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理论的逻辑推理不正确
曾飞
一个有效的推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前提真实、成立，二是推理或认证形式正确、有效。这样才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这是逻辑常识。
笔者在《莫当儿戏：林毅夫理论的逻辑前提有问题》一文中已经指出，林毅夫理论的逻辑前提本身出现悖论，难以普遍成立。用这样不能成立的前提推出的结论也就难以成立。
同时，林毅夫理论的逻辑推理不正确，这就导致了他的理论更加严重的问题。人们在理论问题上，不能视同儿戏，任意玩弄逻辑，炮制谬论。
按照林毅夫演讲中的描述，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框架是：
“这一理论分析有一个基本前提：结构是内生的，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其要素禀赋决定。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要素禀赋都是给定的，比如有多少劳动力、资本及自然资源。但这些要素又是可变的，比如劳动力会随人口增减变化，资本可通过积累增加，自然资源相对给定，但随着技术开发，也能有所改变。经济学家普遍对要素禀赋及要素禀赋结构的重要性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研究国家贸易的经济学家除外），而我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禀赋及要素禀赋结构是结构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变量。”
“在每个给定时点上，要素禀赋及其相对价格决定着一个国家在这一时点上的发展共识和比较优势。发达国家资本相对多，因此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必然在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的产业和技术上有优势，并形成优势产业。很多发达国家怕中国，就是我们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因此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
“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达到发达国家的高收入，就必须拥有高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比如资本技术相对密集的产业。由于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因此，发展中国家达到高收入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素禀赋结构赶上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表面上是收入赶上发达经济，深层上是产业结构赶上发达经济，更深一层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必须赶上发达经济。在发展和结构变化过程中，不仅是产业与技术变迁，还有很多基础设施要改善，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基础设施。”
“这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学应该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之上，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他们已经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排除发展的障碍，使他们的这些产业在要素生产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再把交易成本降到最低。如此，任何发展中国家应该都有条件维持每年8%或以上的增长20-30-40年，经过一代人两代人实现几百年来发展中国家所希望的追求：跟发达国家平等，并达到共同利益。” （来源：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讲稿摘录）
简而言之，逻辑前提是：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其要素禀赋决定。结论是：中国（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赶上发达经济。发展经济学应该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之上，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俗讲就是中国还是只能搞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慢慢升级）
对处于世界科技和产业前沿以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其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相对丰裕程度）决定着要素相对价格和最优产业结构，并进一步决定企业大小、水平和风险性质的分布。因为在现代社会#决定结构变迁的根本力量是要素禀赋从资本和劳动力比率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的提升。这种提升会同时改变经济体的总预算和相对要素价格这两个影响企业生产决策最重要的变量。
经济发展是人均收入水平持续增加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要求现有产业必须持续引入新的更好的技术，而且还要求现有产业必须不断从劳动力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新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升级，否则人均收入水平就将像Solov新古典增长模型所预测的那样陷入停滞。由于这个过程是一个从发展水平的低端到高端的连续变化，经济能发展到许多中间水平。经济中的要素禀赋，虽然是随时间可变的，在任何给定时刻是固定的。拥有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本密集度不同的一系列产业可供选择；然而，要实现向资本更密集产业的升级，发展中国家却需要首先升级其要素禀赋结构，而这就要求资本积累速度高于劳动力增长速度。
当企业所选择的产业和技术都与经济体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时，经济将会最有竞争力。随着这些充满竞争力的企业和产业不断成长，它们将占有更大的国内，国际市场份额。同时也将以工资和利润的形式创造出最多的经济剩余。而且，由于拥有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这些经济剩余的投资回报也将最大。假以时日，这种战略将使经济不断积累物质和人力资本不断提升，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并且使得企业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越来越有竞争力。（《经济学季刊》第10卷第1期2010年10月）
简而言之，整个理论的含义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要素相对价格和最优产业结构。因而当企业所选择的产业和技术都与经济体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时，经济将会最有竞争力。（通俗讲就是中国还是搞劳动密集型产业最有竞争力）而经济有了竞争力就能够创造出最多的经济剩余提高人均收入即经济发展。也就是以要素禀赋论（未经论证该理论的适用范围可以扩大到两国间贸易之外的一国经济发展领域）为推理的前提。结论是是要求发展中国家集中劳动力与资源去发展所谓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俗了讲就是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代工产业，并不断升级（可以向资本密集型不断升级，也就是靠拢，但还是局限于代工产业，比较高一级的代工产业，否则就叫做不具有比较优势）。发达国家则发展科技与资本密集型高端产业。两者相依为命，形成依附经济关系，世界太平。
论证一个理论，一般可以采用归纳法或逻辑推理的办法。林毅夫显然采用了后者，即逻辑推理。即以要素禀赋论为大前提来进行逻辑推理，演绎出自己的结论。
林毅夫先生的逻辑推理能否有效，首先是大前提的真实与否和能否成立的问题。
林毅夫讨论的是一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而不是一国的贸易问题。然而林毅夫引用的前提却是贸易领域内的理论——要素禀赋论（即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该学说由赫克歇尔首先提出基本论点，由俄林系统创立。它主要通过对相互依存的价格体系的分析，用生产要素的丰缺来解释国际贸易的产生和一国的进出口贸易类型。也就是把原本只是在贸易领域内局部或然成立（占世界贸易总量10%的南北贸易领域内或许成立）的假设扩大到一国经济发展的领域内来应用。林毅夫自己就抱怨过：“经济学家普遍对要素禀赋及要素禀赋结构的重要性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研究国家贸易的经济学家除外——按：那当然，要素禀赋论本来就是贸易领域内的理论），而我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禀赋及要素禀赋结构是结构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变量（按：有胆量任意扩大应用范围）”。显然是把贸易领域内的理论“要素禀赋论”未经论证直接应用到经济发展领域内使用，并敢于武断地指责除了研究国家贸易之外的其他经济学家对要素禀赋论未予重视。其实大部分经济学家还比较严肃，他们至少还不敢胡乱应用贸易领域内的理论“要素禀赋论”来论证经济发展领域内的理论问题。而林毅夫则另类于众多的经济学家，他不具有其他经济学家的严肃性，敢于把理论研究视同儿戏，未经严格论证就胡乱引用贸易领域内的理论“要素禀赋论”来论证经济发展领域内的理论问题。
同时，贸易领域内的理论“要素禀赋论”本身还有许多前提假设，不是无条件成立的。
要素禀赋论基于一系列简单的假设前提，主要有十一个方面。其中“1、假定只有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9、假定没有运输费用，没有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贸易自由）和“11、贸易是平衡的”在事关一国，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上尤其重要。那就是“要素禀赋论”假定只有两个国家——林毅夫心目中想要讨论的自然就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但这个世界却存在数以百计的相互联系的国家，而不仅仅是两个。而且还假定中美之间“贸易是平衡的”和“自由贸易”——然而中美贸易不平衡是美国耿耿于怀的大问题，在美国出口管制政策下的中美贸易总量与贸易结构失衡。在美国出口到中国的6000余种商品中，份额最高的十大行业可粗略分为如下三种类别：(1)民用交通工具、民用飞机、硅晶片集成电路等资本密集型产品，所占比例接近20%；(2)大豆种、未加工棉料等农产品，所占比例约为8%；(3)废铜、废铝、废合金钢等金属，所占的比例约为7%。其中，后两类均属于低端产品。美国并没有以其优势高科技产业来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于是，林毅夫研究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里，这三个假设都不成立，中国经济发展依靠内需与外需拉动，又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贸易，还有与众多国家的贸易，这不符合“1、假定只有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的假设。而且内需所占比例大于外需，即对外贸易所占的比例。2010-06-1821世纪网翰啸《中国真的内需不足吗》的文章指出：“由于净出口在我国GDP构成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因此也不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强的拉动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从来都是靠内需拉动的，即使在我们出口最迅猛的2007年，净出口对我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没有到过20%，也就是我国经济增长80%以上是靠内需拉动的，也就是靠我们的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的。”2011-02-09《为什么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的文章指出：“任何大国经济增长都以内需拉动为主，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外需比例不断上升，但现在内需比例仍然占70%以上，这符合全球化条件下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大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如果剔除国际上对我国外需比例的高估因素，我国内需所占比例实际上超过80%。”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严重不平衡，并且受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限制，“11、贸易是平衡的”和假设“9、没有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贸易自由）的假设也不成立。因此假设前提1、9和11都不成立，要素禀赋论在本问题上也就不成立，不能当为本项理论推导的基本前提。
也就是说林毅夫由此而认定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能够决定中国的经济发展格局是无稽之谈。林毅夫引用贸易领域内的理论要素禀赋论来作为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前提是毫无根据的，错误的。
因此，林毅夫的理论所犯的第一个逻辑错误就是胡乱使用不适合、难以成立的理论前提。这必然导致结论不能成立。
林毅夫的第二个逻辑错误是推理形式不正确或无效，论说以偏概全。
首先是，从“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推导不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其要素禀赋决定”的结论。从“要素禀赋论”，俄林得出结论是：“一国的比较优势产品，也因而应出口的产品，是他需在生产上密集使用该国相对充裕而便宜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一国的比较劣势产品，也因而应进口的产品，是它需在生产上密集使用该国相对稀缺而昂贵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只是有可能决定其某些特定的出口的产品，而无法决定一国的全部产品或产业结构。一国的一大部份的产品或产业结构由其内需和资源共同决定。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其要素禀赋决定”是假命题，不真。前提不能成立，结论自然不能成立。
然后是，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其要素禀赋决定”推出“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赶上发达经济”的结论理由也不充分。违反逻辑的基本规律之一﹕任何判断必须有充足的理由。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一般用人均收入水平来衡量。显然要素禀赋决定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缺乏充足的理由。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一国发达程度——主要是人均收入水平赶上发达经济体更缺乏充足的理由。林毅夫未能用充足的理由来论证，“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表面上是收入赶上发达经济，深层上是产业结构赶上发达经济”的说法近乎武断。林毅夫主张“发展经济学应该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之上，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他们已经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排除发展的障碍，使他们的这些产业在要素生产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再把交易成本降到最低。”即使是中国对美国贸易的生产成本很低交易成本也降到最低，贸易利润得到提高，也仅仅是国民收入的一个不太大的部分提高了，其他收入是否能提高就很难讲。所谓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譬如玩具代工、苹果代工在与发达的美国贸易中获利极小，譬如一部iPhone手机批发价为178.96美元，而从附加值来看，中国仅占3.6%（6.5美元）。2009年美国iPhone销量为1130万部，中国对美的iPhone出口表面的数值为20.2亿美元，然而按照出口附加值来计算，则仅为7350万美元。可见其对提高国民收入的贡献率小得可怜，这和中国购买美债和“两房”的巨大损失额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而且这些仅仅用对外贸易来确定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所产生的经济结构对提高本国国民收入显然不可能是产业结构的最优选择。也就是没有理由说选择了贸易中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能够决定导致国民收入最佳的生产结构。因此，林毅夫的理由不止是不充分，甚至是不正确的，以偏概全的，故意扭曲的。
于是，林毅夫的理论前提不成立，同时推理中又违反充足理由律，推理形式不正确或无效，论说以偏概全，也就必然导致他的理论不能成立。
同时，林毅夫要求发展中国家集中劳动力与资源去发展所谓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取得经济发展的结论也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事实相悖。当美国还处在发展中的时期，还被发达国家英国遏制着。英国要求美国生产低端原料性产品出口（所谓的优势产业），美国并没有完全按照这种要求去做，反而积极发展科技和和资本密集型型高端产品满足内需和外需，结果迅速超越了英国，成为超高度发达的国家。德国能够在短短十几年间一跃而起，创造德国奇迹，普遍都认为德国经济之所以能迅速兴起，原因虽然是由多方面的，但其中的科技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军工突飞猛进，快速发展，很快就居于世界先进水平，也主要是科技的力量，而不是什么比较优势的作用。柳循晓的论文《以色列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也指出：1948年建国的以色列，自然资源极端匮乏，战争连年不断，内外环境恶劣，经济却呈现奇迹般的发展，其根源在于该民族极大的创造性，将各种劣势和压力转化为动力和优势，成为世界农业、军事和科技强国。可见以色列的经济发达，关键推动力还是科技创新，而不是什么比较优势。另外，2012年03月08日挪威国家统计局《挪威内需旺盛》的文章披露：据挪威统计局数据，今年1月，挪居民消费同比增长4.2%，环比增长2.2%。分项看，食品和烟草消费增长1.7%，服装和其他用品消费增长1.7%，汽车和燃油消费增长2.9%，电力和取暖燃料消费增长6.8%。可见挪威之所以经济高度发达，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富裕的发达国家之一，人均近3.6万美元，位居世界前列的主要动力也来自内需的拉动，而不是依靠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拉动。这些明显的事实都否定了林毅夫要求发展中国家集中劳动力与资源去发展所谓的具有贸易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取得经济发展的所谓“新结构主义”理论。
林毅夫经过如此草率的推导就推出了与事实相悖的伪理论，表明他实在无心于学术研究，而只是热衷于推销美国新殖民主义的结构主义、华盛顿共识政治说教的新包装——所谓的“新结构主义”。这显然是一种殖民教条的政治推销活动，而不是一种学术研究。林毅夫不过只是一个美国通过世界银行推出的新盖达尔[注]，人们必须认识其实质，不要被蒙骗而掉进美国刻意挖掘的政治陷阱——借此彻底解决中国。
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还在于从林毅夫“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赶上发达经济”的理论顺理成章地可以推出中国可以通过城镇化来配合美国的高新科技而形成最佳中美国结构。林毅夫断言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美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既然美国的优势产业是资本密集型高新科技产业，中国的优势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经过产业升级向资本技术密集型靠拢，但也不过是高一级的代工，譬如印度的软件编程高级代工，依然是美国在科技研究与产业链的最高端，中国屈居产业链的中低端，美国盘剥中国的所谓最佳互补结构。特别是中国的城镇化可以逼出数亿劳动力，使劳动密集型的所谓优势产业能继续维持，而农村凋零，农业破败没关系——相对于美国，中国的耕地较少，集约化耕作水平，机械化、化学化、转基因化和农业补贴水平都低于美国，中国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也高于美国，也就不属于优势产业，本来就不应该选择，而应该放弃农业，改进口美国粮食，逼数亿农民进城打工，让出土地等资源来发展优势产业（低级代工和高级代工，以及美国资本控制下的转基因大农业）而形成新的产业结构——放弃农业扩大代工，这就是中国的所谓“优势产业结构”，并以此“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赶上发达经济”的深层要素结构来达到国民收入的提高的目的。这样的选择也就可以称得上是“科学”选择，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这实际上就是彻底毁掉中国的工农业基础，把中国完完全全绑在美国经济的沉船上，充当经济附庸而随之沉没。林毅夫的新理论能够与原先的美国战略配合的如此天衣无缝，完全靠“摸着石头过河”是办不到的，自然需要有“顶顶层设计”。如此，美国垄断资本改用一个中国人来出头露面，同时抛给一个理论而不是现成方案，让中国人自己去得出结论来，心甘情愿地执行美国高新科技-中国城镇化的中美国超级融合战略，这比由世界银行的美国官僚佐利克出面强行推销《世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的方案给中国，所遇到的阻力显然要小得多。因此，林毅夫先生只能够是一个美国通过世界银行推出的新盖达尔，一个政治说客，一个内应，而不可能是一颗学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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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盖达尔，美国推行休克疗法的俄国内应。“休克疗法（shocktherapy）”这一医学术语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引入经济领域。盖达尔在萨克斯的点拨下制定了一套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1992年初，休克疗法改革在俄罗斯全面铺开。“休克疗法”使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GDP总量降到美国的1/10。生活水平更是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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