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鲁国发生内乱(庆父之乱)，齐桓公欲趁机灭掉鲁国。他询问曾去鲁国作过实地考察的大臣仲孙湫。
桓公曰：“鲁可取乎?”
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见《左传·闵公元年》)
把这段话，译成白话就是：
齐桓公问仲孙湫：“我们可以灭掉鲁国吗?”
仲孙湫答道：“不可。他们还遵循周礼。周礼是国之本。在下听说：‘国家将亡，躯干首先倒下，然后枝叶随着衰落’。现今鲁国不弃周礼，是不能动它的。您应帮助鲁国平定内乱，并亲近它。亲近那些秉持周礼的国家，依靠稳定强大的国家，离间内部离心离德不持礼仪的国家，灭亡那些摒弃周礼昏乱无道的国家。这才是霸业之道。”
春秋时代，诸侯列国全是周天子所分封。因此，周礼自然成了各诸侯国的立国之本。不尊周礼，或是摒弃周礼，不仅否定了诸侯国本身存在的合法性;同时也让自己陷入“不义”境地，在道义上必然成为众矢之的。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价值观。“周礼”者，是春秋时代的根本价值观与是非观。仲孙湫要求齐桓公秉持“周礼”办事，这在当时就是坚持正道。只有站在时代道义制高点上的王道“霸业”，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其后，齐国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挟天子以令诸侯”，前651年，齐桓公与各诸侯国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会盟，终成霸业，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这段历史故事，虽距今已有2600多年，然而，国家治乱兴衰的内在规律，却是同一的。历史的经验值得珍视。
毛泽东思想是“党魂”、“国本”
毛泽东思想，是20世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1921年7月，自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制定了第一个《党纲》起，就规定了党的根本性质。它是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经过了24年的革命实践斗争，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长期、反复的革命斗争中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本次会议，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制订了新党章。“七大”新党章的最大特点，就是第一次明确规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列入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夺取了1949年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党章虽然对党的指导思想作了新的语言表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没有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是根据毛泽东本人的建议所作的变动。因为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避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在这个问题上持特别慎重的态度。毛泽东多次提出不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再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在实践中，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
1969年中共“九大”的党章重新恢复了这一提法：“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并一直沿用至今。(其后添加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以上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无论是在理论上与客观实践中，毛泽东思想一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党魂”。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人民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开幕词，开宗明义地指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明文规定：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五四宪法”从历史的发展，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与宪法依据。
以后，尽管1975年1月、1978年3月和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过三次修订，但“五四宪法”中阐述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始终不变。只要我国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变，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永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本”，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基本价值观与是非观。以法治国、以宪治国，就是要维护毛泽东思想这一“国本”，就是要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改革开放”不是离经叛道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从理论上讲，这是党的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人们一般理解，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执行类似苏俄在1921年那样的“新经济政策”，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前进而后退一步”;而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列宁认为，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俄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情况，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途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当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某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而是一种“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新经济政策就是：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但必须明白：这种经济只具有“过渡性质”。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
“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联合和并存呢?当然能够”。然而，“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或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行新经济政策，即“容许贸易自由和发展资本主义”，自然是有条件的。在列宁看来，这至少得有两条：一是“无产阶级国家只要不改变本质”;二是“在一定限度内，在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手续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着自己的政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必须能有效地管控资本主义的发展。
所以必须如此，这是因为，“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然存在着阶级”，“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经济斗争就会存在，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说到底，就是为了保证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的发展，一股离经叛道的逆流汹涌袭来。
一些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趁机抛出“资本主义补课论”，大肆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力图改变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则公然打出“民主社会主义”旗号，妄图以此取代科学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为此，他们勾结所有被打倒了的各类阶级敌人，不断地掀起“反毛”、“污毛”恶浪，恶毒地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妄图挖去“党魂”，颠覆“国本”，配合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彻底摧垮中国共产党，复辟旧制度，再次让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
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
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历史铸就的中国共产党的“党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本”，而且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只要拥有它，就能奋发向上，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丢弃它，必然再次面临听任外族奴役、宰杀的悲惨命运。
这是笔者的危言耸听吗?非也!
试问：一个国家、民族的兴亡之道是什么?答案是：既要有物质，又要有精神。然而，两者相较，毫无疑问，更为重要的是精神!
比如，面对日本鬼子的侵略，怎么办?为物质，选择屈服、投降;为精神，选择反抗、斗争。结果是：屈服、投降，像猪狗一般活着，甚至仍惨遭屠杀;反抗、斗争，作为民族英雄站着、牺牲，通过斗争，最后取得胜利。
回顾百年中国近代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为什么同样是四万万同胞，1949年以前就一直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到了毛泽东时代，以往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的中国军队——被认为是“赶着挨打的鸭子”，怎么突然全变成了“雄狮”?
道理很简单，中国人的物质没有多少改变，改变了的是人的精神。因为中华民族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武装。
毛泽东思想为什么能战无不胜?因为它具有“三性”：科学性、人民性和自主性。
哲学上的科学性。毛泽东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为认识论，这就使其认识具有科学性。毛泽东的《矛盾论》与《实践论》以及《人的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哲学著作，从哲学高度解决了毛泽东思想对实现世界的认识科学性，从而保证它能客观地准确地认识世界。
政治上的人民性。毛泽东思想以人民性为它的出发点与行为的最终归宿。这就是一切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立场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形成了一个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公”字观。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献，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民性，就是它具有无穷无尽力量的源泉。
实践中的自主性。毛泽东思想在实践斗争中的方针，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成功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毛泽东反对一切依靠侥幸、依靠外援，不经过艰苦奋斗，取得胜利的幻想，这也成了其实行彻底的群众路线的根据。也是孕育毛泽东思想的爱国主义、民族自信、自尊、自强思想的反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反毛”、“污毛”浊流的不断翻滚，一些正直的共产党人纷纷站了出来，以鲜明的立场捍卫毛泽东思想。
80、90年代，最先站出来的是一批老一辈的共产党人，如黄克诚、王震、彭真、习仲勋等，他们虽然都在文革中遭受过冲击，都有过个人的委屈。但他们都能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上论是非，维护、捍卫毛泽东思想。把他们的话结集起来，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句话：
“毛泽东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1983年《习仲勋副委员长生前为韶山题词》)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的代表、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他在上世纪末，正当国内外敌人疯狂攻击、污蔑人民领袖毛泽东，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经济上否定公有制，大搞私有化时，愤然指出：“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另外，更有像邓力群、魏巍这样坚定的共产党人，挺身而出，坚持同一切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复辟复辟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共产党人的持续不断的斗争，这才使毛泽东思想至今仍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依然岿然不倒。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告诫：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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