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启璧：中国崛起，迫切呼唤农村第二次工业化
三明市政府办公室 蔡启璧
(2017年3月2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工业化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事关发展大局。当前，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着城乡之间工业发展严重不平衡问题：一边是城市存在着工业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失调、制造业成本骤增等问题;另一边是农村存在着工业发展滞后、农业整体低效、农民增收乏力等问题，城市和农村工业化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实现国家工业化城乡区域布局上的协调、平衡发展，值得引发中央及地方决策者的关注、深思和探讨。
一、城市工业化存在“新问题”
所谓的工业化，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城市工业化，这已是约定俗成。目前，我国工业产业主要集中于县级以上的城市，并且偏重分布于沿海发达区域。
建国以来，我国工业化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72年，苏联援建，自立更生，基本完成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第二阶段为1972年至1978年，打破封锁，首开国门，引领工业对外开放发展;第三阶段为1978年至2000年，全面开放，多元协调，乡镇企业暴发式发展(即中国农村的第一次工业化，但经90年代多轮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革，农村工业基本上已自生自灭，目前所剩无几);第四阶段为2000年至今，加入世贸，融入全球，制造业快速壮大发展。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迅速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目前在举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浪潮下，中国工业化正在向着最后阶段冲刺。
但是，总体上我们国当前的工业产业主体仍属于传统产业，仍在工业食物链的中低端挣扎徘徊，而且出现了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性问题，难以适应大国崛起和全球竞争的发展需要。
其中存在一个尤为突出的问题是，2008年以来在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下行的形势下，一方面是眼睁睁看着国内一批劳动密集型工业产业纷纷迁离中国海沿城市前往境外发展，却无比婉惜、无可奈何;另一边是广大农村工业化水平仍然很低，急需承接沿海城市产业转移，却无所作为、无计可施。
可见，当前中国城乡工业化发展二元结构问题已经相当突出。城乡工业化如何有效对接?如何才能以城带乡?已然成为当前农村能否持续繁荣发展、国家工业化能否顺利推进的迫切问题。
(一)“三驾马车”逐渐失灵。在美国2008年暴发次贷危机、欧洲2012年暴发债务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持续漫延，经济严重下行的国际大形势下，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出口增幅出现较大回调，2000年以来全球化给中国发展带来的助推火箭的燃料没有了，中国经济一直赖以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拉动、消费拉动、出口拉动似乎已不再那么灵便了。
特别中国政府的财政刺激和投资拉动，最大的效果仅仅为了维持经济增幅指标不太难看，对长期来说带来的或将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难以带来真正实质上的繁荣!
中国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二)外储偏高存在隐患。当前，中国经济对外储存度存在偏高的问题：2010年中国出口占GDP的26.8%(美国仅为8.8%)，达到顶峰，之后开始逐步下降。2011年中国出口占GDP的25.4%，2012年为24.9%，2013年为23.3%，2014年为22.6%，2015年为20.9%。
当今世界是买方市场，当GDP中26.8%的经济活动直接依赖于外部市场，中国无法不受制于美国，也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只能使中国经济更加脆弱，让中国外交难以坚挺，让国家安全更多顾虑。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绝不是大国的根本出路。
从本质上看，中国入世以来正是美国的资产膨胀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第二级火箭的燃料就是美国的资产泡沫，这中间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这种资产膨胀能够无限持续下去吗?当美国债务驱动型模式濒临破产，欧洲和日本也随之不再乐观，发达国家的长期不景气使得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模式难以持续，中国将被迫进行经济转型。
(三)传统工业寻求腾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但仍为中低端制造业层次，远难以适应大国崛起、世界竞争的需要。
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下行，由于出口依赖型经济发展受到极大影响，中国沿海和城市工业产业低端、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显，加上2016年年初中央实施不够精准的房地产“去库存”产业政策，致使国内一二线城市新一轮房价失控性暴涨，同时导致劳动力成本、企业经营成本逐年攀升，许多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纷纷退出中国，迁产印度、越南、墨西哥等更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此种景象不禁使人焦心、让人婉惜。
沿海工业化承度高的地区，开始对制造业进行腾笼换鸟、转型升级，本是必然趋势、无可非议。但是，就印度、越南等地，与我国早已改革开放近40年的多数农村城镇相比，其基础设施、政府服务、软硬环境不见得就更具优势，且事实上他们的投资环境多数边我国农村城镇不如!
然并卵，这些外资企业、国内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却仍然不会就近迁往国内农村，却舍近求远、千里迢迢地撤离中国。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不禁想问：是广大农村工业化程度已经够高了不需要再发展工业了吗?农村现有的个体分散小规模经营的低效农业足以支撑今后农村的繁荣发展吗?现有城乡发展二元结构问题就让它长期存在下去吗?要让约占60%(57.35%)的农村户籍人口永远在为沿海发达地区提供廉价劳动力吗?要让广大农村带着留守老人儿童问题永远衰败凋蔽下去吗?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未曾在宏观层面对农村工业化进行系统的顶层规划，广大农村长期缺乏工业化发展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以致广大农村在新一轮国家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在承接沿海城市因产业转型升级而转移产地中错失良机，同时，面对当前存在的一系列“三农”问题却束手无策、无效作为。
二、农村工业化存在“老问题”
当前，农村的三次产业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合理问题，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后劲，特别是工业化基础异常薄弱问题，已成当前农村发展滞后、财政增收无方、农民增收无门的关键性问题。2016年10月份，笔者对地处福建省内陆的三明市的7个县(市)12个乡镇进行了调研，发现乡镇农村工业化程度普遍较低，多数乡镇基本上没有象样的现代工业，工业产业对多数乡镇财政增收、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微乎其微。即便作为南方沿海开放省份的内陆农村，其工业化发展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也可谓冰火两重天，工业化程度差距巨大。
(一)现有农业与工业相比，投入大、效益低。在内陆地市的广大农村，我们所看到的多是一派凋蔽景象，由于没有工业产业，农村多数青壮年人口出外打工谋生，留在乡村的是“386199”部队，即仅剩下妇女(3·8妇女节)、儿童(6·1儿童节)、老人(9·9老人节)，外出打工谋生的劳动力只有春节才回乡过年几天，农业生产依靠的几乎全是留守的“386199”部队，绝大多数边远耕地因无人耕种而无奈抛荒，农业基本上无“产业化”可言，农民已化为“农民工”四处谋生，农村早已活力不再。
就现有农业产业来说，主要种植的仍然是传统农业，农资投入大，人工投入多，实际效益却很低，未能形成产业化，仅能解决留守人员的口粮和维生问题。个别良田地块通过圈地买断或长期租赁形式引进资本大户，实行建大棚、雇农工式集中经营，仅仅个别零星存在。因此，在仍然以个体经营传统农业为主广农村，其整体效益仍然相当低下。
如，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的青水畲族乡在内陆来说算是工农业底子都较好乡镇，非常重视农业产业发展，改变耕作模式，全力发展烟叶、蔬菜、茶叶、林竹、畜禽养殖等特色产业，2015年全乡种植烟叶1万亩、蔬菜1.6万亩、甜玉米2.1万亩、茶叶1万亩，鲜笋产量2.5万吨，笋干产量达1000吨，林下种植金线莲、铁皮石斛达1000亩，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全乡现存劳动力的60%以上，全乡实现农林渔牧业总产值3.92亿元;而在发展工业方面，全乡现有矿产品加工等工业企业30家，从事工业劳动力约占10%，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3.89亿元，即全乡以6倍于工业的劳动力投入农业，所创造的产值仅为工业的四分之一。
中国农业的整体低效的原因，一方面与农业自身的生产效率有限、农产品市场容量有关;另一方面取决于人多地少的中国国情，农民人均拥有区区耕地，仅发展农业难以致富;再一个方面，以我国现有的农民土地承包权、经营权私有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想通过集约化经营，大规模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实在是任重道远。
自入世以来，我国粮食市场日渐被国外抢占和垄断，全国粮食对外依存度已超过10%(远超5%的安全线)，其中大豆进口比例达80%以上。中国农业在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的境况下，实现自给自足已免为其难，还想让农村快速发展谈何容易。有道是“无工不富”，要使广大农村经济整体繁荣、真正富裕，推进农村工业化无疑是不二之选。
(二)农村盲目发展生态旅游，有形象、无实效。或许有人会说，既然抓农业致富难，那就发展服务业好了，比如大搞农业观光、生态旅游、休闲旅游业。于是乎，近年来国内生态观光旅游业很是热门，呈现出“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景象。
许多乡镇由于缺乏区位、资源优势，觉得走工业化道路费神、费劲、费力，难度太大，谈何容易，因此都想走农业观光、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业的捷径，看得见、摸得着，有形象、有政绩。殊不知，这些地方不知不觉已陷入与周边地区同质化、无特色的误区，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资金，结果是有效游客稀少，难以形成一个产业，事倍功半。
检验一个产业发展效益的最终指标是财政增收、农民增收，没有游客规模的旅游项目说是“景点”，其实不过是乡村公园，如此处处发展农村旅游，往往造成重复建设。
如，建宁县客坊乡，地处红军时期中央苏区的范围，也有红军医院、闽赣游击司令部、红军兵工厂、红军银行等革命旧址，周边县乡已有许多红色旅游目的地，且由于该乡为闽赣边区，区位偏僻、交通不便，哪有游客?何来产业?
又如尤溪县联合乡，近年来依托“联合梯田”着力打造旅游支柱产业，围绕建设“全省知名特色生态旅游小镇”的目标，加大投入，成立联合梯田农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科学规划梯田景区旅游发展蓝图，投入大量的资金建设基础设施，修建设旅游接待中心，新建公共停车场、星级达标公厕，每年还通过政策补助鼓励农民在梯田上种植水稻、油菜籽，名义上2015年到该乡旅游总人数12万人，旅游业产值只有区区538万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旅游业收入占比简直微乎其微。
(三)现有农村城镇化发展，无工业、难支撑。从经济发展史的内在逻辑看，城镇化和工业化是相伴而生的。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支撑，是城镇化的发动机，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
没有工业产业的农村乡镇，就无法集聚常住人口，没有满意的乡财收入、农民收入，就无法有效带动乡村消费，城镇化建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如，明溪县的夏阳乡以经营传统农业为主，有生态优势，同时还培育“紫云—下坂—集镇—俞云坂—御帘”特色乡村休闲旅游线路，但工业产业薄弱，辖区内基本无象样工业项目，本地区就业岗位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外流，也出现耕地抛荒现象，工业财政税源较少，城镇化建设中基础配套设施投入难以为继，城镇化建设后继乏力，乡镇所在地日渐凋蔽。
(四)现有农村工业化水平，总量小、潜力大。当前，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着不够重视农村工业化倾向，上面的理由可能是“环境污染压力”，因为没有工业就少一点污染;基层的理由是“没有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的地方发展工业太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目前，多数农村仅靠传统的低效农业维持生计，几乎没有象样的现代工业产业，表现为策划及在建工业项目少，工业企业数量少、层次低、效益差，工业总量小，解决农村就业能力差。
然而，也是由于当前农村薄弱工业基础，因此包含着巨大的工业化发展潜力，如果有国家和地方的产业支持，只要当地党委、政府及主官有抓工业的正确思路、科学规划和实干精神，广大农村必然会暴发出强大的潜力和效应。
如，大田县武陵乡，是传统农业乡镇，原来几乎没有工业，但近年来该乡开辟了大石工业园区，以产业转移和返乡创业项目为重点，抓好招商引资，着力引进新型工业项目，新引进投产了一批工业企业，实现工业经济稳步发展，2015年武陵乡规模工业总产值8.866亿元，比增12.08%，2015年度三次产业比例约为13:79:8。目前武陵乡正在引进央企华电集团将开建总投资4.18亿元、装机容量为5万千瓦的武陵风电场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工业产值将翻一番，潜力可观。
三、中国工业化呼唤“城带乡”
自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来，在“中国工业化之父”毛泽东的富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下，举全国之力，挤全国之余，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到了70年代初步完成了中国城市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
1966年，毛泽东作出允许农民办工业的“五七”指示，国家开始鼓励发展“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窑、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广大农村瞄准市场对商品的巨大需求，办起了社队工业(公社工业、大队工业)。1972年，毛泽东打破西方封锁，开始引进西方资金和技术加快推进工业化。
1978年后，邓小平通过一系列农村解放生产力的体制改革和持续对外开放，到了80年代至90年代中，中国农村乡镇企业在边议论边疏导中“异军突起”，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由此掀起了中国农村第一次工业化发展浪潮。乡镇企业的意外兴起，使中国工业化走上了一条农村工业和城市工业同步发展、以城带乡城乡结合协调发展的路子，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结构，在城乡经济和工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遗憾的是，经过90年代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私有化改制，除少数乡镇企业在个别能人成功经营下得到做大做强外，绝大多数农村企业都因经营不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寿终正寝了。然而，在中国农村第一次工业化香消玉殒20年后的今天，广大农村还有可能推进第二次工业化吗?
(一)启动内需潜力在于农村——开辟大市场。当前，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型的时候了。
近170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先效仿西洋，后学习东洋，然后师从苏联，最终倾心于美国，结果发现，全盘照搬哪种模式都有问题，中国必须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基础上走自己的道路——中国模式。
目前，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绝不是大国的根本出路。中国的脆弱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2010年，中国出口占GDP的26.8%，而美国仅为8.8%，谁更依赖谁，一目了然。
在这样不对等的情况下，中国无法不受制于美国，也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将出口视为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无异于将命运的主宰权拱手送人!
中国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只能使经济更加脆弱，让中国外交难以坚挺，让国家安全更多顾虑。它不仅带来与别国的贸易激烈摩擦，产生危险的政治对抗情绪，也使中国无法形成真正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现在，中国能够生产的绝大多数出口产品，十年后就可能被转移到印度、墨西哥、越南或其他国家，无非是看谁生产成本更低。当中国的货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世界原材料价格、环境污染恶化等因素到达一定的临界值，跨国公司抛弃中国将如弃敝履，不会有丝毫犹豫和半点怜悯。
将国家命运寄托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上，实在是危如累卵，令人寝食不安!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的核心，应该是毫不犹豫的将发展国内市场置于最优先的战略地位，坚定不移地将出口依存度逐步降到GDP的10%以下的安全区域，把国民经济的主要资源从输送国外市场，改为向国内市场倾斜。
中国人耗费了劳动力、时间、能源、资源、土地、原材料、粮食、电力，承受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的压力，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应该优先由中国的消费者自己享用。以中用国内市场取代国际市场，以中国消费置换美国消费，把出口资源转向国内，这将极大改变中国与所有国家的关系，这样贸易冲突就可能变成了贸易和平，激烈排斥转化为热情合作，对中国的敌视，会被中国市场的诱惑所折腰，政治围堵、军事遏制的联盟将不攻自破。
最大的市场，意味着最大的权力!要创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关键的问题在于从何处着手。出口行业所形成的生产规模是面向全世界市场的，难以启动的内需能够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吗?答案是：希望在农村!
中国最大的内需市场潜力，在广大农村。当今中国，城市的消费市场虽然还在持续发展，但随着房价畸高、供求饱和，城市消费增长空间已经有限;然而可以想见的是，广大农村却孕藏着一个不可限量消费市场。中国新崛起的最大空间在于农村，关键是要看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开辟农村消费这个新市场、大市场。穷极所思，真正能够最有效地刺激农村消费的途径就是农村工业化!
(二)农村呼唤二次工业化——再生强动力。在富员辽阔的中国，我们一边正矢志不渝地推进城市工业化，一边却忽视占户籍人口六成的广大农村的工业化，这样的国家工业化无疑是失衡的、畸形的。只有全面推进农村工业化，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工业化，广大农村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全面繁荣。
在改革开放接近4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曾依靠前15年(1980-1995年)的第一次农村工业化，以及后15年(2000年以来)的中国制造融入全球化，推动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发展至今。未来的中国，必须发掘新区域、新增长、新动力，才能继续保持良性、快速、持续发展。我认为，这个刺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就是农村第二次工业化，以信息化、集约化、高科技化、城镇化为核心的新的农村经济爆发，这是让中国摆脱现存和即将出现的经济困境的正确选择。
中国人口的结构，决定了农民仍将是中国未来的主要群体。农村繁荣，国家才繁荣。如果经济增长忽略了农村，既不道德，也不可能持续!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同样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隐忧。事实上，农村经济在90年代中陷入缓慢发展之后，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由此前的每5年翻一番，变成了每10年翻一番。虽然政府取消了农业税，但各种摊派和隐形支出，使农业的经济资源持续不断地处于失血状态。改革开放前15年所形成的宝贵农业资本积累，在后15年已逐渐消耗怠尽。农村经济不启动，内需振兴就只是一句空话。没有社会中大多数人口的收入增长，就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国内大市场!不过，农民收入的增长，也绝不应该仅仅通过财政补贴或转移支付来实现，所谓救急不救穷，以救穷的心态去发展农业经济必然失败。有效和持久的增长，必须也只能来源于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农民必须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在欧美经济未来长期不振、全球经济仍然下行的前景下，启动农村第二次工业化进程，也将会成为启动内需的突破口。农村只有推进工业化，才能带来比农业更高的生产率，才能真正振兴农村经济。
城市现代工业化成果中信息化、高科技化以及先进的商业模式，应该再次向农村进行大规模的技术转移和扩散。如果说80年代农村工业化是农民主动向城市寻找技术扩散的需求，那么这一次应当由政府和城市主动向农村廉价供应。
既然城市工业化的剩余资本、技术有向外转移的客观需要，广大农村又有启动第二次工业化的客观必要，那么，现有广大农村是否具备工业化的客观条件呢?
决定工业化的客观条件，最重要的不外乎是劳动力、土地、交通等方面。
其中，劳动力方面，随着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掀起了新一轮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城市制造业由传统产业向中高端产业迈进，许多产业以工业机器人替代人工操作已成必然趋势;同时，随着自2014年以来，全球经济严重下行，在多方困境中大约接近三成小微型传统制造企业被淘汰而倒闭，一些劳动力密集型型的在寻求外移，今后城市制造业对农民工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因此或存在部分农村劳动力回流农村寻求就业出路的趋势。
土地方面，广大农村有着远比城市丰富的集体土地资源，完全可以通过开山辟地、功能置换、租赁入股等多形势解决工业用地需求。
交通方面，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广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大投入，多数地方已基本上实现村村通水泥路、县县通高速公路，许多农村还通铁路，广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已大大改善，已基本具备农村工业化发展的条件。
既然中国农村二次工业化的确是有机会、有必要、有需求、有条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国家层面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只有将农村二次工业化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自上而下、真抓实干，才能真正有力有效推进。
首先，要制定实施战略规划。从国家层面研究做好顶层规划，要将农村新型工业发展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全国动员、全面行动，强力实施、稳步推进。
其次，要出台落实国家政策。从国家层面研究出台农村工业化相关配套的产业政策、优惠措施，产业政策要做到“精准”，要具有可操作性。
第三，要着力引导城乡对接。当前农村工业化核心问题是要解决产业资金、技术、市场等问题，就是要充分把握当前沿海城市制造业“腾笼换鸟”、转型升级的契机，通过国家统一的宏观政策，动员和引导广大农村引进发展符合产业政策和生态环保要求的城市外迁的产业和企业，实现以城带乡、辐射发展。
第四，要鼓励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鼓励出台地方相应配套政策，使农村形成比境外发展中国家地区更具比较优势的政策高地，形成吸引集聚资金、技术、市场的工业化洼地，多措并举地推进农村工业化。
同时，通过以农村工业化，扩大带动更多的消费需求，刺激农村服务业的兴起，吸引消化因城市工业转型升级节省下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打工仔)回归农村就业创业，形成农业人口在农业、农村工业、城市打工、农村服务业上四分天下、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
(三)优先发展工业产业——支撑城镇化。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从经济发展史的内在逻辑看，城镇化和工业化是相伴而生的，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支撑，是城镇化的发动机，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依托，是工业化的加速器。
首先，要优先做好工业发展规划。在编制城镇化发展蓝图时，首要任务是要做好工业化的长远规划，规划好乡镇工业园区，通过规划有效引导工业产业规范发展。《福建省主体功能区规划》虽然将全省84个县(市、区)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4个类别，其中22个县市属农产品主产区、12个县市属重点生态功能区，均为限制开发区域，同时取消34个县(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考核，实行农业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考评方式。但是，即便被省上列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市，也并非不需要推进工业化，并非不需要发展工业产业。在现阶段一、三产业效益普遍不高的广大农村，无工肯定不富。如果不因地制宜全力发展本地工业，有再好的生态环境，也会被激烈的区域竞争所淘汰!
其次，要重视农村工业园区建设。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要对工业进行合理布局，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搭建工业招商引资平台，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吸引一批带动能力强、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主导产业入园，实现工业企业的相对集中，推进工业项目进园区，让更多劳动力在一个地区进行聚集，充分发挥园区的聚集效应和联动效应，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和环境优化等措施大力促进特色优势主导产业的发展。
第三，要通过工业化助力城镇化。农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容易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会转移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通过工业企业，农村人口向集镇转移集聚，农村城镇化就有了人气支撑、产业支撑和经济支撑，让农村工业化有效助力和促进农村城镇化。
第四，要通过城镇化推进工业化。工业化过程是一个资本等生产要素不断集聚的过程。要通过推进城镇化，提供配套齐全的基础设施，打造良好的投资硬环境，打造诚实守信、投资者利益得到切实保护的良好人文政策环境，打造包括方便快捷的交通服务、均衡优质的教育文化资源、适宜人居的自然环境等，造就一大批懂技术、懂经营、会管理的农村工业化高素质人才队伍，以此带动农村工业化加快健康发展。
(四)金融理应“避虚就实”——助推工业化。金融业与工业化联系密切，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互依共生，农村二次工业化离不开金融业的有效服务和大力支持。
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下行的形势下，要在保持宏观政策稳定的同时，引导金融机构围绕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创新服务方式，有效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特别是要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制定相应支持农村工业化的政策和举措，充分发挥股票上市直接融资和国有商业银行间接融资的作用，强力助推农村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了长足进展，也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这些年来，金融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金融中心城市遍地开花，产权和衍生品交易所多如牛毛，居民理财产品爆发式的增长，民间借贷和融资银行过分膨胀等。其中一个最突出倾向就是金融业“脱实向虚”，金融服务业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自我创新、自我膨胀，导致了资本配置失衡，产业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出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出现了空心化的危险趋势。
虚拟经济虚胖必然助推和加速金融资本、资产、资源的泡沫化，同时也导致资本在实体经济的体外空转，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融资困难，产业资金流失，实体经济失血，国民经济虚弱萎缩。在这种情况下，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变相证券化、债权化、资本化，地下的影子经济和金融虚拟经济激进发展，正在极大地冲击实体经济，导致经济过度投机化、超前虚拟化、人为空心化。
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要求回归住房居住属性。这句话同样也可以引申到金融证券市场，必须坚持“股票是用来为实体经济融资的，不是用来炒的”，正确引导和把握股市的融资属性。
诚然，经济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非实体经济因素如金融证券、债券、房地产和金融投机交易，只要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对经济是有利的;但如果严重脱离资本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必然会导致虚假繁荣和泡沫经济。
金融业原本脱胎于实体经济，金融业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且服务于实体经济，否则就没有存在必要。
因此，还必须从国家层面通过推进金融业“防虚向实”的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有力抑制房地产泡沫，适可而止地发展期货、股市等投机性市场，让更多的社会资金流向农村工业化领域，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持续发展，提高金融监督、调控和服务的有效性和质量，让中国广大农村在第二次工业化中全面繁荣、加快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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