滠水农夫：已经和正在进行的农业资本主义改造是认识当前三农问题的起点
今天，中国农业的发展无疑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以农业为核心的三农问题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面对资本下乡、消灭小农的现实，小农经济学派提出限制资本、支持小农的主张，认为小农经济仍有合理性，且能起到中国社会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事关重大，不能不给农民留下最后的退路。而同时，在一些农村，农民自发倡议重新实行集体化，向南街村、华西村等坚持集体化的村庄学习，走共同富裕道路。而现实的情况则是，中央不断出台政策，推进确权流转，以便土地向资本大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开展规模经营。从当前情况看，中央既定方针很明确，而且现实中也已逐步推进，据称全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已愈三分之一。在大势所趋下，无论是小农派的警示谏诫，还是集体派的倡议呼号，几乎没有起到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作用。
无疑，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由于地区环境、发展水平及其它因素的差异，不可能百分之百一模一样，因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都可能在现实中提供典型样本，比如说小农派的观点，集体派的观点，主流派(大农或资本派)的观点似乎都能够找到对应的现实支撑，那是不是这些观点各说各有理，谁也不服谁呢?显然也不是，这就要从复杂现象之中分辨出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什么是现象、什么是本质。只有从全局、从发展的角度，认识中国农业发展的特点，才能真正把握三农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致于被各种似是百非的观点冲晕头脑，迷惑视线。既不要有理想主义的不切实际，又不要有教条主义的刻舟求剑，克服主观主义倾向，尊重和认清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那么，当前争论激烈，背景复杂的三农问题主要症节何在?我们从何处入手，才能正确把握三农发展道路的客观规律?笔者认为，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出发，深入三农问题现象的背后，才能揭示其实质。这就是本文要表达的主要观点，已经和正在进行的农业资本主义改造是认识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起点，由此起点，来观察中国的三农问题，希望能够起到清目醒脑之效，当然笔者表达的这一观点，也是通过考察中国三农发展历史，学习相关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如前不久，严海蓉等学者为代表的阶级分析派与小农派、主流派的争鸣，他们就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采取社会学的具体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实例实地调查，揭示了中国小农经济正在全方面经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造的现实，从而打破了小农经济因其所谓的特殊性而能永续存在的主观臆想。下面就是本文展开的讨论。
一、中国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根源。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首先是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然而，这种分散的、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不相适应，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克服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当时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认识到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从生产资料私有制到公有制的生产关系革命和由农民个体手工劳动到大规模机器生产的生产技术革命，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一条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正如毛主席所说，“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领。”深刻揭示了代表生产力低下水平的小农经济方式在现代条件下，不可能永续存在，它只会被代表生产力更高水平的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所取代。然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带领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道路，这就是中国经过土改、合作化运动，直到建立农村人民公社形成的一条社会主义三农发展道路。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业生产获得极大的发展，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些笔者在此不必赘述，然而由于中国农业发展水平起点低、底子薄，且集体化发展时期也仅仅只有二十余年，除少部分先进地区率先迈进农业现代代门坎外，大多数地区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下或十分低下，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发之初在农村实行分田单干，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时，没有遭到广大农民激烈抵制反抗的原因所在，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当权者采取了瞒天过海、软硬兼施的手法，另一方面也证明当时的整个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确实有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一面。
然而现在的情况已与改革之初发生了巨大变化，小农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历程，越来越与日益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着小农经济走向瓦解，并且在小农经济内部自发产生的资本主义因素，也迫使小农经济的转型，那么在当前条件下，小农经济向何方转型，是走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农业改造道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不二选择，那种认为中国农业既可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显然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能是主观臆想。对于道路的选择，决定权只能在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党手里，人民群众的呼声、专家学者的建言，虽然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影响，但是能不能形成施政方针就很难说了。
我们说，归根到底执政党的政治路线决定了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而执政党的阶级性又决定了它会选择怎样的路线方针，现在已经很明确，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执政党的性质变生了怎样的改变，而在既定路线方针指引下，下一步发展方向和目标如何，其实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对于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必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大势所趋，没有必要再作任何无意义的幻想。
因此说中国走上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道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力的低下发展水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揭示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至于这种由低下生产力发展水平过渡到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具体途径，则是国家政治道路选择的结果。
如果说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政治道路选择属于内因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全球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则是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农业改造的外因，虽然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外因的影响。据相关资料揭示，由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已经造成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小农经营的纷纷破产，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新一轮的资本圈地和土地兼并，无组织分散的小农不可能阻挡资本滚滚向前的车轮。可见，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马克思早已在一百多年前就已揭示的资本主义必将消灭小农。马克思的预言不仅在北美、欧洲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以验证，而且也正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不断验证，那种认为可以凭借小农特有的经济合理性而能保证小农经济长久不变的观点也就不功自破了。
二、中国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动力。
既然中国农业资本主义改造在现有历史条件下必然发生，那么其动力是怎样形成的。显然这种动力既有源自农村内部的自发力量，又有源自农村外部的侵入力量，还有来自政府的引导，这三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加速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改造。
(一)内部动力。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就分化。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现实正如毛主席的预言，分田单干三十多年来，在国家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农村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从当年的“万元户”、“专业户”到今天的“种田大户”、“家庭农场”都是农村分化的产物，这些从富农经济发展起来的少数农民，积累了一定资本，占有了大量生产资料，必然要产生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他们的生产显然已不再是小农性质的满足个人生活需要，而是实现资本的增殖，获取最大利润，这样就具备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他们要求土地集中经营，走规模化农业的道路，必然与小农生产产生矛盾，成为对小农改造的农村内生资本动力。
(二)外部动力。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从农村打开阀门后，经过三十多年的狂飙突进，形成了巨量资本，目前除了少量国有大型企业和农村土地之外，资本已经扩张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它必然要向一切可能的领域进军，因此农村土地被视为最大的金矿，最后的红利，更加之近年来，西方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中国，使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新常态，资本流动性受阻，巨量资本寻求突破，农村无疑会成为他们锁定的下一个目标，更兼之政府的积极推动，这样就形成了资本下乡的大背影，资本到农村后必然会对农业生产关系进行改造，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大量消灭小农的同时，建立资本化的大农业。
无论是农村内生资本改造力量还是外部界入资本改造力量，其实都是中国三十多年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因此它们在农业资本主义改造中并非各自单独发挥作用，更多的是彼此交叉，形成合力，联合起来改造和消灭小农。因此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内生力量和外部力量并没有非常分显的分界线。
(三)政府动力。政府的动力在于贯彻推行执政党的方针政策，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阶级社会里政党组织具有阶级性，必然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中国从农村集体经济转型为小农经济，正如毛主席早就在合作化运动中揭穿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替整个国家和人民打主意。”显然毛主席这时所说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就是后来发展成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个过渡时期，交织着迈向共产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斗争此消彼涨的情况，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取得领导权后，就必然要推行一套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路线方针，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能看到从复辟小农经济入手，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这就是政府动力的源头所在。一方面国家上层建筑的转型，必然推行一套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方针政策，促使经济基础的重构;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在重构过程中，进一步促进阶级形成和阶级分化，反过来作用于上层建筑，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作用下，完成了由政府主导下从恢复小农经济到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过渡。
出于不同的运作逻辑，由传统小农经济到社会化大生产的过渡存在两条路径，这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那么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意味着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将农民组织起来，依靠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发展集体经济，使农民成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的主体。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意味着由资本主导，并通过资本的人格化身资本家来发展农业生产。是依靠资本还是依靠普通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是分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试金石。反之，如果政府强力推动消灭不农，扶持资本化身的大农，则完全可以证明资本主义对农业的改造是顶层设计的应有之义。如果说资本的动力更多体现在经济基础方面，那么政府的动力则更多体现在上层建筑方面，正是这两方面动力的联合作用，持续推进中国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最终完成。
三、中国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过程。
中国农业资本改造过程既有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相似之处，又有着中国的特点。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通过圈地运动，资本直接消灭封建小农，建立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关系，是由一种私有制进化到另一种私有制。而中国由于经历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然要经历一种由半公有半私有的过渡，从而实现彻底的资本主义私有化。而这种过渡则是通过农村土地产权不断变迁在法理层面上实现的。
(一)土地所有制的变迁。第一阶段是由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集体所有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半集体半个体所有。有关家庭责任制有没有改变集体所有性质，是当年实行分田单干争论的焦点，改革派不仅认为没有，而且认为是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形式，可以调动集体和个体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而有的学者则通过细致分析研究，揭示了无论从生产资料所有制、集体经济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以及分配关系来看，包产到户与集体经济有质的区别，那就是由集体经济倒退回了半集体半个体经济，与合作化时期的互助组类似。第二阶段是集体所有和个体所有不断此消此涨的阶段。具体表现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承包期15年不变;承包期30年不变等政策的相继实行，伴随承包制向永佃制发展，个体所有得到不断强化的同时，集体所有不断虚化。第三个阶段是农民个体所有到资本所有。为了推进向资本所有方向转化，首先就要把农民个体所有法理化，也就是实行土地确权，为土地向新型农业经济主体集中创造条件，显然政策上强化农民承包权，不过是为经营权的资本所有铺路。目前大多数农村经历的正是这一阶段。第四阶段是农民个体所有退出，资本所有的全面建立。伴随前一阶段的普遍开展，持续推进，这一阶段也已启动，如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所有权抵押贷款和有偿退出机制的出台，鼓励农民净身进城，实质上就是实现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最后完成。在这整个过程中，政府文件里、口头上虽然一直保留着坚持集体所有制的话语，但随着集体内含的全部抽空和具体政策上资本大农的主导地位，即便再怎么口头上强调也就无所谓了。事实上判断土地是集体所有还是私有并非文件所写、口头所说的虚名，而是现实状况，那就是土地能否自由买卖或变相自由买卖，包括土地能否自由流转、自由抵押贷款等。如果这样来对照，就知道所谓的土地私有化其实早就变相实现了，现在的目标不过是由农民个体私有向资本私有转化，其最终结果，不过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去走过的道路殊途同归。
(二)土地权属的变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变迁经历了由量变、部分质变到完全质变的整个过程，这是隐藏于社会表象背后的深刻内含。要完成这样深刻的社会历史变迁，必然要借助于一定理论的推导。那就是所谓的权属理论。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到分田单干小农所有，有人创造出了所有权与承包权分离的理论，并阐述了合理性，说是可以同时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同理从小农所有到资本所有，有人又创造了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理论，说什么既保证了集体所有权、又稳固了农民承包权，还盘活了资本经营权，一举三得。然而，按照基本常识，完整的所有权是应该包括生产权、经营权、发包权、分配权等权益在内的，可是两权、三权分置下，集体还存在这些权益吗?就连农民的生产权、经营权、分配权都失去了，更何谈集体的所有权?最后的落脚点显而易见中剩下资本的所有权。可见由一权到两权分置再到三权分置不过是土地私有化内含的一种表象说辞，由土地私有化伴随的农业资本主义改造，是三十多年来中国三农道路的主线。
四、中国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特征。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判定一个社会的性质只能从生产关系的分析入手，因为生产关系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是各种社会关系中最本质的关系。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是利益之母;二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即围绕生产管理活动而形成的人们在生产中的权力和地位关系;三是产品如何分配，围绕生产出来的物质利益本身而形成的物质利益分配方式。这三个方面可以简化为“谁拥有什么”(产权关系)、“谁从事什么”(社会分工)、“谁得到什么”(收入分配)，而且三者之间还具有一定的顺序，也即产权关系决定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又决定了收入分配。之所以认为中国农业已经和正在经历资本主义改造，就有必要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概括出30多年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特征。
(一)土地所有制变迁：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元化的集体所有→统分结合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半集体半农民个体所有→承包期长久不变的实质农民个体所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本所有。如前所述，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从一权到两权分置再到三权分置，表面上农村集体所有和农民个体所有仍然保留，但实质上的权属最终落实到资本的经营权，因此，农村土地所有权演变不能仅仅根据表象，只能遵循实质的运动规律。
(二)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迁：农民集体协作→半集体协作半个体劳动→农民个体劳动(自耕农)→雇佣劳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之间是协作劳动的关系，这种协作劳动关系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性质决定的，同时也奠定了集体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实行分田单干初期，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集体经济的框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起到一定作用，农民有集体合作的一面，又有个体单干的一面，类似于合作化时期的互助组，是一种半集体半个体的劳动关系。由这种过渡时期的劳动关系自发演变，更加之政府承包期长久不变的政策鼓励，农民个体劳动必然不断强化，而集体协作则走向式微，农民逐渐成为了传统时期的自耕农。但是这样的自耕农在市场化、资本化、私有化的大潮下，必然不能持续发展，必然要被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所代替，既然中国已经从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上退回来，那就只能走资本主义改造小农的道路，于是小农的消灭和资本农业的强势崛起同样不可避免，随着资本主义农业改造的进程，分散单干的小农必然失去小块土地，从小私有者转化为半无产者及完全的无产者。在劳动关系上由个体劳动转化为资本主义体系下的雇佣劳动。
关于农民的半无产化、无产化，一方面体现在农民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个体农业劳动不足以维持农民家庭的生存发展，必须以农民工方式在城市工厂打工获得雇佣劳动收入，并且逐渐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即便在乡农民，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传统的自给自足生活模式不复存在，同样需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现金收入维持正常生产生活，而且随着土地流转，农民失去土地，不再作为农业生产主体，而是加入农业雇工队伍，为农业资本家打工。因此，从主流和发展方向来看，农民的半无产化、无产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那种认为小农具有坚韧性、在现实有合理性的说法显然就只是一种片面而静止的观点。
(三)分配关系的变迁：集体分配(按劳分配)→个体分配(自我分配)→工资分配(按资分配)。人民公社时期，社员按工分分配劳动所得，体现的是按劳分配原则;小农经济分田单干时期，劳动成果直接占有，是一种自我分配方式;而农民在城市工厂或者农村农场打工则是一种雇佣劳动，出卖的劳动力除获取一定的工资收入外，创造的剩余价值为各色资本家所得，显然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但是不能不认为从农民的个体小农生产到资本大农生产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方式，那种认为小农经济优越性的论点显然脱离了时代发展背景，看不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综上所述，从农业生产关系方面的考察，我们已经知道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深层机制，这种机制并非具有所谓的中国特色，而是社会发展的普遍客观规律，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早就揭示过的真理。
五、中国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前景。
和世界上其他类似国家一样，中国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前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农民的半无产化和无产化。随着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推进，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再造，农村的两级分化必然扩大和加剧，一方面是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代表的农业资本的人格化身，占有农村大片土地，成为农村实际统治者，另一方面，大量失去土地的小农不得不沦为各色资本的雇佣劳动力，伴随农业资本的成长壮大，必然是农民的半无产化和无产化，虽然由于中国经历过社会主义时期，农民经历无产化的过程显得更持久而曲折，但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农民无产化的客观发展趋势。
(二)土地的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既是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前提，又是结果，与整个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相伴相生。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只能是整个中国私有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如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是整个中国资本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样。那种认为不去改变整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方向、整个社会私有化进程，而单纯地强调农业不能搞私有化，农业不能被资本主导的观点显然既无助于改变现实，又是非常荒谬可笑的。
(三)资本主导的城市化。按照资本的逻辑，城市化是必然的。资本的活力就表现在其流动性的强弱，而流动性的前提则是发展失衡局面的维持和扩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体现，我们看到由于改革之初整个国家呈现的基本均衡状况，制约了资本的发展，于是在沿海建设经济特区，集全国之力打造经济发展引擎，这样东西部地区的分化就形成了，资本流动的路径就畅通了。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得天独厚自然条件加之国家政策的扶持，自然成为国内外资本投资的高地，而中西部地区由于不具备吸纳资本的条件，则只能输出廉价劳动力。中外资本输入和中西部廉价劳动力供给相结合，使东部沿海地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成功地承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产业转移，构成了名副其实世界工厂。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主体—依附”发展规律同理，一方面中国与世界接轨，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呈现出依附西方发展的性质;另一方面在中国内部又呈现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依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依附城市发展的趋势。因此，资本化的同时必然要推动城市化的发展，以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必然导致以城市为中心、农村为外围，城市吸取农村、农村依附城市的主体结构。这种资本主导的城市化狂潮同样也非中国特色，拉美、印度等国在中国之先，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从而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及贫民窟问题。
显然，经过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完成土地资本化和农民的无产化后，目前这种严峻的三农问题就逐渐演化为城市问题，由小农与资产阶级对于土地占有的矛盾转化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于剩余价值占有的矛盾。可见，农业资本主义改造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不是将社会矛盾弥合了，而是将社会矛盾转移、积淀和激化，今日巴西出现的农民占领运动，就是民众对资本主义农业改造造成严重社会危机后的一种反应。
六、中国农业资本主义改造蕴含的危机。
由于中国国情决定，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后发地位，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无论是实行欧美式的大农场规模经营，还是日韩式的小农联合体，在农业生产关系中构成的结构性矛盾都具有颠覆全局的危险，毕竟农业问题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问题，更是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然而，我们看到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农民问题被遮蔽了，社会不公被合理化了，社会危机被加剧了。而站在短视的所谓小农立场，则看不到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性，总是陶醉在小农经济的美好想象中，既无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又暴露了这种立场本身的虚伪性。那种认为小农经济可以与世长存，甚至以日韩台为样板，希望在中国构建升级版的小农经济联合体，以抵御资本市场的强势扩张，显然是放大了小农经济所谓的坚韧性，而无视这些国家和地区同样面临着农村的空洞化、农民的老龄化、农业的不可持续性。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同样使千千万万的小农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链条，而非超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因此，无论中国农业选择何种资本主义改造路径，三重主要危机恐怕难以避免。
(一)粮食危机。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是粮食危机产生的根源。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农民各自被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不足以维持家庭的正常再生产，于是青壮年纷纷离乡到城市打工，形成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农业已不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成为了一种最低基本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农业变成了老人农业、留守农村，田地抛荒、粗放型生产正为普遍现象，农业生产率只能维持在低下水平。更兼之城市化浪潮下，全国各地掀起的圈地运动，使大量耕地被侵占、非粮非农化，耕地数量的减少、质量的降低，加之农业生产率的低下，必然导致粮食供给的问题。正是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中央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人的饭碗里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可是要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必然要从根本上改造农业生产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顶层设计扶持新型农业经济主体、消灭小农生产的原因。可是，中国正在实行的欧美规模经营模式，却不再具备欧美的国情和基本条件，中国人多地少，且不具备海外殖民的条件，农村释放的大量人口无法在城市得到安置，即便不考虑农业人口的安置问题，实行了规模经营，中国农业与世界发达国家农业在国际市场展开竞争，也不可能取得优势地位。归根结底，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率之所以处于高位，是其先发优势和有利的国情决定的，即便在同等条件下的竞争，发达国家也必然占据强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加入WTO后，发达国家粮食大量倾销中国，中国连年增加粮食进口的原因。在国外廉价粮食冲击下，中国农业生产利润率不断压缩，不仅小农种田不赚钱，纷纷破产，即便实行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国际资本的竞争，也很难立于败之地。也就是说，即便中国农业实行欧美式的资本主义改造，也很难解决已经存在的粮食危机。更不论小农农业或者是日韩台式的小农联合体，不可能逆转农业的弱势地位，更不可能解决粮食危机，目前日韩台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解决本国本地区粮食自给问题就是明证。
(二)生态危机。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以赚取利润为先导，必然导致化学化农业和工场化农业的发展趋势，以牺牲生态环境为前提，施用大量化肥、农药，实行单一化种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大自然的循环系统不再发挥作用，造成土壤、水源、种植物的污染，人与自然的和谐系统被破坏，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健康。
(三)社会危机。正如上述，农业问题不单是农业生产的问题，三农问题也不单是局限于三农领域的问题，更是全局性、系统性问题。如我们所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源于农村，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开启发展也源自于三农领域，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变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实际上是一次“隐性革命”，今天中国三农实际与改革之初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中国社会现实也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当年在低水平的发展状况下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憧憬，那么今天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下，各种隐忧和社会问题纷至沓来，严重的地区、城乡发展失衡，社会的两极分化，更兼之受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日益迫近，农村何处去，中国何处去，又已到了面临抉择的十字路口。显然凋敝落后的农村与繁荣先进的城市不相协调，原始低下的农业与现代科技不相协调，抛向城乡边缘的农民与城市中产的梦想不相协调。一方面是农村的空洞化打开了资本侵入的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则是城市病导致民众的蚁族化、无根化，不论在农村或者城市，分裂和对立日益成为常态。资本主导的发展不仅创造了惊人的财富奇迹，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对立和社会危机，为自己制造了掘墓人。
早在五十多年前，毛主席批判单干风时就严正指出：“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而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这确实是近四十年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社会大变迁一个准确的画像，也是对中国农业资本主义改造必然发生的高瞻远瞩。中国农业资本主义改造已经和正在进行的现实，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核心问题，它既是近四十年来三农发展的结果，又成为了观察和分析现实三农诸问题的起点。
2016-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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