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结构性贫困与精英俘获？
历经30多年的扶贫工作，剩下的扶贫任务被称为最难啃的“硬骨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分贫困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那么该如何理解这里的结构性贫困呢?所谓的结构性贫困是指贫困人口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个结构当中都处于弱势地位，因这种弱势的结构位置导致其很难参与和分享当前扶贫项目和资源;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也意味着贫困人口在农村人口当中处于底层，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底层状态也意味着其在扶贫资源的信息获取、项目参与、利益分享等多个方面都处于十分困窘和被动的状态。结构性贫困不仅存在于个人的层面，同时还存在于村庄的层面。
在介绍了结构性贫困的概念之后，我们还需要对精英俘获的概念进行介绍，因为其与结构性贫困有着明显的内生关联。扶贫领域的精英俘获指的是本应该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资源、项目和资源却被村庄内的富裕精英群体获得，或者是被应该传递和分配给贫困村的项目资源、资金和利益等被富裕村获得。这就导致了扶贫资源瞄准与分配过程中的目标偏离，导致扶贫工作的初衷难以落实。扶贫领域的精英俘获不仅扭曲和异化了扶贫工作的应有目标和原则，同时还加大了村庄内的社会分化，随之而来也就带来了贫困的固化，或者说形成了一种阻碍贫困人员跨越其结构性位置的力量。
个体和村庄层面均存在结构性贫困
2013年，笔者曾在湖北省大别山区的一个贫困县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调查中发现，结构性贫困非常普遍且其对扶贫效果的影响十分显著。结合案例，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和客观地看到在村庄和个体层面出现的结构性贫困及其引发的精英俘获。湾村是一个小村，在全镇的村域经济排名当中，湾村经常是倒数名次，目前村级负债60多万元;湾村的村支部书记在镇人大代表。与湾村同属一个乡镇的邻村——河村，是所在乡镇的明星村，其村集体累计可支配收入超过200万元，在全镇经济排名当中，其居于首位;河村的村支书是县人大代表，更是所在地级市的党代表。显而易见，湾村是贫困村，而河村并非贫困村。经过笔者的调查统计，在2004年到2013年的10年间，河村获得的各类扶贫项目及其资金总量超过2000万元，而湾村在10年间获得扶贫项目和资金只有220余万元。为什么会显现如此悬殊的扶贫资源与资金的分配差异呢?这源于两个村庄结构性要素的差异。
首先，河村村支书县人大代表和市党代表的身份，有利于所在村子争取扶贫项目和资源。有限的扶贫资源与资金在众多的贫困人口和贫困村面前总是显得捉襟见肘，争项目和跑项目便成了村干部扶贫的日常工作，具备政治身份的村干部自然具备更大的能量，因而在与其他村干部竞争的过程中就更容易取得成功。其次，在现有的扶贫项目制度设计中有提供配套资金的要求，这就意味着经济基础较强的村庄更容易获得项目支持。对于那些负债村和财政空心村，他们没有能力提供一定比例的扶贫项目配套资金，因而也就失去了竞争项目的初始条件。第三，在实施驻村扶贫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不同部门帮扶贫困村的能力也是差异显著的，而通常情况下，地方政府核心部门具有优先选择权，他们往往偏好贫困深度不深甚至是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村庄作为自己的帮扶对象。不同部门所能动员和争取的扶贫资源与项目千差万别，居于权力核心的部门其往往就能够为所帮扶的村庄争取大量资源，而边缘和弱势部门只能为帮扶村提供十分有限的扶贫资源。在县级政府部门帮扶方面，河村是县纪委的联系帮扶点，而湾村是县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联系帮扶点。最后，河村与湾村在扶贫资金、项目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还与其社会资本的存量密切相关。调查发现，河村外出从政和经商的成功人士有18位，其在推动村庄发展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河村内有2座桥梁是由本村走出去的成功人士捐资修建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湾村只有3位成功人士，一位是团长，一位在本县政府行政办公室，还有一位经商。湾村争取扶贫资源主要依赖县政府办公室的这位人士的帮助，而湾村在争取扶贫资源方面则可以借助多位人士的帮助。总结一下，我们看到，河村和湾村在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三个结构性因素中存在明显的差距，这种结构性因素带来的差异导致两个村庄在获得扶贫资源方面的差异性结果，也就出现了村庄层面的精英俘获，富裕村庄获得了更多的扶贫资金与资源，而贫困村则只能获得较少的扶贫资金与资源。
在村庄层面出现的结构性贫困，在个体层面更加显著。以湾村的产业扶贫项目——茶叶种植为例，为了取得规模效应，项目规定，农户只有新增茶园2亩及以上的才能够获得扶贫项目的扶持，即为农户无偿提供茶苗、化肥和太阳能杀虫灯等。湾村属于深山区贫困村，村民人均耕地不足1亩，让贫困户新增2亩茶园并不容易。首先，2亩茶园的建设成本在4000元左右，这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贫困户并不现实。其次，如果通过流转土地的方式进行茶园建设的话，贫困户的新茶园投资成本将会更大，这将会继续提高贫困户投资茶园的门槛。最后，在村庄层面决定产业扶贫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中，贫困户难以表达其观点和意见，如果贫困户的意见能够表达，也许新建2亩茶园的标准将变成新建1亩茶园，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贫困户可以参与产业扶贫项目。贫困户无力承担产业扶贫的成本投入，因而也就被排斥在了产业扶贫项目外。此外，对于贫困户而言，其很难借助社会网络的帮助而筹集足够的用于参与产业扶贫的资金，因为贫困户的亲戚朋友也相对贫困。最终，湾村不少的贫困户参与了产业扶贫项目，获得了茶树苗、化肥和杀虫灯等方面的扶持。这样的案例表明，村庄内的贫困户受经济、社会、政治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同样难以与扶贫资源和项目顺利对接，在社会阶层中的结构处境使得其难以跨越既有的障碍和制约，其贫困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个体层面的结构性贫困也意味着，精英个体能够从既有的扶贫资源、资金中俘获一定比例的利益，因为精英个体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结构要素中具有优势特征。对参与湾村茶叶扶贫项目的农户进行层次分析后，我们发现，65%的农户是收入在中等水平及其以上的，真正的贫困农户只有30%稍多。
结构性贫困的两方面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结构性贫困呢?一方面是因为，贫困户在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本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且得不到发展，客观地看，贫困户自身多具有病患、受教育程度低、社会交往能力差等特征，而另一方是因为现有的扶贫制度设计中出现了不利于贫困人口的结构性特征，诸如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扶贫项目的配套制度，扶贫项目设计的规模偏好，扶贫帮扶中的非均衡搭配等。不利于贫困人口的扶贫制度与方案设计放大了贫困人口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弱势处境，最终使得其愈发难以参与扶贫项目并分享扶贫利益。当扶贫制度当中的结构设计不具有亲贫性时，精英个体或者是富裕村庄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参与扶贫项目并分享扶贫利益的机会，随之也就出现了精英俘获。当扶贫项目在实践层面更多地被非贫困群体获得的话，贫困人口就会质疑扶贫工作的合法性与正义性，村庄内既有的公平正义观念也将慢慢被打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对结构性贫困的治理非常关键。
结构性贫困的治理
结构性贫困引发精英俘获，导致扶贫目标的偏离与扶贫过程的扭曲，因此需要从多个层面做好结构性贫困的治理工作，具体而言，我们提出如下方面的建议：
1、造血扶贫的同时，继续加大对贫困户的输血扶贫。在扶贫工作中，我们历经了从“输血”扶贫到“造血”扶贫的转变，似乎“输血”扶贫已经没有了必要，但在面对结构性贫困的情况下，输血十分必要。通过“输血”扶贫，我们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贫困人口经济等方面初始条件的改善，才能够使其更多地参与扶贫项目。
2、强化扶贫制度设计中的亲贫性特征。在扶贫项目的设计中，无论是针对村庄，还是针对个人，筹集扶贫项目配套资金的要求一定要切合贫困村和贫困人口的实际，尽量降低筹集门槛，让更多的贫困村和贫困户可以参与扶贫项目。
3、对贫困人口更多地进行赋权。在当前的扶贫工作中，不少扶贫决策没能体现贫困户的声音和需求，通过对贫困人口的赋权使其更多地参与扶贫项目选择、扶贫需求表达和扶贫具体实践等过程。这样就可以较好地解决扶贫项目实施环节出现的对贫困人口的结构性制约。
4、加大对贫困人口的教育扶贫，阻遏贫困的代际传递。结构性贫困的基础在贫困者个人，因此从贫困者角度提升其发展能力尤其关键。教育在贫困人口脱贫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加大教育扶贫的工作力度效果将十分显著，其不仅有助于贫困人口向上的社会流动，同时还能够切断贫困者家庭因素对个人脱贫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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