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有一个说法，就是“太阳照到了的地方，大家都是一样的”，上海户籍就是太阳，只要有上海户籍，所有上海农民的收入水平都差不多。上海农民收入水平相差不多，与浙江农村村庄内农民收入严重分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
上海农村是长三角的腹地，以我们在浙江调研的经验，越是发达地区，农村经济越有活力，越有活力，就越有更多二、三产业的发展，就越有大批的二、三产业经营者发财致富，成为老板。奇怪的是，我们调研的上海四地农村，村庄内却很少有经营二、三产业致富的老板，农民主要收入都靠务工。少数地方的农民还有房屋出租收入。有房屋出租收入的农村一定是靠近城镇或工业区的村庄，这样的村庄就不是一户有房屋出租收入，而一定是户户都有。此外，上海农民基本上都不再种田，而是将承包地反租到村社集体，农民获得同样水平的租金。上海为农民建立有相对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上海市有一个说法，就是“太阳照到了的地方，大家都是一样的”，上海户籍就是太阳，只要有上海户籍，所有上海农民的收入水平都差不多。上海农民收入水平相差不多，与浙江农村村庄内农民收入严重分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
上海农民收入分化很小，首要原因是上海农村的乡村工业似乎没有浙江和苏南发展迅猛。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都市，具有极强的行政管理能力，工业也非常发达。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工业品短缺，市场供给不足，尤其是工业品供给不足，因此全国出现了风起云涌的乡镇企业尤其是乡村工业的发展。上海是中国制造业的中心，既有技术，有淘汰的设备，还有大工业配套的需要，因此，上海农村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乡村工业的条件。
在应对巨大的市场机会中，离中国制造业中心上海最近的浙江和苏南采用了不同的方式，苏南主要是发展村办集体企业，而浙江普遍是发展个私企业。上海农村也是以发展村办集体企业来应对。没有疑问，无论是个私企业还是集体企业，长三角地区农村的乡村工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到了1990年代，随着工业品供给能力的迅速提高，卖方市场很快变成买方市场，乡村集体企业的产权弊病逐步暴露出来，其市场竞争力远不如个私企业，苏南、上海农村村办企业改制，集体企业转制为私人企业。这些转制而来的私人企业有一些发展不好，逐步被淘汰。还有一些发展不错，尤其是有厂房而有发展的潜力，原来的集体企业负责人现在的私企老板就可能成为身家过亿的土豪，只不过，这样的土豪非常少，且他们基本上都已经脱离了村庄生活。
从1980年代开始，一直到1990年代，长三角农村一直都有比较好的发展个私工业的空间。浙江农村正是凭借个私工业的迅猛发展而快速发展的。在浙江的一些经济重心地带如温州、绍兴等地，农民发展个私经济，往往是先买一台机床，利用家庭的空间上马，效益不好就下马，效益好，生产出来的产品有销路，就扩大生产规模，再买两台机床。效益特别好，就用利房前屋后的空地搭一个简易厂房。这样，农民就可以比较便利地且低成本地办起个私工厂，失败了损失有限，成功了利益很大。最为重要的是，利用家庭空间，简易手续开办工厂，使那些经营有活力产品有销路的乡村工业有了旺盛的成长机会，几年下来，这些有活力的乡村工业就成为了一个地方的品牌，甚至形成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形成了产业生态链，形成了地方竞争力。借助这些地方竞争力，乡村就有了更多的产业机会商业机会，就有更加活跃的个私经济的发展，因此也就形成了乡村社会内部的企业家群体。简单地说，浙江宽松的地方政策使个私企业具有巨大的生产空间和旺盛的成长活力，以个私企业为主要特色的浙江乡村经济推动了整个浙江经济的成长。
上海农村以及苏南地区与浙江不同之处在于，上海市有极强的行政管控能力，不会允许农户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来建厂房。农户响应市场机会，买一台机床在自家进行产品加工，这个不违反政策。效益好，农户可以再买一台机床回来扩大再生产。但无论效益多么好，上海农村不可能像浙江一样将房前屋后的空地盖成厂房来扩大生产规模，因此，上海农村的个私经济要么局限在家庭内部，要么就搬到一个已有空间，比如租用村社集体之前的仓库，利用废弃的村企厂房，或已经撤点的村办小学教室。所有这些空间在上海农村都会被充分利用，但违建是不允许的，无论是农民利用自家房前屋后违建还是村社集体为获得租金而在农地上建厂房出租。上海市强有力的管控能力保证了违建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上海农村，乡村工业没有能借助个私经济的强有力发展冲动如浙江农村一样发展地起来。也是因此，在上海农村，除通过农村集体企业改制而产生出来的极少数土豪以外，很少有个私企业家群体。
简单地说，因为上海市对农村强有力的行政管控，上海农村没有能在1980年代、1990年代乡村工业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产生一个以个私经济为主要特点的农村工商企业家群体，村庄工业化程度也十分有限，因此上海农村除极少数通过集体企业改制而产生出来的土豪以外，缺少一个在村庄影响力巨大、人数也比较庞大甚至要占到全村人口10%的老板群体，这是上海农村农民收入与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苏南的体制与上海农村类似，因此其农村经济收入与社会结构也与上海农村相似。
三
阳光照到的地方大家都是一样的，在上海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表现是养老保障。上海农村，农民养老保障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障。这一部分还不普遍，数量还比较少，不过正是快速发展;第二种类型是上海特色的“镇保”。这个“镇保”水平较社保略低，较新农保要高很多。“镇保”是上海市为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而由地方财政出钱支持建立起来的农村保障体系。当前上海“镇保”覆盖了上海农村1/3弱的60岁以上老年人群体，每月保障金大约有1500元;第三种类型是上海新农保。上海新农保的平均水平为800元/月，较全国70元/人的水平要高很多。一般有新农保的农户都有承包地，也就有承包土地流转出去所产生的租金收入，以每亩每年1000元计算，一个农户家庭有四、五亩承包地，每年就有四、五千元的土地租金。而凡具有“镇保”的农户都不再享受承包地的租金。
上海所有超过60岁的农村人都享有最低800元/月的新农保，还有相当部分农村享受保障水平更高的“镇保”和“社保”，因此，上海农村，农民家庭收入再低也低不到那里去。也是因此，上海农村的低保户极少。我们调研过的五个村，低保户最多的有四户，最少的只有一户。
当前上海几乎所有的农地都已经反租到村社集体，农民基本上不种地，农民进厂务工。而按上海市的统一要求，所有企业事业单位雇工都必须缴纳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障。外地来沪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并不关心企业是否缴纳社会养老保障，他们希望将所有未来保障变成现金按月发下来。上海本地农民则完全不一样，他们进厂务工，连续15年缴费，60岁以后就可以拿到社保，这样老年生活就有保障了。外地农民工一般都会尽可能加班，以获得最大化现金收入，所以普遍是“12小时单休”，即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休息两天，以获取最高现金收入，上海本地农民对现金收入的关切让位于社会养老保险，他们之所以进厂务工，主要目的是企业为自己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因此，上海本地人进厂一般都是“八小时双休”，每天上班八小时，一周上班五天，这样的不加班的工作就只能拿到2020元的最低工资。非常有趣，上海农民进厂务工一般都是拿最低工资，而外地农民工通过加班，一个月工资四、五千元是很普遍的。
要获得社保就必须要有连续15年的社保缴费，上海农民在60岁以前就必须连续在企业工作。一般来讲，工厂需要年轻人，而不欢迎年龄比较大的人，尤其是超过40岁的上海农民，工作目标就是要企业缴社保，工作普遍不认真且工作能力因为年龄而下降，上海就出现了中年农民就业难的问题。40~60岁的农民工没有企业要，就无法缴纳社保，这就会造成严重问题。
因此，上海市一方面要求企业招工时必须招收一定比例上海本地人，另一方面则创设各种就业机会。我们调查的几个村，一个村才2000人，竟然有政府设立的大约100个工作岗位，全都是最低收入，又主要针对中老年的农民，这些岗位如护林员、清扫员、家庭护理员等等，五花八门，十分多样，其实都是上海市为就业困难的中老年农民提供的就业机会。上海农民竟然对这些只拿最低工资2020元的工作机会有极其激烈的竞争。一个村，一个空缺的护林员岗位竟然有80多人报名竞争。因此，上海农村40~60岁农民普遍心态是找一个可以缴纳社保的企业打工，打工的目的只是为了缴纳社保，而不在乎工资收入。上海农民就业上的消极心态、保守心态与外地农民工以及与浙江农村都形成鲜明对比。
一旦60岁了，就可以拿社保，也不用找企业打工以让企业缴纳社保，这个年龄的上海农民就可能到现金结算的村办企业或农业公司打零工。调研的几个村，每小时6元的临时工，上海60岁以上的农民竟然会积极争取。
四
上海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打工收入再加上60岁以后所获社保镇保农保收入。这些收入都比较低，但上海农民一般住在自己家中，已建住房，且种有菜地，精打细算，日子还是过得去的。一对夫妻60岁以后，如果拿两个镇保，一个月的收入就有3000元，而很多上海农民，一对老夫妻一个月的支出也就500元，这样每月就可以节余出2500元。
与上海农民一般只有相对有限的农业收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征地拆迁所带来的补偿。上海农村拆迁，一般按照1：1的比例还建，就是说，农户有250平方米的住房，拆迁后就可以还建250平方米的商品房，一套100m2，一套90m2，一套60m2，子女住大套，父母住小套，出租一套，每月可以有几千元的租金收入。此外，征地拆迁后，农民都算失地农民，由地方政府无条件纳入到失地农民社会保险体系。这个保障与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障是同一个水平。因为征地拆迁可以形成巨大利益，因此，上海农民都盼望征地拆迁。当然，大部分农民是没有机会征地拆迁的，他们也就无法实现土地利益的变现。不过，整村整村地征地拆迁所产生巨大利益使通过打工致富的想法变得可笑。与其自己努力打工，不如等待征地拆迁。征地拆迁的都富了，打工却没有致富的先例。这样的考虑就进一步让上海农民变得消极，不思进取。
五
上海农民收入分化很少，村庄内部的人情往来也不频繁，农民所感受到的熟人社会的人情压力很小，这与浙江农村正好相反。同时，上海农民基本收入稳定，生活有保障，尤其是未来有保障，因此，他们在生活中变得较为谨慎，不敢冒风险，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缺少打拚，心态保守，显得慵懒。一方面增加收入的空间不大，也缺少增加收入的动力，一方面支出上精打细算。这样一种宁静是浙江农村所看不到的，更是外地农民工中所不存在的。
六
无论是上海还是浙江农村，绝大多数农户的主要收入来自务工，如前已述，在已经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面，本地人务工的工资并不一定高于外地人。不过，有两种情况使本地农民可能获得较外地农民更多的收入机会，一旦本地农民在当地更容易找到高收入的工作机会，或更轻松的工作条件，比如本地人更可能当中层管理人员，及更多从事技术性工作的机会，二是本地人更容易找到务工机会，甚至年龄比较大的农民也可以找到各种诸如治安巡防、门卫保安的工作机会。尽管如此，上海、浙江农村绝大多数农民的家庭收入来自务工，这个务工收入与外地农民工的收入并无本质差距。
仅就浙江和上海农村来看，因为浙江农村村庄熟人社会中普遍存在一个富裕的老板群体，这个群体的人情往来极大地增加了村庄中主要依靠劳动收入农民家庭的人情压力，所以浙江农村依靠劳动来获得收入的家庭就有更大的通过市场来获得更高收入的动力。如果无力参加到村庄人情循环，就可能被排斥出村庄主流社会，这个是任何一个熟人社会中的家庭都不愿承受的。
上海农村的村庄熟人社会中则不存在一个活跃的富裕老板群体，也没有因此而起的人情压力。因此，相对于浙江农民，上海农民追求更高收入的动力不强，农村就会显得平静而保守，缺乏浙江农村的活力，也没有浙江农村普遍存在的张力乃至冲突。
上海农村与浙江农村的另外一个重要差异是，上海建立了比较健全且较高水平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相对来讲，浙江农村缺少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浙江地方财力远不如上海，无法建立覆盖面广而且相对水平不低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相对健全的养老保障进一步加剧了上海农民的保守心理。上海农民说，“凡是太阳照到了的地方，大家都是一样的”，上海40多岁的农民进工厂务工的十分普遍，并且大都是拿最低工资，他们的目标仅是连续缴够15年养老保险，从而可以在60岁以后获得与城镇职工一样的养老保障。浙江农民则有更大的积极性来获得高收入，这一点甚至不逊于外地农民工。
2016年1月15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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