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约道路
王宏甲著
导言
希望关心国家发展前景，关心农村和农民命运的读者读一读这本小册子。当前农村，似乎仍然静悄悄地连蟋蟀都不语，却在发生着惊心动魄的变革。农村是孕育中国悠久而灿烂文化的摇篮，也是培育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地方。如今，各种资本也在关注农村。农村和农民的状况，依然与当代中国青年的眼界、智识、成长、情志密切相关。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加强党支部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是当前农村改革中关系全局的两件大事，涉及亿万农民的利益。本书着重报告了贵州省安顺市一个名叫塘约的村庄，在这两件大事上突出的创造性作为。
在当前农村土地确权流转中，如何巩固集体所有制，关系大局、全局。2014年，贫困村塘约被一场大洪水洗劫后更加贫困，他们成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全体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里，进而做到“七权同确”，极大地巩固了集体所有制。全村重新组织起来，抱团发展，走集体化道路，变化和成效都令人惊叹。
塘约的变化是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下和上级党委的支持下做出来的。由于承包下去的零散地块重新集中起来，全村得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发展，生产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焕然一新。崭新的变局使外出打工的绝大多数青壮年返回家乡重建家园，先前撂荒的土地全部种上，“留守儿童”的生活结束了，妇女们因丈夫的回乡而精神焕发。
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塘约道路不仅仅是一个迅速脱贫的故事。塘约的变化是在集体所有制得到巩固，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迅速发挥出优势。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二者的高度统一是当今所迫切需要的。这是在基层筑牢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走一条使每一个农民的切身利益，都能够得到保障的同步小康的道路。
《塘约道路》节选
海，昨天退去。
出现在眼前的山，从天上俯瞰，宛若无数远古征战的帐篷安扎在大地。它不像太行山、神农架或者欧洲的阿尔卑斯山那样连绵不绝，多是一座一座平地而起。谁造的呢?好像有一只上帝之手，曾经在这里做游戏，捏造了这么多小山峰。
海，昨天退去。
这里的山，便是两亿年前海底世界的景观。在这些高度差别不大的群山之间，曾经有许多海底生物在“山”与“山”之间游弋，是两亿年前海底的自然力量造就了这里特有的群山。
海，昨天退去。
我们今天所说的青藏高原，就在那时候出生。它曾是远古的浅海低陆，距今约二三百万年前开始大幅度隆起，形成今天的“世界屋脊”。最后露出水面的这片海底世界，因无数小山峰耸立于斯，便成为当今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
多年前我曾写下：“要看两亿年前的海底世界，请到贵州来!”
是的，这里是贵州。我没有想过，工业发展滞后的贵州能在信息时代为全国提供什么经验。但是，现在这远山深土是如此生动地教育了我，令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的世界。
第一章
这是坏事，还是好事？
2015年以来，有关“很多企业关门了”的说法就很多了。今年更见有文章说“工厂机器沉寂，马路货车渐稀”。有人说，一批外企外资撤离中国，留给中国打工人口的失业震荡不小。还有人描述道：“别小看每月三千元的工资。小小一张工资条的后面，有数百万留守儿童嗷嗷待哺，还有千百万白发苍苍的空巢老人殷殷期待……”在此说中，失业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工”。
这一次，是农民工大量下岗了。
与此同时，房价令人吃惊地暴涨，波及各类房租上扬，地下室也不例外。下岗农民工能在城市里等到企业再用他们吗，能等到撤离中国的外国资本返回来再录用他们吗?
农民工回乡了。
不仅是单枪匹马外出打工的，不少农民夫妻带着孩子在城市打工的也拖家带口回来了。这些年，政府也努力使农民工的孩子在城市拥有上学的书桌。现在，他们也回来了。
这是坏事，还是好事?
农民工回来了。还是这片天空，还是这片土地。不少人地转让给别人种了，或撂荒了。通往田间的路年久失修，荒草侵蔓，水利设施荒废了。现在干什么，日子怎么过?
多年前，我到洛水上游采访，看到许多“空壳村”，看到公路两侧的墙上刷着大标语“外出打工如考研，既学本领又赚钱”。那是当地政府部门刷出的标语。
曾经，面对“空壳村”，村干部感到无可奈何。现在村民们回来了，党支部能如何，村支两委能带领村民重建生活吗?
今年，我五次去到贵州省安顺市一个叫塘约的村庄。这里前年还是个“榜上有名”的贫困村。我走进他们新建的村委会小楼，看到最显目的四个红色大字就是：穷则思变。
他们确实在变。他们把改革开放初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来，全村抱团发展，走集体化的道路。变化和成效皆惊人。我在这里看到了：百姓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党的作用，人民的力量。我如果没有看到也就罢了，看到了，不敢不写。
第二章
在一贫如洗的废墟上
大洪水前的塘约村
“二牛，快起来，雨大得吓人!”妻说。
他梦见了大雨，梦见牛在水里游，猪也在水里游……一个激灵爬起床，他听到有一种声音包围着屋子，响得竟听不出那是雨声……屋子里一片漆黑。电灯呢?
“没电了。”妻说。
妻把打亮的手电递给他，这是村里走夜路需要的工具。
他起床下楼去看，打开房门，雨扑进来。
是凌晨四点半了，外面也一片漆黑。屋里没有进水，手电的光射在瓢泼大雨中光柱很短，但能听到地面汩汩的水声，朦胧地看到门外低处的村路已经变成了河。
“白纸厂寨!”他头脑里闪电般出现这个寨子。
那是村里最低洼的一个寨子。他找出雨衣，没来得及跟妻子说声去哪儿就出门了。
塘约村辖十个自然村，3300多人口，劳动力1400多个，外出打工最多时达到1100多人，青壮年几乎全走了。这是个典型的“空壳村”。洪水半夜来了，村里多是妇女和老幼病残，怎么办!
白纸厂寨前的村路被水淹得不见了，他从无路的半山踩过去到了寨子，就听见大人的喊声小孩的哭声。天已微亮，水从后山涌进寨子，从寨子人家的前门里涌出来。村民在慌乱中喊叫着往屋外搬东西。
“别搬了，快往山上撤!”他大声喊道。
几乎没人听他的。穷，能拿出什么算什么啊!
他进了一户姓邱的人家，这家夫妻都智障，还有个小孩。夫妻俩站在水里发愣。他说：“走啊!”
男的说：“外面下雨!”
他喝道：“屋子会倒啊!”
他不听他们说什么了，硬把他们一家拽了出来。
这时他发现村主任彭远科也到了这里，还有两个村委委员也在疏散群众，他们把有个残疾妇女的一家人弄出来了。
瓢泼大雨还在下。滔滔洪水把衣服、鞋子、灶具、家具、电视机都从前门冲出来了。快六点时，水更大了，有个八十岁的老人全身浸在水里从屋里出来，人们说他是“游泳出来的”。老人被从水里拉上来，搀扶上山。这时二牛看到，还有一些不是这个寨子的群众也来帮助抢救。
天亮了，部分房屋倒了。现在能清楚地看到寨子前方的土地不见了，一片汪洋般的浑浊的水面上漂浮着小寨人家的衣物和用具……这是塘约地势最低的一个村，塘约还有九个村在暴雨中，九个村都有危房。
二牛姓左，大名文学。这年四十三岁，是村党支部书记。
这一天是2014年6月3日，塘约村遭遇百年未见的大洪水。田也毁了，路也毁了。左文学在暴雨中望着被洪水洗劫的家乡，灌满他脑子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怎么办，现在怎么办?
受灾的不止是塘约村。安顺市位于贵州省中西部，地处长江水系乌江流域和珠江水系北盘江流域的分水岭地带，有两区一县，还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这场暴雨，使这片土地受灾很广。
6月5日，安顺市市委书记周建琨等人踩着泥泞，来到受灾最重的白纸厂寨，看到几个人正在帮一对残疾夫妻修房子，一问，这几个人都是村干部，是义务帮忙。
“村书记呢?”周建琨问。
“也在帮人修房。”
有人马上去叫左文学。
几个妇女围住周建琨哭诉：啥都没了，粮也泡水了……帮帮我们吧!周建琨问：“怎么帮?”
“先帮我们修路!”
男人们出去打工了，女人是村里种田的主力，路没了，她们下地干啥都难。周建琨后来告诉我，他忽然很感动，她们不是要粮要钱，说修路。
周建琨正在跟几个妇女说话，村支书左文学来了，浑身沾着泥浆，两眼通红，像一匹狼。
左文学回顾，那天周书记看望了家家都在修房的村民，然后就在受灾现场跟他谈话。
周书记说：“你这个村子有前途!”
左文学愣着，心想什么都没了，前途在哪儿?
周书记说：“我看你这个班子很强。这么大的水，人住得这么散，没死一个人。你们干部了不起!”
左文学还是愣着。
“你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周书记又说,“你这里百姓也很不错，党支部可以把人组织起来呀!”
左文学说村里大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不管怎么讲，你要记住，”周书记说，“政府永远是帮，不是包。党支部也一样，要依靠人民群众。”
左文学告诉我，就在这天，他记住了周书记说的“要靠群众的内生动力”这句话。周书记说：“妇女讲先修路，好，政府出水泥出材料费，你们出工出力干起来，行不行?”
左文学说：“行。”
周书记接着说：“要致富，你要有思路，有魄力，要敢于踩出一条新路来!你想想怎么干，我下次来，你给我讲。”
左文学告诉我：“那天，周书记走后，我哭了。我一个人，躲起来，哭得忍不住。”
我感到他的哭里有内容，大约有很多辛酸的往事涌上来吧，于是就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看到了前途。”
左文学告诉我，之前，村里人靠传统农业勉强度日，这场大水把很多农户冲得一贫如洗。是穷到底，困难到底了，大家才重新走上这条全村抱团发展的集体化道路。
第三章
左文学的奋斗史
左文学这天把自己冲洗干净，躺进了一个椭圆形的大木桶，桶里热水齐腰深，他泡在桶里想往事想前途。
左文学做过文学梦。可是，读完高中回乡，父亲说，种地吧!家有九亩地，种粮，有饭吃，没钱。年底结婚了，要养家，他必须出去打工。这是1991年初春。他这时的梦想，是赚了钱回来到县城开个大超市。
少年时的朋友大多对他那个文绉绉的名字不感兴趣，叫他二牛。二牛有种干什么非干成不可的劲，同学都喜欢跟他玩。现在他是跟人出去的，到北京海淀区苏家坨搞房子装修。
“做电工，现学的。”他读过物理，很快学会做电工。但渐渐感到“这不是一条路”。一家人这样分开，到外面来就为了赚点钱，任何一个雇主都可以对你吆五喝六，你不是你了，你受支使，受歧视……新婚妻子在家里守空房……这是好日子吗?
打工半年多，他带回一千多块钱。
当然也带回来见识。他注意到北京郊区的大棚菜，要是我们那里有大棚，也能在冬天种蔬菜。还能养羊、养猪、养鸡……回到家乡想搞大棚，没资金。他决定种药材，到信用社贷款500元，去四川眉山引进党参、桔梗、独角莲……回来，播种，搞了两个月，失败了。
决心养猪。最多时养了60头猪，那时他家前后左右都是猪圈。他还到信用社贷款购置了碾米机，磨粉机、压面机，在家里搞了个粮食加工厂。给村民加工米，对方把糠给他。加工小麦，做成面条，加工费就是糠和麦麸。他逐渐存下了六七万元，被寨子里的人认为是个能人。
养猪前五年是赚钱的，第六年养得最多，一下就亏了。这年价格下跌，原来七块钱一斤的毛猪，跌到四块钱一斤，这就快跌去一半，亏惨了。他说：“改革放开了农民手脚，确实没人捆住我的手脚，我可以放手去干了，但是，我深深体会到了，单打独斗，很难抵御市场风险。”
不甘心。决定养牛。养了30头母牛，6头公牛。在整个平坝县(后来改成平坝区)都很出名：“那个养牛的叫左二牛。”
他越来越明白，养猪养牛，都得用头脑养。他发现一群牛中必有一个头牛，众牛都会围绕着它。于是给它脖子上系铃铛，别的牛四处吃草不会走出牛耳听不到铃铛的范围。他感觉这个范围至少有50米。他开始梦想搞一个大的养牛场。
养牛得去放牛，每天带两样东西：雨具和书。他记得他很崇拜的初中的语文老师彭万师曾对同学们说，你们一生中一定要看看《古文观止》。现在有时间了，他就买来读，读得津津有味。
2000年换届，左文学被村里人选为村主任。乐平镇大屯片区总支书朱玉昌来村里找他谈话。他说我在养牛，脱不开身。父亲听说后表示：他说了不算，等晚上开个家庭会。
当晚，父亲主持家庭会，问儿媳妇：这个村主任，你同意不同意他干。
儿媳说：他想做的事就做吧，我从来都没拦着他。
父亲说：村干部要付出的，没有你支持，他干不下去。
儿媳问：咋支持?
父亲说：你就支持他两点。一是他有事，随时要走的，你不能拖后腿;二是有人来找，端椅倒茶要及时，找你吵架，你也必须先倒茶。
儿媳说可以。
父亲再问二牛什么态度。二牛说牛还在。父亲说：没必要老想着挣钱。盖多大的房，你只有一张床。你消化再好，一天也是三餐饭。二牛说：现实中，没钱，也挺难的。父亲说：有生活就行了。到我这个年龄，给我钱也没用。
父亲又说：“村干部就像一栋房子要有几根柱子，没几根靠得住的柱子，一个村庄撑不起来。你有机会给大家做点事，是福气啊!”
听起来这个父亲是不是很有觉悟?
左文学的父亲叫左俊榆，当了38年的村支书。他这天对儿子的教导令我感到，这里有老一代支部书记心中一直存在的理想，一个未曾实现的愿望，期望传递给儿子。
第四天，二牛把牛全部卖了，开始当村主任。
这年他入了党。2002年底任村党支书。从那时到2014年，十多年过去了，他做了什么呢?
塘约村有条河叫塘耀河，河上有座桥，近三十米长，桥面只有一米宽。小孩上学，四个寨子的村民进出都靠此桥。桥面临水很低，雨下大点，一涨水就把桥淹了。人就过不去了。生产队散伙后，村里只见个人不见集体，这座桥听凭水淹水落，几十年无可奈何。二牛决心修建一座高大的桥。找上级支持，县里给了六万元，只修了三个桥墩，钱用完了。
桥面没钱做，只好伐木用木板搭起临时的桥面。
又去找了三个煤厂的老板化缘，又发动村民捐钱、出工出力，总算把桥建起来了。左文学想，一定要让后代记住这些拿自己的钱做公益事业的人，于是在桥头立了一块“功德碑”，碑上刻着一幅对联：“众手绘出千秋业，一桥沟通万民心。”
当地有煤炭资源，左文学曾想给村里办个煤厂，还想给村里办个木材加工厂，可是没有启动资金，也怕办砸了，不好给全村人交差。直到今天，周书记问他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党支部可以把人组织起来呀!这话比洪水之夜的电闪雷鸣更让他震撼。
左文学在浴桶里泡了一个多小时，感到有重大的事要发生了。他爬出来，开始用手机通知“村支两委”全体成员：今晚开会。、
王宏甲(右一)采访左文学(左二)
一个政府，若无资产就无法管理社会。村是一个小社会，怎么能没有集体资产？村是中国最基层、幅员最广的地方，缺集体经济，村就涣散了，社会就会缺乏坚实的基础。左文学意识到眼下最重要的事，不在修桥或办个什么厂，而是要把村民重新组织起来，靠集体的力量抱团发展。
——节选自王宏甲著《塘约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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