无论怎样调整农业产品结构，也改变不了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经济生产特性”;也就是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支配下，无法改变农业产品面对工业产品的“弱势地位”，或者说无法改变“农业产品被工业产品淘汰的结局”，这已由日益衰败的农村而证实。随着科技进步，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确是需要“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但是绝不是“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而是在本地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人民公社是农工商学兵的综合体。”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按照所谓“现代经济学”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那么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怎么建设发展呢?“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小农经济”分散落后的生产方式，当然要被农业现代化“集约化”发展方式所替代，但是核心关键在于“集约化”发展方式的经济主体：“是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还是私营大户”，这两者主体不同代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同。“拉美一些国家”，正是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忽悠下”，进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这种形而上学理论的主要代表，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领导者和先驱--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即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模型理论。中国严重的“三农”问题，正是“特色理论”主流，被西方经济学“忽悠的结果”。“特色理论”主流，依据所谓“现代经济学”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大讲什么“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加快城镇化建设”，“加速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户籍改革，人才流动”，“农民到了城市，就成了城里人啦。”这与毛泽东正确路线“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完全背道而驰。即使“特色理论”主流，“工业反辅农业”的政策，也是放弃与排斥毛泽东时代“全社会无偿支援农业建设”的主要做法，而效仿西方经济学，在资金方面想办法，所谓“资本下乡”，“投资参股经营”等，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不是为农民服务的，而是来骗钱的。按照错误理论的政策，调整农产品结构和质量，最终完全依赖于“市场经济的需求”，在“市场经济”这条不归的路上，一个个金融、产业资本大鳄，张着血淋淋的大口，在等待着，随时都可能扑过来，“享受这顿美餐”(详见笔者《用毛泽东主义揭开经济发展历史的迷雾》一文)。
从政治的角度讲：“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公有制，是以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瓦解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就是“动了”社会主义的“命根子”。“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即不利于“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又培植了“反对土地国有化的保守势力”，更损害了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损害了社会主义“根基”，损害了农业建设基础，损害了工业发展的市场需求，损害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这表现为：社会主义性质的质变与日益衰败的农业，“生产过剩”的工业。
现代社会政治路线斗争，是通过发展经济行为来表现的，也就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特色理论”主流：“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突出时代特色，树立国际视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是揭露与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即使马克思主义有一些关于“生产资料集中”的社会主义轮廓描述，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政治结构应该怎样组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领域是如何组成与作用关系?又是什么社会存在形式?社会主义“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按照什么社会存在的体制、方针、政策和规则来运行?马克思没有搞过社会主义实践，根本就不可能把这些讲清楚。毛泽东继承发展了马列主义，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政治结构讲清楚了，毛泽东的《十大关系》把“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中央与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是非关系等都讲清楚了，毛泽东时代还有很多工作条例实施办法等，一句话毛泽东“把怎样干社会主义都讲清楚了”，因此，干社会主义，必须高举毛泽东主义的旗帜!(详见笔者《马克思主义必然升华为毛泽东主义》一文)。“特色理论”主流：排除毛泽东正确路线“社会主义伟大创新实践与理论内容”，打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没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容，所以“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更多的表现为“学习与吸收”，所谓“现代经济理论”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错误理论，就是这样“乘虚而入”，被社会“主流”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旗号，而“借鉴填充”到“中国特色理论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绝大多数是错误的形而上学理论，而这种错误理论已完全占领我国社会主义各个领域，“改革开放”正是按照这种错误理论实践的。社会现实，矛盾丛生，工人下岗，农民离乡，“两极分化”，“物欲横流”，黄赌毒、腐败、巨贪、强拆，撕裂着“我们可爱的祖国”，社会、政治、经济、金融危机四伏，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不安稳了”?问题后果十分严峻。
笔者在此特别阐述，认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搞清楚形而上学的“特色理论”，这只是理论观点的认识问题，而回归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纠正“特色理论”的错误路线，则是“改造世界”的实践问题。实践问题不同于理论观点的认识问题。实践以“大多数人”的认识觉悟为基础，讲清楚理论观点的认识问题，但是“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仍然不能回归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纠正“特色理论”的错误路线，只有“大多数人”搞懂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政治觉悟提高了，采取与“特色理论”错误路线斗争的行动，才有可能回归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纠正“特色理论”的错误路线。笔者坚信没有人能够按照错误理论一直走下去，顽固坚持错误理论，一意孤行，问题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人们迟早会觉醒，只是需要一个认识过程而已。“因为这是违反辩证法必然走向反面的道理”。“塘约道路”-走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化道路，就是人们觉醒的表现。笔者有幸到“塘约村”学习考察，看到了“塘约道路”农业合作化的“实践内容”，说实话“塘约道路”的农业合作化，并不像“南街村那样完全的集体经济成分”，还存在“其他经济股份的形式”，也许还存在一些“扶贫政策”支持的问题，但是在“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基础上，在“农村信用社”不给农村集体经济贷款，只给个人贷款的情况下，“塘约村党组织村干部”以个人名义贷款，为集体经济合作化发展“筹措资金”，能够把分散的群众组织起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按照“按劳分配”为主(类似于50年代初级社分配形式，也有少部分按股收益)，帮助村民共同“脱贫致富”，这在推行“土地流转”的私有化过程中，是极为难得与可贵的。人民群众是伟大与宽容的，大多数左翼人员都表示，应该大力提倡与鼓励：“塘约道路”农业合作化发展方式。尽管社会“主流”，以极为隐晦的“文学报告”形式，来召开“塘约道路”研讨会，也没有明确“农村合作化”中“集体经济的成分”;中组部以“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内容召开“塘约经验”报告会，回避“塘约道路”农业合作化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但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社会引导讨论“塘约道路”时，人民群众的呼声自然是对“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化道路”的认定，这由社会各界持续讨论“塘约道路”“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化道路”的内容为证。“塘约道路”的讨论，不以人的意志而转向“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化道路”，新生事物的成长是压不住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无人能改变的。“特色理论”主流，“三权分置、土地确权、土地流转”，是“发展私有化的力量”。而“塘约道路”农村合作化，走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化发展道路，这是阻止“私有化发展”，重铸“社会主义根基”。所以笔者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历史重要转机”!!!
社会主导力量，想“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形成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格局，大力培育和扶持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这种形而上学的错误理论，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因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是分裂“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产物，即“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分裂“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化”的结果。“社会主流”想把“三权分置、土地确权、土地流转”、私有化分裂“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结果统一结合起来，比登天还难。有社会主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就没有“三权分置、土地确权、土地流转”的私有化;有“三权分置、土地确权、土地流转”的私有化，就没有社会主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因为“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基，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所在，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没有人能够把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与任何非社会主义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更无法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存在的形式”相结合。“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化道路”，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根本方向，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性质在农业生产方面区别的标志，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在“农村合作化”的名义下，隐藏着“私有股份制经济”，但是这种“私有股份制经济”假冒的“农村合作化”，既无法正名，也无法长期隐瞒下去。
形而上学的“社会主流”，不能讲南街村、华西村等地的经验;“小岗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分散割裂的小农经济，又不符合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土地流转”，又不能举起发展“私营大户经济”的大旗;无奈引导发展“农业现代化道路”，总要找出典型吧，好不容易找了个“塘约道路”的“农村合作化”，未曾想事与愿违，社会舆论把“塘约道路”的“农村合作化”，引向了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化发展道路”，奈何，奈何啊!真实难为死这些形而上学的“宝宝啦”。
也许社会“主流”认识到，“塘约道路”——农村合作化道路的讨论导向，不由自主走上“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化道路”，这即不符合“维护土地承包关系”的政策，也不符合“三权分置、土地确权、土地流转”的政策目的。所以，“社会主流”盛赞：“塘约道路”农村合作化，“它不同于小岗村，也有别于南街村、华西村，它吸收了新中国诞生以来，包括改革开放至今的经验和成就，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的“马屁”宣传报道，迅速退潮，把“塘约道路”——农村合作化道路，限制在“精准扶贫”局部问题上的宣传报道“纷涌而出”。5月18日《新闻联播》以“精准扶贫”的题材，来报道“塘约道路”;5月19日《焦点访谈》再次把“塘约道路”定位于“精准扶贫”;5月21日新华社通讯报道，“庄严的承诺历史的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脱贫攻坚纪实”，更是把“塘约道路”——农村合作化道路隐藏起来，随后：各网头条汇2017-05-2307:49:02
新华：这五年，习近平的扶贫足迹
中新：习近平扶贫足迹：几乎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
凤凰：习近平自述：我的扶贫故事(图)
网易：财经一习谈|这五年，习近平的扶贫足迹
腾讯：这五年，习近平的扶贫足迹
新浪：这五年习近平的扶贫足迹
这些观点言论充满社会主流媒体，这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可以自行思考，持续关注。按照毛泽东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化道路”，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基础，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向的大是大非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精准扶贫”、“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局部问题。
当笔者和一些同志提出“干社会主义，必须高举毛泽东主义旗帜!”时，有一些人以社会现实：“全国各地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早已被“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所瓦解。”现在农村大多数农民不赞成，把“包产到户的土地”收归农村集体经济;现实无法“按照南街村那样完全集体经济成分，把群众组织起来。因此质疑“干社会主义，必须高举毛泽东主义旗帜!”，是老顽固的“教条主义”，必须“实事求是”，“根据当地的实际，无论采用什么手段，只要能够把群众组织起来，即使不是完全集体经济成分也是可以的”，就像“塘约道路”的实践。这是混淆“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表现，按照这些同志的观点与做法，可曾想过全国各地“都有本地的实际”，都按照“本地的实际做”，那么从全国的大局出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社会主导者，或者是理论研究者，难道不应该指出这些“实际行动”的“共同本质”吗?“南街村、华西村等地方”与“塘约道路”的共同本质，难道不是“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走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化发展道路吗?”;如果根据“本地实际”，解决了“本地局部问题”，实践者不想把“好的经验”给大家分享吗?各地都以“本地实际”为理由，拒绝或排斥“共同性本质”，那么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如何搞呢?难道“农民自主管理发展”可以放任自流吗?如果任由“农民自主管理发展”，那么还要党的领导干什么?如果跟在群众后面作尾巴，那么党组织“带头人”的先进性又在哪里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南街村”就是这样，被各地所谓“本地实际”的限制，不能复制推广，而束之高阁的。如果我们再回想一下，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正是在“实事求是”的名义下被否定的，因为“实事求是”是探索事物发展规律的实践方式，当人们已经找到事物发展规律的“是”，则需要“按是做事”，或者称“以是导事”，即“用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当放弃毛泽东正确路线理论，再讲“实事求是”，则是“迷失社会主义方向，否定毛泽东正确路线理论”，“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虽然“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是正确的，但在假以“实事求是”、“根据实际”的名义下，却隐藏着“否定毛泽东正确路线理论本质”的“右倾机会主义”，左翼群体应该高度警惕、牢记这个教训。“干社会主义，必须高举毛泽东主义旗帜!”绝不是什么老顽固的“教条主义”，而是站在社会主义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立场，站在社会主义事业整体发展的高度，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全局，来认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共同本质：“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走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化发展道路”，这是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大是大非的根本方向问题。全国各地的实践者，根据“当地的实际”，也许可以改变局部，但是要改变全局，就必须指出“南街村、华西村、塘约村等”“各地实践”的共同本质，就是“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走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化发展道路”，这就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所以“干社会主义，必须高举毛泽东主义旗帜!”
什么是“教条主义”，在现实中以“南街村那样完全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化”的方式，反对“塘约道路”“不完全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化”的做法，才是“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表现，在现实中极少，因为社会“错误路线”存在的基础，这种“教条主义”没有生存的土壤。
现实中也有一些人认为：“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回到农村，因为农村没有快钱挣”;如果再把农民手中仅有的“承包收益”，收归农村集体经济，那么农民就更没有活路了;现实社会你的子女不行，就会被严峻的社会现实所淘汰。这样一些思想观点存在的人们，正是“错误路线”得以长期存在的“社会土壤”。这种思想观点的人们囤于现实表象认识，不愿意放弃眼前利益回到农村，企望在握有一点“承包权益”下，“努力拼搏”找到“挣快钱的门路，而改变生活”，无奈严酷的社会现实，一次次打破这些人们的幻想，始终未能改变“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千辛万难，打工为生”的“生活命运”，不是吗?也许有人认为：“在外打工总比在农村强一些”。那么农村怎么办?留守的父老儿童怎么办?我们的子孙后代，难道就这样重复“这种千辛万苦的打工路吗?”看看社会现实“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你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子女“千辛万苦的打工命运呢”?看看城市的房价、医价、物价等，你靠什么应对这一切?回归农村集体经济，人们在自己熟悉的家园，“合家团圆、安居乐业，建设家乡”，有什么不好呢?也许“吃穿不一定比城里好”，但是人活着“就是为了吃穿吗”?难道要教育子女“吃好穿好吗”。生活中每一个人都遇到过骗子，骗子不就是“说的好听或者给你一点甜头”，引诱人们上当受骗吗?“特色理论”的社会“主流”，不就是高喊哪一点“确保承包权益”，来引诱人们离开土地，走上千辛万难，为资本家打工活命的路，不是吗?每一个人都可以认真想一下，这条道路对吗?
“人间正道是沧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艰难的，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党内“正确与错误路线”的斗争，离不开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中国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存在“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化”与“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真假“农村合作化”的斗争。而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存在“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化”与“三权分置、土地确权、土地流转”的“私有化”;真假“农村合作化”的“路线斗争”，尽管时过境迁，但是历史发展的循环极其相似，这是毛泽东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斗争的继续，也是无人能够改变的社会主义发展客观规律。或许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界限不那么分明，但是生活中的辩证法，早已告诉人们，任何社会现象都会存在不同认识，何况社会主义发展根本方向如此重大问题，又怎么会没有不同的声音呢?所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与“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两条路线斗争分裂的实质”是无法掩盖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路线分歧的斗争”只能采取“教育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开展“积极的斗争”，才可能尽快纠正错误路线，回归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斗争中要高度重视“路线斗争的转化”;高度重视隐藏在背后的“阶级斗争动向”。中国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要想重新走上“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化发展道路”，不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就不能创立社会主义根本基础—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也不能复兴社会主义事业。不讲斗争，或者回避斗争那么只能延续错误路线，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后果。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笔者在此借用《牛虻》革命小说的一句话：“比如一块拦路的石头，也许它存心极好，可是仍旧非把它一脚踢开，这就是真理。”
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用毛泽东主义改造人们的思想，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人民群众的觉悟是逐步提高的，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道路上，也许因为各地的实际，有“南街村、华西村等地方的发展形式”，也有“塘约道路”的发展形式，但是他们共同性的本质：就是“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走农村集体经济合作化发展道路”，这就是毛泽东正确路线，千古圣哲的毛泽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却不能代替亿万人民的“觉悟与行动”，继承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完成“老人家”的遗愿，全靠我们自己!历史的经验早已告诉人们：任何时候只要高举毛泽东主义旗帜，我们的事业就蓬勃发展，无往不胜;任何时候背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无论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都只能表现为挫折与失败，最终都逃不过被人民群众抛进“历史垃圾堆的结局”。所以，“干社会主义，必须高举毛泽东主义旗帜”，也只有高举毛泽东主义旗帜，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够健康发展，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欢迎批评质询。
2017年5月25日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