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战争仍在继续，时代无法“转变”
——评《历史的灾难将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
3月11日，上海《解放日报》刊载吴建民先生撰写的《历史的灾难将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一文，以此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理该强烈谴责这场罪恶战争的策动者；或热情歌颂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各国人民；或从中总结、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离开了这三条，再漂亮的言辞，都只能是屁话。
吴文共三个部分，分别为：“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靠战争不再能够解决问题了”；“铭记历史更应坚持和平发展”。
读完全文，令人费解。因为通篇纪念文章，既没让人读到对策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强烈谴责；也没有读出它对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歌颂；更感受不到作者从二战中总结出什么值得肯定的历史教训。相反，吴文不谈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分，通篇净是些“和平、发展”之类的美丽词藻，宣扬的是虚幻的和平主义。其画龙点睛之笔是：“革命时代已经过去，战争不再解决问题”。
吴文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金字招牌立论的，可是实际上宣扬的却是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应该说，这篇文章对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其麻痹毒害作用不小。
请别糟蹋恩格斯
吴文的标题非常醒目，用了一句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名言：“历史的灾难将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
吴也许是想以此来“拉大旗，扯虎皮”，唬弄一些人，加强一点文章的“权威性”，以期增加其兜售私货的欺骗性。可惜弄巧成拙，反而招来批判。吴文在恩格斯名言后，紧接着写道：
“史无前例的灾难必然带来史无前例的进步。战争教育了人类，人类从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带来了人类的大觉醒。这就是为什么在二战结束之后，时代主题逐步发生了变化，从战争与革命逐步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果真如此吗？未必。
首先，“历史的灾难将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这句话，是恩格斯1893年10月17日给俄国友人尼·弗·丹尼尔逊的复信中，在谈到俄国农村富农资本主义正在瓦解农村公社变化时所写，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其外延不能任意夸大。信中原文是：
“像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让命运实现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9页）
很清楚，“历史的灾难将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虽然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辩证逻辑；然而，这一命题的成立是有条件的。恩格斯讲这句话的限定条件就是：“像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民族，而不是其他民族。更不是那些众多早就被历史淘汰、消亡了的民族（比如达罗毗荼人等）。何况，它又是针对当时俄国资本主义正在取代前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变革，其“灾难”本身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把恩格斯原文中需要有条件的转化，理解为绝对的无需条件的转化。这如果不是吴建民根本没有读懂恩格斯的原文，不懂辩证法；那就一定是故意歪曲。但不管那一种，两者都是错误的。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真的是“必然”会给世界“带来人类的大觉醒”，让帝国主义也改变其本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从而让战后历史完成“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历史的灾难”难道还不够大吗？怎么当时就没能得到“历史的补偿”？未能转化为“和平与发展”时代？而仅仅只是为新的大战作准备（用法国元帅福熙在签订《凡尔赛和约》后的话说：“这不是和平，不过是20年的休战”）；并于1937年果然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见事物的辩证转化，不是没有条件的，它绝对是需要有条件的。看来，吴建民得好好地学一学毛主席的《矛盾论》，这其实只是一个哲学常识问题。
吴先生有这样的“美好愿望”，自然让人想起了19世纪法国的两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和傅立叶。这两位思想家都看到了私有剥削制度的罪恶与弊端，主张“一切人都应当劳动”，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于是他们写了许多文章，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尖锐的揭露与批判，希望资产阶级能够良心发现，大发慈悲，放弃剥削，自觉地接受他们的主张。
傅立叶甚至制订了一个名为“法朗吉”的社会实验计划。在这个社会组织里，人们立马可以实现“人人平等，共同劳动，接受免费教育”。他把自己的这套计划刊登在报纸的广告栏上，每天在家等候愿意出钱创办“法朗吉”的富翁。结果，傅等了一辈子，始终没有一个富翁上门来赞助他的这个计划。
圣西门、傅立叶，这两位杰出的思想家，由于不懂得“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道理，最终只能落得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下场。
吴建民先生鼓吹的所谓二战后的“时代改变”论，说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且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这纯属一种主观判断。这一判断是否正确，得经得起客观历史发展的检验。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产物。列宁说，“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阶级自己挑起的。”（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
战争有正义的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分。马克思主义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不同：它反对一切非正义战争；但支持正义战争。
“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战争，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必要性。”（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
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人所共知，发生在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7—— 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三大固有矛盾发展演变的历史必然。因此，依照正常的逻辑，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没有消灭，战争的危机就存在一天。
另外，吴的判断是否正确？更得验证一下现实。二战结束70年来，虽说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受制于大国之际热核武器的“恐怖平衡”），但不管是在美、苏两极世界时代，还是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出现的美国“一超”独霸时代的世界格局，战争哪一天停止过？
笔者对1945年二战以后发生的战争，曾作了一个粗略的不完全的统计，除去一些相当数量的国内战争不计，仅有西方大国发动、参与的局部战争就不下23场，延烧于中东、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半岛、南亚、中亚、海湾、东非、北非、巴尔干、东欧、拉美等地，最长的阿富汗战争长达13年之久，世界各地几乎没有一年不在燃烧着战火。
进入新世纪后，美、欧西方国家不仅已经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还策动了中东、北非多国的“颜色革命”战争。环顾这个动乱的世界，不单有巴以危机、伊核危机、朝核危机；还有印巴核对峙、南北朝鲜对峙、钓鱼岛对峙、南海对峙，再加上美俄乌克兰对峙，等等。简直到处都是浓浓的火药味。把这一世界形势概括为“危机重重”，一点也不过分。事实证明：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是当今世界战争的根源。
面对如此严酷的世界局面，吴建民先生一概视而不见，硬要把美国“一超”独霸、危机重重与战火不断的世界，说成是“和平、发展”的“太平盛世”，这如果不是在重蹈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覆辙，那就一定是有意地在散布和平主义幻想。客观上就是在为霸权主义“先发制人”的战略服务——以便让爱好和平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毫无反抗地，在下一场战争中被消灭和征服。
时代改变了吗？
世界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与衰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的历史；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发展与最终确立的历史。这是资本主义时代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事物矛盾的辩证关系，贯穿在整个近、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始终。只要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衰亡，其固有的三大矛盾（帝国主义内部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帝国主义同殖民地之间的民族矛盾；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势力范围与霸权的矛盾）就不会消失。尽管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这些矛盾与斗争会时而激烈时而缓和，会有不同表现形态，但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剥削制度的本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也就不会改变，战争与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
吴建民先生断言：当今世界已完成了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变”，且已成了当今世界的历史潮流。其“依据”就是：“时代变了”，这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就是：
战后有“一大批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独立和解放”；“欧洲走向联合”；“亚洲和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拉美、非洲的一批新兴大国，诸如巴西、南非等也在崛起”；“科技大进步”。
不错，二战后世界形势确实有这些变化（但吴建民故意抹去了最为重要的一个变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与解体）。然而，这五条变化的出现，究竟说明了什么？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的人们，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解释。
吴建民认为：二战教育了人类，“西方大国被迫放弃殖民体系”，殖民地已经“独立”，亚非拉的一批“新兴大国”在“崛起”，这说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压迫的矛盾解决了；欧洲在联合，旧的欧洲帝国主义大国之际的历史恩怨与争夺的矛盾解决了；“西方国家内部进行的深度改良”，致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也“得以解决或缓解”了。一句话，旧世界固有引发“战争与革命”的“三大矛盾”都解决了，这才使世界得以完成“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吴甚至觉得，当今唯一的问题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怎样处理好同像美国这样“守成大国”的关系？因此，他告诫中国领导人，只有坚守“和平、发展”（迎合美国所需），才有美好前景（幻想）。同时，他也告诫美国：“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了”（幼稚）！据说，他用这套说词，居然把能言善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讲得无言以对（笑话）。
同样的五个变化，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看问题，则完全可以作出另一种解读：
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然而，德、日、意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暴行，终于激起了反法西斯各国和世界人民的强烈义愤与反抗，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统一战线，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与牺牲，终于取得了胜利。
这叫什么？这叫：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二战中，是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和平力量，聚合美、英、中等26国，组成强大的世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正义力量，使这场反法西斯战争注入了既具有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同时又赋于全新的革命意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帝国主义惨败；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大大削弱，导致欧洲列强主宰世界的国际格局不复存在，代之以美、苏两个强国和雅尔塔体制的确立——形成了战后两极体制（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冷战对峙）的国际格局。其后，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修正主义逆流，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解体”，出现历史大倒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最终形成美国“一超”独霸的世界格局。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世界人民的革命觉悟大大提高，推动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革命斗争的高涨。其结果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最后形成了有14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最后形成了第三世界。这就是吴文中世界五大变化中的第一、第三、第四条的变化，它们是世界人民积极进行革命斗争的结果，绝不是西方帝国主义“让步”政策的产物。至于第二条：欧洲走向联合，这是战后欧洲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为振兴经济、抗衡苏联东欧、摆脱美国控制，走“联合自强”道路的结果。最后第五条科技的发展，那更是历史进步的必然。
显然，五条变化，既没有在这个世界上从根本上消除帝国主义，也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战争的根源没有消除，又怎能断定世界已进入“和平、发展”时期？更何况从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消失，历史倒退，资本主义势力反扑，国际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形成“一超”独霸、为所欲为的局面，战争的因素进一步增多、增大，又怎能得出当今世界已处于“和平、发展”时代的结论？
可见，吴建民这种不顾客观事实的武断结论，是禁不起现实检验的，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又不得不使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赫鲁晓夫所鼓吹的“时代改变”论。正是根据这种幻想，赫氏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提出“三和、两全”纲领（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全民党、全民国家）。结果怎么样？在“和平竞争”的过程中，彻底解除了革命人民的思想武装，赫鲁晓夫及其徒子徒孙们戈尔巴乔夫之流——最终把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苏联给“灭”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随之解体！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沉痛教训。
对时代，对世界形势的正确判断，是中国共产党制订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依据，是社会主义国家制订正确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与命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只有以马克思主义这一严整而彻底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科学地洞察这个世界，决不能被吴建民之流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潮所误导。
铭记怎样的历史教训？
吴文最后部分有一段特别令人费解的文字：
“回顾二战的惨痛教训和战后人类所取得的进步，我们需要特别汲取的是什么？”接着，他就向“我们”提出了所谓的三条“历史教训”：
“首先，应念念不忘和平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其次，需正视历史，铭记二战的惨痛教训”；“第三，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这就奇怪了，二战是“我们”挑起来的吗？怎么不是要日本军国主义去吸取教训，而是“我们”？当今世界的战争根源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中国是战争的策源地吗？
当然，中国确实也可以反思一下：为什么会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那就是当时蒋介石政权的“攘外必先安内”——热衷于发动内战、不抗外敌的反动政策。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政府始终执行“对内镇压抗日爱国运动，对外步步退让、偷且苟安”的卖国政策。先后签订了像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5月《塘沽协定》、1935年6月《秦土协定》和7月《何梅协定》，实际上承认、丧失从东北、华北等一系列国土和国家主权，从而在客观上纵容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可见，我们所要汲取的历史教训，根本不是吴建民所讲的那“三条”，而是应该认真执行毛主席制订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和实行自卫原则的国防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最为奇怪的是吴氏“历史教训”的第三条，竟要求“我们”：“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这是什么意思？对此，吴建民没有展开论述。只是在文中笼统地提到：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策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助燃剂。联系到日中钓鱼岛危机爆发初期，吴建民公然斥责爱国民众抵制日货行动是“愚蠢”之举，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之说，这不能不使人只能这样理解：本次吴文的矛头也是指向国内部分爱国人士的。果真如此，那么，笔者就不得不向吴建民先生发出一个忠告：请站稳你的中国人的立场！
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危险倾向，究竟是“崇洋迷外”的洋奴哲学，还是“天朝自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究竟是多了像罗援将军那样，主张提高警惕强化国防观念的“爱国贼”，还是多了像茅予轼那样公然鼓吹放弃领土主权的“卖国贼”？
吴先生是很尊重“外国朋友”的。那就请你听听一位“美国朋友”是怎样看中国的吧！
前不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即将崩溃》一文。就是这位“中美友好人士”，大胆预测中国共产党已经步入其生命的最后阶段。文章认为，中国正面临难以克服的五大危机，这五大危机必然导致中国崩溃：
大量的富人、精英正在逃离中国；国内政治压迫和中共的不安全感越来越强烈；中国官员给人的印象是木讷而无趣（按：指官员无能）；大量的严重的腐败现象的存在；经济增速正在放缓。（转引自陈定定：《沈大伟“中国崩溃论”是严重误读》）
笔者以为，美国的许多“友好人士”不友好。沈大伟的“五大危机论”，纯属反华人士“唱衰中国”的烂调，全是无稽之谈。打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天天在念“中国垮台经”，奇怪的是：中国反倒越来越强。（反动派永远看不懂）
尽管如此，但被沈大伟视为中国第一危机的“大量的富人、精英正在逃离中国”一说，倒是值得重视的。
据外媒报道，在截至2013年的十年间，已有超过7.6万中国富豪、精英移民国外或者获得了另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截至今年1月底的两年间，中国人占澳大利亚投资签证申请的90%以上，达1384人。中国人还占据了英国和美国高净资产签证申请的大多数。（见3月6日《参考消息》）
大量中国富豪、精英外逃这一事实本身，已雄辩地证明：当前中国社会主要危机倾向，根本不是吴建民所臆想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而是“崇洋迷外”的洋奴哲学。试问：在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气氛浓厚的社会，会出现富豪、精英纷纷外逃，不愿做中国人，而要去做外国人的情景吗？
冷静地思考一下，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哪里？除了人民生活有所提高，那就是“一部分人”富了起来。如果这批“先富人群”都带着积累起来的财富“外逃”了事——移民国外，成了外国公民。那么，由几亿农民工（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人口红利”）血汗换来的，并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的“改革开放”仅存的成果，实际上就都输送给了美、英、加、澳等这些西方国家了，留在国内的也就只是“一地鸡毛”了！这样，“改革开放”还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社会现实的思潮的走向，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成败。究竟是“左”了，还是右了？是到了庙堂执政者该认真思考的时候了。
让毛泽东思想回归吧，吴建民之流的右倾言论可以休矣！
附：吴文
历史的灾难
将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
吴建民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有人类历史就有战争，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波及面最广、造成损失最严重、死伤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二战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涉及20亿人，占当时世界人口的80%，战场波及2200万平方公里，各国动员兵力共1.1亿人，死亡军民5500多万，造成的物资损失达时价14万亿美元。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
恩格斯有句名言：“每一次历史的灾难都是以历史进步为补偿的。”史无前例的灾难必然带来史无前例的进步。战争教育了人类，人类从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带来了人类的大觉醒。这就是为什么在二战结束之后，时代主题逐步发生了变化，从战争与革命逐步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时代主题既揭示了一个时代世界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又指出了解决这些主要矛盾的路径。二十世纪很长时间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中度过的，世界当时面临三大矛盾：
守成的帝国主义大国将世界基本瓜分完毕，新兴的帝国主义大国对此不甘心，要求重新瓜分世界，二者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
帝国主义列强与全世界广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
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革命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以及西方大国被迫放弃殖民体系，西方国家内部进行的深度改良，致使上述矛盾得以解决或缓解。时代的主题逐步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时代主题的变化是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也是统领一切的变化。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世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一大批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独立和解放。
在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冲击下，西方大国的殖民体系一个个土崩瓦解。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会员国仅为50国，今天为193国，绝大多数国家是在战后取得独立的。
2、欧洲走向联合。
欧洲曾经是二战的策源地和主战场，法德之间也打了几百年的仗。战后欧洲人痛定思痛，决定走向联合，先是搞煤钢共同体，随后搞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在三个共同体的基础上，建立了欧共体。欧共体逐渐演变为欧洲联盟，发行了统一货币欧元。现在欧盟有28个成员国，人口5亿，面积达438万平方公里。欧洲主要大国法德之间的战争再也打不起来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
3、亚洲和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
亚洲崛起经历五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日本。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碰得头破血流，战后改弦更张走和平发展道路，采取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很适应日本的情况和全球化发展的需要，日本在亚洲率先崛起。1968年日本经济总量超过了当时的西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个浪潮是上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崛起。它们学习日本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走上了崛起之路。第三个浪潮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特别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也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模式发展起来。第四个浪潮是中国，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实施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迅速崛起。第五个浪潮是印度，印度1991年实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加入了亚洲崛起的大潮。中国和印度加入亚洲崛起的大潮，使亚洲崛起的势头、深度和广度大为增强。亚洲崛起的进程远未结束，但亚洲的崛起导致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个进程尚未完成。然而，这是人类历史上近三百年来最大的变化。
4、与此同时，拉美、非洲的一批新兴大国，诸如巴西、南非等也在崛起。
亚洲和新兴大国的崛起使约十亿人摆脱饥饿和贫困，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
5、科技大进步。
战后的科技革命、信息革命使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取得史无前例的进步。仅战后头30年，世界工业产值累计额就是迄至当时为止人类历史上工业累计总产值的2倍。
靠战争不再能够解决问题了
战争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是威力无比的。国与国之间发生争端，如果外交途径解决不了，那就诉诸武力。然而进入新世纪后，国际关系出现一个崭新的现象是：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了。
美国在进入新世纪后打了两场半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两场半战争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给美国和其盟友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战争解决不了问题，这难道不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吗？！这就意味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丛林法则越来越行不通了。
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了，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今天的世界也好，各国国内也好，都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如何去解决？我们不能不佩服邓小平同志的睿智和远见，早在1978年他就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解决各种矛盾要靠什么？要靠改革，要靠开放，要靠发展。中国过去30多年的大发展证明这条道路是走得通的。中国1978年就倡导改革，契合时代主题的变化，占得改革的先机。
铭记历史更应坚持和平发展
70年在人类历史上是短暂的，但世界的变化是巨大的。应当说世界的大变化今天才刚刚开头，更伟大、更威武雄壮的变化还在后面。回顾二战的惨痛教训和战后人类所取得的进步，我们需要特别汲取的是什么？
首先，应念念不忘和平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汉书·董仲舒传》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几句话很有道理。研究世界形势，必须关注“天”变了没有，时代主题的变化是天大的变化。
在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战败国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受尽凌辱。今天美国敢强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吗？不敢。因为天变了，世界变了。
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也出现了一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我们坚持和平发展，就必须顺应这股潮流。
习近平主席曾经多次引用过孙中山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2014年1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主席还再次强调：“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
2011年“9·11”十周年前夕，美国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来采访我，第一句话就是：“吴大使，你看你们过去十年发展得多好，而我们美国就顾打仗了。中国是‘9·11’的最大受益者。”
我回答说：“你前面几句话我都同意，但我不同意你说的‘中国是9·11的最大受益者’。的确，过去10年中国发展得很快很好。2001年中国GDP为1.32万亿美元，美国为10.63万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8倍。2011年中国GDP为7.5万亿美元，美国约为15.5万亿美元，约为中国的2倍。中国过去十年确实发展得很好。中国之所以能发展得如此之好，是因为我们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你们逆了这股潮流，而不是因为‘9·11’。我们早在‘9·11’之前就一直顺应着这股潮流，今天仍然是这样。”对方听后，无言以对。
其次，需正视历史，铭记二战的惨痛教训。
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他们犯下的罪行，历史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决不允许翻案。我们铭记历史绝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使二战那场大悲剧不再重演。因此任何否定、美化法西斯侵略历史的言行，都是国际社会所坚决不能接受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任何人想要否定、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
第三，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在当前形势下，有两股思潮特别需要我们注意：一股是民族主义，一股是民粹主义。这两股思潮的泛滥不局限在某一个国家，在全球范围都有。
历史告诉我们，希特勒也好，墨索里尼也好，东条英机也好，他们当年在发动战争前，在国内采取的重大举措就是大肆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他们宣称本民族是高贵的民族，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以此为他们的侵略行径鸣锣开道。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也在煽动民族主义，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民粹主义思潮也在泛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起来非常危险。民粹主义会导致从政者被民族主义所劫持——明知道有些观点和做法不对，但为了博得公众支持，他们也会去干。因此，我们对上述两股思潮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2015年3月11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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