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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只有生活在农民之中,生活之树才能常青,只有生活之树常青,才能保证政策之树常青
真正的“三农”专家是农民的,真正的“三农”专家生活在农民中间。政策研究和制定者,只有生活在农民之中,生活之树才能常青。“乡建院内置金融团队要'...
真正的“三农”专家是农民的,真正的“三农”专家生活在农民中间。政策研究和制定者,只有生活在农民之中,生活之树才能常青。
“——李昌平中国乡建院李昌平院长©丁沁2005年6月,安徽大学三农研究中心张德元先生去云南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调研,贫困程度虽在张先生意料之外,但他认为可以理解。然而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树,让张先生大感意外,不可理解。为什么没有树呢?张先生深入走访当地干部群众进行了专门调查,得出的结论是:80年代的山林承包期50-70年不变的政策,导致了当地农民大规模砍树。树砍光了之后,50-70年不变的政策也没能激励农民积极种树。光秃秃的山与土壤、气候、劳动力等等因素无关。这个结论让张德元先生感慨万千,于是张德元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感想》。这篇《感想》贴在网上后,引发了一场争论——到底是大跃进砍树多还是承包50-70年不变政策砍的树多?本来一个很好的话题,竟然演变成了“拥毛和反毛”之争,这就是网络世界的美中不足。我关注的是承包50-70年不变的政策的有效性。这个政策其用意是激励农民增强对山地林地的拥有感、增加投入、使山更绿树更多。为什么实际的结果却是大规模的砍树和广种薄收、树更少山更秃?尽管网络上很多人怀疑张德元先生的调查结论,仍然坚信50-70年不变的政策导致的结果一定是山更绿树更多,但我还是相信张德元先生的调查,因为他去的那个贫困县我去过三次了。我自己跑的很多贫困山区,不少地方的情况也大致和张德元先生描述的差不多。非常遗憾,张德元先生在他的《感想》中没有分析贫困地区的山地林地实行50-70年不变的政策,为什么会导致大规模的砍树?砍树之后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张德元先生在《感想》中更没有分析为什么知识分子、城里人或相对发达地区的农村人都“天经地义”的相信50-70年不变的政策会导致山更绿树更多。同我一起在西南扶贫的民令君是香港人,是英国留学回来的经济学硕士。他说“延长承包期会导致大规模砍树”在学者和富裕的人看来是荒谬的,而在贫困的山里人看来就如“饿了就吃饭”一样简单。民令君说,如果将学者和富裕的人请到贫困的山里生活十天半月,他们也会明白50-70年不变的承包政策会导致大规模砍树的道理,民令君说的是他自己的体会。但是,我们不可能为了让学者和富裕的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而让他们都到贫困的山里生活十天半月。我试图用文字清楚的表达承包期50-70年不变会导致贫困地区山民大规模砍树的道理,免得学者和富裕人到贫困山区受十天半月之苦。光秃秃的森林为什么学者和富裕的人“天经地义”的相信50-70年不变政策,会让山更绿、树更多呢?这是基于他们自身的条件和生存背景的必然逻辑。假如你是一个月收入3000元的城里人,每月开支以后可以节余1000元或更多,如果给你一片山林,承包期3-5年,你是没有多大的兴趣的,因为承包期太短而没有太大的投资回报。如果承包期是50-70年,富裕的承包者会不停的将节余的钱投入到山上。即使投入不够,承包者也会向银行或亲友借钱投资。即使借不到钱,承包者也会拉人入股合伙保护或开发山林。如果有一天承包者有急用,需要用很多的钱,承包者可以将“更绿的山、更多的树”抵押贷款或转让转租给他人。学者和富裕的人“天经地义”的背后是有两个前提条件的:一是有“闲钱”,二是可以用“未来的钱”——融资、抵押、转让等。这两个前提条件,在学者和富裕的人看来根本不是问题,就像有水就会有生命一样自然。而对于生活在贫困的大山里的农民来说,人均年收入1000元以下,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买种子肥料没有钱、买牲口没有钱、孩子读书没有钱、看病没有钱,做房子没有钱、用电没有钱、引水没有钱、修路没有钱……也许一辈子也没有“闲钱”。这些贫困的山民虽然有了50-70年不变的林权,一不可以抵押贷款、二不可能转让收租、三没有人入股开发,无法实现城里人预期的产权收益。对贫困的山里人来说,50-70年不变的好政策最大的好处是——砍树卖钱解决燃眉之急。50-70年不变的政策导致大规模砍树有什么不合逻辑的呢?这不就和“肚子饿了就吃饭”一样的“天经地义”吗?伐木“对生活在(现代制度体系覆盖区域之内的)城里或发达地区相对富裕的人来说,延长承包期激发的是承包者的投资欲望,承包者追求的是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长期收益。对贫困山区(非现代制度体系覆盖区域)的贫困农民而言,延长承包期激发的是承包者财产占有欲望,承包者追求的是最大可能的财产变现、以解燃眉之急——短期收益。如果生活在现代制度体系覆盖区域之内的富裕人,基于自己的背景为生活在现代制度体系覆盖区域之外的贫困人决定50-70年不变的承包制度,期待贫困的山民得到和自己生活的环境中一样的预期结果,这是现代版的刻舟求剑。我不知道我上述笨拙的解读是不是可以帮助学者和富裕的人增进对穷人的“愚昧”行为和“上面的好经何以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了”的理解。50-70年不变的政策,导致大规模砍树是超过了“大跃进”或还是次之,可以不争论。但有一点要争论,那就是:政策该怎样产生?“政策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政策一定要从基层来,再到基层去。研究和制定政策的人,一定要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政策要先跟中国的国情接轨,再跟国际接轨。本本的东西要先拿到实际中检验和修正,再去指导实践。学者和城里人认为“天经地义”的正确,在乡下也许会“天经地义”的荒谬。在甲地“天经地义”正确的东西,也许在乙地“天经地义”的荒谬。因为生活的背景不一样,思想的基础和行为逻辑起点就不一样。你的逻辑在你的生活背景下成立,在你不熟悉的生活背景下可能不成立。所以,抽向的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对于一个政策的研究和制定者而言,除了明白理论是灰色的、思想是灰色的之外,恐怕更要明白只有“生活之树常青,政策之树才能常青”的道理。不少人不深入调查,就敢于断言和决策,真以为“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更多的人下去调查了,就认为真理在手了,就有了发言权,其实未必。我现在有机会经常下乡调查,有的点一年会去好几次,每次都有新的感受和收获,经常会出现这一次对上一次的否定。我发现调查与深入社区生活是两码事,相对而言,“科学”的问卷和半结构访谈式的“调查”是灰色的,连续的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社区生活体验是常青的。有次我去东北一个农民合作社调查,几天下来,自以为懂得了很多,收获很大。离开合作社时,交给在合作社做志愿者(一年期)的大学生小谢(三年级)一个“任务”(因为是我的小老乡)——写日记和分专题调查。后来不时收到小谢关于合作社的日记和专题调研报告,竟然发现我当初调研的很多“收获”不是完全真实的,有些还是错误的。我不得不承认,在对合作社能力建设的认识上,小谢比我要全面得多。在对合作社社员行为方式的理解上,小谢要比我深刻得多。这对于我这个在农村工作了几十年、并且现在还在农村做扶贫的人来说,志愿者小谢真是给了我一个警告——只有生活之树常青,思想之树才会常青。“一个外来的调查者来到社区调查,你是有你的背景和期待目标的,你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你的背景、思想和行为逻辑,寻找你需要的东西。你也会根据你的背景、思想和行为逻辑做出价值评判。这样的调查自然会遗漏很多信息,也会忽略很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对于被调查者,他们对调查者也是有期待的,他也不熟悉你的背景、思想和行为逻辑,他会基于他的需要和价值判断向你提供他认为有价值的信息,或引导你不去关注他认为不应该让你知道的东西。我一直在思考志愿者小谢对我“警告”的意义。我发现一个外来的调查者来到社区调查,你是有你的背景和期待目标的,你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你的背景、思想和行为逻辑,寻找你需要的东西。你也会根据你的背景、思想和行为逻辑做出价值评判。这样的调查自然会遗漏很多信息,也会忽略很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对于被调查者,他们对调查者也是有期待的,他也不熟悉你的背景、思想和行为逻辑,他会基于他的需要和价值判断向你提供他认为有价值的信息,或引导你不去关注他认为不应该让你知道的东西。调查和被调查往往会是一场智力比赛的游戏,一般情况是主场作战者占有优势。依我看,有了“调查”,未必有发言权。“我们要特别提倡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和制定的朋友,像志愿者小谢一样深入农民生活。一个政策研究和制定者将自己至于农民生存的环境之中,让自己成为农民中的一员,才能保证自己的背景、思想和行为逻辑同农民的一致性,才能真正收集到真实的信息,集中农民的智慧,找到解决农村问题的政策(办法)。我相信,真正的“三农”专家是农民的,真正的“三农”专家生活在农民中间。政策研究和制定者,只有生活在农民之中,生活之树才能常青。只有生活之树常青,才能保证政策之树常青。文/李昌平中国乡建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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