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大师”与节操
——评柳如是与钱谦益
钱昌明
1931年6月，秘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被国民党破坏，六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审讯开始，未待特务动刑，向即叛变，主动承认自己的中共总书记身份;还供出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住处，连同与其长期同居的妓女杨秀贞也被他一起出卖了。陈、杨俩随即被捕，均遭受特务的严刑拷打。然而，她俩始终没有吐露与中共的关系。事后，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随口吐出一句评语：“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节操”，亦称气节。往高里讲，指一个人能否无条件地笃守自己的崇高理想、信念;往低里讲，就是能否坚守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线，它是检验人们是否具有高尚品格的试金石。
评一个人的品格要讲“节操”，主要应看政治“大节”。即能否始终忠诚于自己的国家、民族，是否始终忠诚于自己崇高理想与信仰。比如汉代的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匈奴贵族多次威逼利诱，要其投降。后又将他流放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扬言要等公羊下仔方可释其回国。苏武历尽艰辛，留居匈奴十九年不屈，成为历史上“守节”的典范。
在实行娼妓制的私有制社会里，妓女作为“商女”，她可以“委身于人”，自然容易形成“婊子无情”的现象;然而，却不等于她们一概没有政治气节。反之，一些社会“精英”、“大师”，尽管他们满口“礼义廉耻”，“仁义道德”，实际上却往往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
文天祥有一句名言：“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说的是，一个人的气节、品格，只有在危难时刻才能得以检验，此谓“烈火见真金”。按常例，在国破家亡之际，“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男儿理该挺身出，保家卫国献忠诚。然而，其时一些所谓“精英”、“大师”，往往因人品卑下，经不起考验，内心肮脏原型毕露，丑态百出。
柳如是和钱谦益，一个是明末名妓;另一个为儒学“大师”、明末高官。这对少妻老夫，关键时刻在“节操”问题上，恰恰成了“高尚”与“卑下”两端的典型，形成鲜明对照。
“商女”有气节
柳如是，明末著名歌妓、才女。本名杨爱，因读辛弃疾词《贺新郎》“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句，故号如是，后又自称“河东君”。著有《戊寅草》、《湖上草》与《尺牍》等诗作留世。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年，柳出生于浙江嘉兴，家世不详。有人根据明末社会环境与有关诗文考证，推测柳如是出身书香门第，早受启蒙。因家遭变故，被人口贩子转辄拐卖(参见泠泠七弦：《钱谦益柳如是年谱合编》)。崇祯元年(1628年)，被吴江盛泽归家院收养，堕入娼门。钱谦益诗句“有美生南园，清芬翰墨传。河东论氏族，天上问星躔。”断定其妻是望族出身。柳如是被卖入归家院，以假母之姓为姓，此乃杨姓之由来。
明末妓院老鸨常买贫家容貌姣好幼女、以“养女”名义收养，精心调教女孩学练吹拉弹唱，养成后命她们接客赚钱。归家院掌门，系江南名妓徐佛，姿容不俗，会操琴弹唱，擅画兰草。聪颖的柳如是，在徐佛的精心调教下，不几年就才艺出众，且能诗词、书画。
崇祯四年(1631年)柳如是虚岁十四，被年逾花甲大学士、吴江罢职故相周道登买为侍婢。柳的聪明乖巧，博得周老夫人欢心，更为周之所爱。期间，周又亲教柳读诗学文，点拨启发，使柳的诗画水平大有长进。周生性风流，家中姬妾成群，后再占柳氏为小妾并予以独宠。前后未及一年，周府群妾醋意大发，屡屡加害于柳，诬陷其与男仆私通。柳一度几被处死，后经周老夫人劝阻，才以逐出周府了事。
明末政治黑暗，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同时激化。时外有满族后金入关之忧;内有宦官、朋党之争。士人以清议时政为风尚，以逛院狎妓显风流。秦淮河畔、苏杭等地，花业兴旺。柳如是被逐周家后，周道登随即病逝。柳无奈重回归家院，操青楼旧业。她以“相府下堂妾”的身份高自标置，独张艳帜，自备画舫，浪迹吴越间，开始浮家泛宅的游妓生涯，很快在花界成名，成为江南名妓。
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柳如是流居松江，自号“影怜”，表浊世自怜之意。是年冬，柳赴松江佘山陈继儒山居晚香堂，为陈氏七十五寿辰祝贺。名姝佳丽有王修微、林雪，名士才子有陈子龙、宋征舆、李待问、李爱、来征壁等。此次寿庆，柳如是与宋征舆陈子龙等相识。
17世纪中期的明代，近代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萌芽。与商品经济、市民社会发展相适应，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亦已萌发。比如，李贽反对传统理学和封建伦理道德，提出不以孔子的是非论是非;认为“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主张男女平等。黄宗羲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还提出，天下不应由君主“独治”，而应实行“众治”，等等。
柳如是生活在那个时代，虽身为妓女，已萌发一定的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追求自由的思想。这集中表现在她敢于不拘传统，无视陈规礼仪，以儒服男装，与当时的复社、几社、东林党人交往。与士人纵谈时势、和诗唱歌;更能大胆追求自己企求的爱情。柳如是曾以豪爽不羁的态度追求过三个男人：松江才子宋征舆、复社领袖陈子龙和东林党魁钱谦益。
第一个男人宋征舆。系明末秀才，“云间词派”最先填词人，与陈子龙、李雯并称“云间三子”。松江华亭人，万历四十六年生，与柳同岁。年轻有为，风流倜傥。自山居晚香堂寿庆后，宋就恋上了柳，紧追不舍。柳如是见其情真意切，决定以身相许。岂知宋生性懦弱，遇事怯退。宋柳相恋不久，松江知府方岳贡受宋母请托，竟以取缔“流妓”为名，责令柳如是限期离境。柳找宋商议，宋一味推诿不敢担当，竟劝其“姑避其锋”。柳忿其不堪情爱考验，大怒，即以短刀斫断古琴七弦，与之决裂、断绝关系。
第二个男人陈子龙。陈与宋同为“云间三子”，生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长柳如是十岁。在松江官府“驱柳”事件上，陈挺身而出，仗义为之解围。此后，陈柳交往频仍，诗词酬答不断。是年秋，陈子龙北上京城赴会试，柳如是赠诗《送别》五律二首。第二年春，陈子龙会试落第归乡，陈、柳关系进一步密切。崇祯八年(1635)春，柳如是与陈子龙公开同居于松江南园。陈子龙作《樱桃篇》、《秋潭曲》。柳如是作《游龙潭精舍登楼作，时大风，和韵》、《声声令·咏风筝》等。两人情趣相投，你吟我和，不亦乐乎。
然而，好景不长。同年初夏，陈子龙正妻张孺人挟陈氏祖母、继母等人之命，亲到南园，迫使柳如是与陈子龙分手。柳被迫移居横云山麓，陈、柳二人关系时断时续。
柳如是与陈子龙同居，两人感情深挚，堪称情投意合。但只开花不结果，终未结为连理。据陈寅恪考证，究其原因，一是陈妻张孺人(有其婆母撑腰)虽容陈子龙纳妾(时陈已有妻妾三人)，但不堪容忍柳的妓女身份，坚决不予接纳;二是由于陈当时经济状况不能满足柳之要求。然而，这只是外因，究其内因，还是陈本人尽管喜爱柳之美貌与才华，然其内心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不敢违“礼”、特别是不愿违母命而动;加上陈对女性的态度也囿于传统，与柳追求平等自由的观念相左。
陈柳分手后，友情犹存，间有诗词文字交往。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柳如是刊刻诗集《戊寅草》，署“柳隐如是著”，陈子龙还专门为其作序。这一关系一直保持至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兵陷南京，陈子龙组织抗清武装斗争，事败被捕，投水殉国。
柳、陈姻缘受挫，给柳如是以重重一击。即便如此，但她仍不愿放下择婿标准。当时向她求婚的名士不少，但均遭其拒绝。
第三个男人钱谦益。钱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出生于苏州府常熟县，长柳如是36岁。他是诗坛大家，东林党的领袖人物，官至礼部侍郎。崇祯十二年(1639年)春，钱谦益因同僚争权，遭温体仁、周延儒排挤，被革职返乡。他途经杭州，在“诗妓”王修微家，柳如是以一首绝句(“垂杨小苑绣帘东，莺花残枝蝶趁风。最是西冷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结识这位“大师”，相谈甚欢。第二天，钱谦益、柳如是俩又泛舟西湖，煮酒论诗，格外尽兴。此番会面，钱、柳双方均留下美好印象。钱为柳的年轻美貌所倾倒，更欣赏她的才华与情趣;柳则仰慕钱的大家文才与风范。
柳如是历经过两次情场失意，更想找个真正可靠的男人作自己的终身伴侣。因此，特别在乎于男人对自己的属意。在所有追求她的男人中，尽管钱的年龄已近花甲，与自己差距较大，但她反而感到这似乎更为可靠，加上钱的家道殷实，终于使她下定了嫁钱的决心。
崇祯十三年(1640年)初冬，柳放舟常熟虞山，访半野堂之钱谦益。她女扮男妆，以“柳儒士”之名主动去与钱相见，托付终身。钱谦益大喜，第二年春天，两人便正式结为夫妻。钱不顾家庭干扰及世人非议，以“正妻”之礼娶了柳如是;还化巨资专门为她建造了一座精美典雅的小楼，命名为“绛云楼”，楼中藏书为江南之冠。根据《金刚经》中“如是我闻”之句，将柳氏起居之室命名为“我闻室”，以暗合柳如是的名字。
婚后，这对老夫少妻相携出游名山秀水，杭州、苏州、扬州、南京、黄山，游了个遍;吟诗作词，悠闲自得，过了几年好日子。
柳如是不单在婚姻上违背封建传统观念，敢爱敢憎，敢于追求，具有特立独行的个性;更为难得的是，在民族气节上，她言行一致，坚持自己的崇高理念。
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占领北京后，次年南京成立南明弘光政权，柳如是为抗清大业，支持钱谦益出任南明的礼部尚书。次年夏，清军南下，眼看南京面临破城之辱，柳如是劝钱谦益一起投水殉国。但钱谦益言行不一，“大师”的“高贵”形象顷刻全无，他推说：“水太冷，不能下”!而柳如是却毫不犹豫，毅然跳入水中(后被人救起)。
柳如是虽是妓女出身，被世俗视为是品格“卑下”的人。然而，她这奋身一跳，跳出了民族气节，跳出了人格尊严，跳出了一个大写“人”，这让她在历史上无愧于进入“高尚的人”的行列。
“大师”无节操
钱谦益身为明末“东林党魁”、曾任礼部侍郎，号称“学贯天人，诗名盖世”，被时人推为“当代文章伯”，是公认的清流魁首，可谓是名符其实的“大师”。可惜虚名虽高，人品、节操卑下，实为秕糠。
清兵南下，钱谦益作为明王朝的高官、士林名流，平时念的就是一本“忠君”、“爱国”经。按理，他该挺身而出，领兵抗战，现身在抗清战场上。即使做不到这一条，也该以死殉国，以全自己的名节。退一万步讲，至少也应遁入山林、隐退尘世。可叹的是，钱氏为了个人私利，竟不知廉耻为何物，公然卖身求荣。
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十五日，钱谦益不仅不愿以死殉国，居然率南明小朝廷诸大臣，在滂沱大雨中开城向清军统帅多铎迎降。随后又主动剃发，迎合清人雉发之制。据史敦《恸余杂记》记载：
“豫王(多铎)南下江南，下令剃头。南明民众对此议论纷纷。一日，钱谦益忽然说：‘头皮痒得厉害’，突然出门而去。家人以为他去用篦子篦发。不一会儿，剪了头发，留着辫子进来了。”时人有诗云：“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同样面临国难，可是钱谦益的不少同僚好友——如河南巡抚越其杰、河南参政兵备道袁枢，却誓不仕清，相继绝食而死。两相比较，品格高下立见。
其实，钱谦益在降清之前，早就暴露出他是一个只求做官、不讲“名节”之人。人所共知，明末政治最大问题，莫过于东林党人与宦官阉党之争，双方斗得你死我活、水火不容。清兵入关、崇祯死难。当阉党头目马士英、阮大铖，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组建腐败的南明小朝廷时，为了做官，钱居然改变原先拥立潞王立场，依附马阮，同流合污，当上了礼部尚书(其后实践证明：柳氏支持他出仕是为了抗清，钱则纯粹为了做官)。
据《南明野史》记载，“钱(谦益)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既投阮大铖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赠以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令柳姬谢阮，且命移席近阮。其丑状令人欲呕。”
钱谦益降清后，一心要去北京做大官，柳氏坚决反对。柳改变不了钱的执意北上，只得坚决拒绝随其同往，只身留在南方。
钱到京后，混得很不理想，原本以为凭着他的才学与名声，求个宰相级别的高位，结果清廷只给了个“礼部侍郎”的虚职，任编修明史副总裁，遭受冷遇。钱谦益自感没趣，心灰意冷。加上柳如是接二连三来信规劝，一再提出“功名富贵，贵在知足，年逾花甲，夫复何求!”半年后钱谦益才下定决心，托病向清廷辞官，很快得到应允，就此脱下官袍，再度南归携柳如是返常熟团聚。
顺治四年(1647年)，受淄川谢陛案牵累，钱谦益被逮锒铛北上，关入刑部大牢。柳如是扶病随行，上书陈情，誓愿代死或从死。此案因证据不实，后被释放。第二年，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钱谦益再因黄毓祺案被株连，羁囚南京大狱。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行重贿请托斡旋，钱谦益才得以免祸。出狱后，被管制在苏州，寄寓拙政园。
两次囹囿之灾，彻底击碎了钱谦益做清廷高官的幻梦，既深化了他对柳如是的情爱，也促使其晚年政治态度的改变。自苏州返回常熟后，他表面上息影居家，暗中与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联络。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郑成功、张名振北伐，钱谦益与柳如是积极响应，“尽囊以资之”。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郑成功、张煌言率水陆大军再度北伐，连克数镇，钱谦益欣喜若狂、慨然赋诗作《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己亥七月初一作》等诗歌，歌颂抗清之师。
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钱谦益去世，年八十三，葬于虞山南麓。据说，他临死前悔恨地呼喊：“当初不死在乙酉日(按：指柳如是要与他一起投水殉国事)，这不是太晚了吗?”(据顾公燮《消夏闲记》)。
两个月后，柳如是悬梁自尽，享年四十六岁。虽说她的死与不堪受钱氏族人的欺凌有关，但更多的同政治有关。她在遗书中明白地写道：
“死后棺木不能入土，因国土被人占去了，要在土室中悬空置铁索，再放棺木于铁索上”其殉国之情，溢于言表。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评人品，讲的就是一个“气节”。
与柳如是相反，钱谦益作为大明高官、清流魁首，是公认的传承中华传统文明的“大师”。可是，在国破家亡的民族危难之际，为一己之私，迎合清廷的“招降纳叛”政策(“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指地主可保全土地财产)，带头降清。其后，又因未能满足其升官欲望，再转而暗中反清。如此首鼠两端，居心反复，全无节操、人品可言。钱曾以诗才闻名于世，但却被后辈诗人袁枚批之为：“伪名儒，不如真名妓!”
钱在其代表作《初学集》、《二学集》中，利用文字，攻击清朝，被后人斥之为“当了婊子，还要立贞洁牌坊”。乾隆似乎特别痛恨钱谦益，批他是个“有才无行之人”，认为“其意不过欲借此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还专门写了一首讽刺诗曰：
“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按：“孟八郎”为禅林用语，形容强横暴戾之粗汉)后又下了一道谕令，将钱谦益打入《明季贰臣传》乙编(“贰臣”，指大节有亏之臣，分五等：一等，为明朝低级官吏，降清后因忠贞效力得以高升;二等，为明朝高官，降清后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下了大功;三等，明清两朝均为高官，但两朝皆系奸佞;四等，前后两朝做官，又暗中诋毁清朝;五等，明朝官员，先投降了农民军，后又投降了清朝。钱被当作四等“贰臣”典型)把他写进了历史的耻辱簿之中!
王国维赞扬女中丈夫柳如是。认为，在国破家亡危难时刻，包括钱谦益在内的那些屈膝变节的明代士大夫们，在气节和操守方面是远远不如柳如是这个“下贱”妓女的。
斗转星移，钱柳时代离我们已远去三个多世纪。但人们对钱柳故事的诠释与评说，仍将继续下去，永远不会消失。
世上无不变之时势，但应有永恒的人品。这就是大节、气节、晚节。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低潮时期，钱柳故事应该特别引起共产党人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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